十一月的北大荒已经天寒地冻。清晨，漫天的雪片飘飘洒洒不由分说地占据了天地之中的所有空间。几步开外，面对面也难认得出谁是谁。日光晦暗却白得晃眼，阴沉沉的天气给人些许心如死水的压抑。

早饭后，宋副连长手缩在棉大衣袖筒里，站在连部门外鼓着腮帮子吹哨，羊剪绒帽子和棉大衣上落满了雪，尖锐的哨声催赶着知青和老职工到军人俱乐部集合开会。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百余名转业军人从大连来到建江农场，他们被统称为“六五八”。其中，八十余名转业军人来到建江农场新建点九队——现在的二十一连。二十一连的军人俱乐部是“六五八”到达之后给新建点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它是连队里最“雄伟”的建筑，是二十一连的骄傲。外连的人都说，二十一连军人俱乐部的“雄伟”规模仅次于团部的大礼堂。可是按二十一连人的说法，团部大礼堂不过是个民间建筑，而我们的军人俱乐部具有名副其实的部队风格：红砖白瓦，大门上方的白色长方形横匾中央嵌着一颗放射光芒的红五星，下面是“军人俱乐部”五个端庄大字，再下面镌刻着具有纪念意义的竣工时间“１９６5”。俱乐部正面红砖墙壁上刷着气派的白色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背面墙上的标语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可二十一连的军人俱乐部是百分之百的驴粪球外面光——进门一看，徒有其表。

军人俱乐部是二十一连的主会场，用来举办各种大会，包括一般性全连大会，各类大会战前的动员会和政治运动中的批判会，电影队下连放电影、逢年过节连队宣传队和团宣传队演出也都在这里。

集合起的队伍按班排就地而坐。前边的知青每人屁股下垫着砖头，后边的老职工则坐在从家带来的形状不一的小板凳上。老职工们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孩子用过的作业纸或废报纸卷制的关东烟，女知青们被辛辣的烟雾呛得咳嗽声此起彼伏。

透过棉裤、毛裤和棉毛裤，我能感觉到屁股底下的砖头凉冰冰硬梆梆的。早听人说，女孩子不能老坐在冰凉坚硬的地上，不然会长痔疮或者得妇女病。可是不坐这儿，坐哪儿？况且，坐不坐由不得我。

孔连长宣读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师团党委关于从兵团战士中评选武装战士的决定”。文件简短，精神明确。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珍宝岛冲突之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要准备打仗！为此，团党委决定各连队要评选革命立场坚定、表现突出的兵团战士为“武装战士”，配发武器，担当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的任务。

接下来，指导员贺长江代表连党支部进行讲解和动员：“同志们，我们二十一连地处反修前哨，与苏修只有一江之隔，形势非常紧张！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打仗，要打大仗。既然是打仗，就不能用烧火棍，就要用枪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当然了，我们只能把枪发给党和人们信得过的同志。那么，谁是能让党和人民信得过的同志？这就是团党委文件中说的‘革命立场坚定、表现好’的同志。那么，什么是‘革命立场坚定’呢？要我看，首先是‘红五类’出身，就是‘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出身的同志。他们根红苗正，只有根红，才能苗正嘛……”

为讲这番话，指导员显然做了认真准备。平时，他不擅言辞，大会讲话啰啰唆唆，时常词不达意。而今天他讲得流畅自然，胸有成竹。对如何进行评选作了具体指示：全连兵团战士自报公议——自己报出身，从爷爷辈开始报，大家公开评议谁够条件。指导员讲完话以后让殷向东给大家领个歌。

“咱们唱个《反帝必反修》吧。”殷向东清嗽喉咙起了头，各种嗓音、各方口音、各式音调一齐怒吼起来：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

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的狗头！

苏修老混蛋，睁眼看一看：

胆敢来侵犯，砸个稀巴烂！

这种时候，再生硬的歌也能唱出气魄，唱出威风，唱出心境。会场内，歌声激昂，群情振奋，热气腾腾；会场外，风卷着雪，雪裹着风，寒气逼人。

评议工作以班为基础，全班人马随排长殷向东来到男生宿舍。男生脱鞋上炕，女生坐在炕沿上，班长老刁、两个老职工和殷向东面对大家坐在地上摆着的小板凳上。

班长老刁就是到达连队那天晚上紧急集合时，我们碰上的那个黑大汉。事后我和庆庆都怪他：要不是他自作主张，叫我们回去休息，哪儿至于一到连队就挨剋。

连里的人都叫他“老大”，其实他是“六五八”这批转业军人中间最年轻的，也就是二十六七岁。他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没有领章帽徽的特大号军装紧巴巴地裹在他身上。不管是掰苞米还是割大豆，每当我手忙脚乱地落在大家后面，就能感觉到老刁疏而不漏的目光，我对老刁有一种莫名的畏惧。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和一个三十岁的青年在一起，精神状态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明显。同样相差十岁，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和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之间的差别则是显而易见的：倘若十六岁的我还在学校读书，我得管二十六岁的老刁叫叔叔呢。

老刁他们坐的这几个小板凳是司马利用业余时间跟连队的木匠学着做的。连里人都说司马是个无事忙，手里没活心里难受，总爱没事找事干。从表面上看，如果说老刁是匹强悍的大种马，又干又瘦的司马则是匹连驾辕资格都够不上的拉套马，不过，他是一匹勤快的拉套马。

男生宿舍里充斥着浓重的汗、鞋和烟的混合味，地上七零八落地摊着带黑乎乎油腻圈的脸盆，炕上团着皱皱巴巴脏得洗不出原色的被褥，炕沿上方横跨整个房间的行李绳上参差不齐地挂着灰不溜秋干鱼似的毛巾。在男生宿舍开会这不是第一次：斗私批修，学文件，学毛选……大家在这炕上炕下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石头是天然的还是劳动创造的之类的话题，翻来覆去地讨论过许多回，到了儿也没得出个所以然。

老刁重复了党支部的精神，然后叫大伙开始自报公议。实际上，在连队，谁出身好，谁出身不好，谁的父母正在接受审查，不但连领导了如指掌，全连上下人人心里都有数，自报公议不过是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一种形式。

司马带头发言。他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说：“我出身工人。我家从曾祖父那辈儿就在铁路上当工人，我曾祖父和祖父受的是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直到父亲这辈儿，工人阶级才成为中国铁路的主人。珍宝岛事件证明了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兵团领导关于以连队为基础成立武装排的指示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要保证祖国边疆时时刻刻有所防备，不受新沙皇侵犯，沿江的连队武装起来能发挥巨大作用。我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过硬的武装战士，为反击苏修、捍卫领土完整站在祖国的最前线。”

这一番话说得诚恳，大家听得认真。老刁频频点头，司马无疑是指导员所指的那种“信得过的同志”。

其他出身好的人纷纷心无芥蒂大大方方争先恐后的报了名。他们根红苗正无可非议。随后，出身稍差一点的人不失时机地申辩解释也好，美化开脱也罢，反正目的是替自己壮壮腰杆子。

小黄操着天津腔，“我爷爷那辈儿划成富农，不过是比人家划成中农的多了几亩薄地。地里的活儿都是自己家人干，顶多农忙的时候找一两个短工帮帮忙。后来，地卖的卖，被人占的占，到父亲这辈儿，成分划的是下中农，是劳动人民。”

大家举手通过。

小蔡说：“我父亲参加过国民党，那时候，是为了挣口饭吃，所有的问题都早就跟组织上交代清楚了。”

老刁表态：“小蔡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干活也总是不怕苦不怕累，我看够得上当武装战士资格。”

没有异议。

陈晓辰低着头说：“我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解放初期，家乡土改的时候被镇压了，母亲带我离开了老家到了上海。那时候，我还不懂事，没受过父亲的影响。到了上海以后，我母亲一直是纱厂工人。她出身贫寒，是被我父亲霸占的。这些情况，组织上都了解，大家也看到我平时的表现了，你们说吧。”

大家沉默不语。

殷向东说：“自从来到连队，陈晓辰同志在工作上还算肯干。但是他不够靠拢组织，各次政治运动中表现消极。我认为，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目前还不够当武装战士的条件。”

“我来表个态。”司马说，“自打晓辰来到咱们连，他一直跟我在一个班，我比较了解他。晓辰在工作上积极肯干，平时能够吃苦耐劳。我举个例子吧，夏天上江边儿上卸煤咱们都干过，都知道这活儿很艰苦。要是煤装在船舱里，在下面装麻袋热不说，空气里全是煤灰。晓辰每次都主动待在船舱里，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卸完了爬上来，整个人比非洲的黑人还黑。对此，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个人认为，他在改造思想方面很努力，家庭问题也已经定性了，武装战士可以考虑。”

虽然到连队才两个月，我已经听好几个老知青讲过，夏天上江边儿卸煤是所有的活儿里最让人怵头的。昨天，我们班跟车去拉煤，才领教了他们为什么一提卸煤就谈虎变色。我们的蹦蹦车停在江边小山包般的煤堆前，小得像个玩具车。这么多煤，得多少只船运来！多少人一锹一锹地装进筐里、麻袋里，又得多少人一筐一筐，一袋一袋地从船舱里运到岸上呀！

老刁微微点头，但没吱声。

殷向东沉着脸反驳，根本不在乎陈晓辰的感受：“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陈晓辰同志应该更加努力改造思想，认真脱胎换骨，给咱们连所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做出一个榜样，早日达到做一个武装战士的标准。”

评头论足的事通常是在背后进行，当面这样做本来就让当事人难堪，副班长当着全班人的面跟排长顶牛更是少见。屋里本来已经是严肃有余的气氛此刻更显紧张了，没人说话，没人出大气，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等待着，看谁第一个背过气去。

我揣着一颗忐忑的心，坐在靠门口的炕沿上。从屁股一沾炕沿，我就像是一只被突如其来的车灯照得受了惊的小鹿，傻呆呆地钉在路当间不知所措，顾不上周围发生了什么。“文革”以来，爸爸像荡秋千似的一会儿悠下来一会儿悠上去——先是革命对象，然后成为造反派成员，现在又在干校被关押。由于爸爸的问题，我勉勉强强来到北大荒。本来以为一切顺利，刚到连队就肩扛步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哪知道，还没来得做出任何成绩，就让一个右派给领回连队。从家庭出身到个人表现，用不着心存侥幸抱有幻想，我没有一丝能当上武装战士的希望。真倒霉，子弹还没上膛呢，枪就被缴械了。最倒霉的是，不是被苏修而是被自己人缴械的。

一起来的同学里，柳云琴不但当上了武装战士，还当上副班长，臧海凝是连里唯一出身不好却当上武装战士的知青，只有我和宫苹没当上武装战士。我被分到打杂班，宫苹一到连队就被分到后勤排猪号，没挪窝。早就有人戏言天女散花的时候走神儿了，把二十一连最美的一枝花撒到猪圈里去了，宫苹听了照旧只是莞尔一笑。

每天早上，武装战士排着齐刷刷的队伍，唱着豪迈的歌曲，呼着激昂的口号，要么是武装训练，要么是上江边刨反苏修坦克的冰壕。打杂班却被拆得七零八散，有的人去马号轧草，有的人上豆腐房磨豆子，有的人跟车拉豆饼，有的人帮猪号扫猪圈，还有的人上冻得五颜六色的厕所粪池里刨大粪，再就是到伙房帮厨。没有零散活儿的时候，我们就跟家属排一起，稀拉松散地上场院搓老玉米，或是下大地收拾苞米秸。像秋末冬初清理场院那样，武装战士就像那些好草苫子，被挑出来，认真卷好，整整齐齐地摞起来，人看着也舒坦，知道是有用场的东西，要好好保护。我们这些非武装战士则犹如扔在场院边上的坏草苫子，自生自灭无人问津。

不知是因为非武装战士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打不起精神，还是连家属们都不待见这帮牛鬼蛇神子女，虽然一起干活，非武装战士跟家属们离心离德，颇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