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课闹革命”一闹就是一年多。孩子们还没觉着“闹”够了呢，北京市革委会突然下达指示要全市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全市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小学生一窝蜂全都涌进了中学。

开学那天，我和宫苹、庆庆按老规矩一起上学校。庆庆一身不戴领章的正规男式国防绿特别精神，还是那么爱说爱笑；宫苹的优雅中多了一丝淡淡的忧郁。我们并肩故作矜持地走在胡同里，引得大人孩子，尤其是半大的男生，频频回眸。

一进教室就发现，胸前吊着一只受伤的胳膊、旁若无人的臧海凝和这段时间红得发紫的柳云琴也在我们班。

“复课闹革命”的主要课题除了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就是游行，庆祝各种各样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不用记化学元素周期表，不用解几何题，不用啃古文，更不用背外语单词，进入中学不过是给这帮身心早已跑野了的小学生一个重聚的机会。

写大字报，没人给判分，跟玩儿似的。一年多来学会的新名词这下子全派上用场了，把“跳梁小丑”、“一丘之貉”、“共诛之共讨之”、“是可忍孰不可忍”、“彻底砸烂……再踏上一只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激烈词藻像糖葫芦似的串起来，就是一张大字报。游行庆祝热热闹闹的挺开心，开批判会也好混，唯一怵头的就是全年级十个班集合在一起听工宣队的师傅们训话。

几个“大老粗”指手画脚，嗯嗯啊啊，一张嘴就是一串“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说四十分钟，那个说一个小时，学生们就得在会议室坚硬的水磨石地上坐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可不是好熬的：开始是裤衩粘在屁股上，然后是屁股奇痒无比。好不容易痒麻木了，全身的重量压得坐骨神经疼痛难忍。这四个小时比十个小时还长，五百多个同学有的不停地挪屁股；有的一会儿伸这条腿，一会儿伸那条腿，有的索性抬起屁股半蹲半坐；有的小声聊天，有的你捅我，我捅你地小玩闹。会场里乱糟糟的，和蔼的工人师傅们却不介意同学们的不恭，每个人挨排儿只管把他们要讲的话重复至少十遍才肯罢休。

“真是的。”庆庆对我嘟囔说，“懒婆娘的裹脚布缠在车轱辘上了。”

小巧玲珑的庆庆长得颇像个猴子：亮晶晶的小眼睛、小巧的鼻子，一张俏皮话连篇的嘴和短而尖的下巴都挤在一张窄长的小脸上。她摇着两个总是梳不整齐的短辫，说话像开机关枪，哪儿有伤口往哪儿撒盐，所以同学们叫她“小辣椒”。

我埋下头去偷笑，宫苹询问地看着我们，庆庆把话重复给她听。宫苹矜持地笑了一下，用下巴和眼神向柳云琴示意了一下。柳云琴不愧为工人阶级的好后代，会议室里如此躁动不安，她却坐得笔管条直，十万分认真地聆听工人师傅的谆谆教诲。庆庆做了个鬼脸。

我捅了一下柳云琴，探过身在她耳边说：“琴子，好认真啊你。”

柳云琴一本正经地说：“别闹，好好听。”

我讨了个没趣。暗暗责怪她，没劲！

“复课闹革命”的另一个课题是向贫下中农学习。

第一次参加支夏麦收，我们学农大军背着自己打的背包，稀里糊涂地在泥泞的雨地里跋涉了整整一夜。直到旭日东升光芒万丈，老师才找准了方位，带领疲惫不堪的大队人马到达了目的地，同学们一个个像烂泥似的瘫倒在老乡家的土炕上。

农村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割了一天麦子，下工后，同学们还是精神十足地帮老乡家挑水、扫院子、推碾子，坐在老乡家炕上跟他们促膝谈心，新奇和兴奋令我乐不思蜀。

夏日天长，六点多钟太阳还挂在半空中，平时在场院干活的都是妇女，早已下工回家做饭去了，柴火的烟雾和气味缭绕着谧静倦怠的村庄。一条无精打采的黄狗懒懒地卧在粮囤的阴影里，时不时地张张疲困的眼睛，连头也懒得抬。除了几只其貌不扬的母鸡咯咯地在场院边上的土里刨食，场院上一片寂静。只有我们班里十多个红卫兵在土场院围坐成一个圈，开会讨论“吐故纳新”。

“复课闹革命”后，全市的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取代了先前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位置。出身好，至少是没什么“黑五类”和反革命嫌疑的、表现好的同学就可以被吸收为红卫兵，个别出身不好但表现突出的也有可能被破格纳入红卫兵组织。学校里采用军队编制，一个教学班是一个排，五个排是一个连。造反、“破四旧”时代的红卫兵则是“老兵”，因犯错误，退出了历史舞台，并已经转型成为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铁心务农的知识青年。

新近进入中学的这批学生中，连排学生干部必须是红卫兵，当上红卫兵的同学不外乎是参加课外的毛著学习班和成为在集会、游行时被指定领呼口号的积极分子。无论如何，能当上红卫兵、戴上红袖章是一种荣耀，被认可，前途看好。进中学不久，庆庆和柳云琴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是第二批加入的，属于新鲜血液。当上了红卫兵的同学个个珍惜自己的红袖章，人人努力当个好红卫兵，所谓“吐故纳新”会，一般都只是讨论“纳新”人选，并无“吐故”的内容。

庆庆发言说：“我觉得吧，宫苹同学有很多优点。比如，她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感情很深，能认真领会毛主席的‘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教导。她尊重老师、尊重同学，班里交给她的事儿，都一丝不苟地去做。她总是积极支持班里红卫兵干部的工作，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革命活动。大批判的时候积极投稿，爬梯子刷大字报；示威游行和庆祝游行的时候扛大标语举旗子，从来不叫累；下乡劳动的时候积极肯干，手给镰刀拉了，也不找卫生员包扎一下。下工以后，还经常帮房东老乡挑水、扫院子、抱孩子，不怕脏不怕累。她很注意改造世界观，体现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虽然她出身不好，但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是自己选择。她用实际行动表现出她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所以我认为，她够格当一名红卫兵。”

这番话怎么说是我和庆庆事先商量好的。我是新红卫兵，由庆庆提名，我只要附合、支持她就行了。她一边滔滔不绝，我一边频频点头。

庆庆像背书一样说完了这番话后，大家沉默着，仿佛在考虑庆庆说的话，衡量宫苹符合不符合做红卫兵的标准。

柳云琴举了一下手，说：“我来简单说两句吧。我觉得，像宫苹这样的资产阶级的娇小姐受其家庭影响很深，需要接受红卫兵组织和革命群众的长期考验，我们目前还不能认定她是不是个革命派。”

庆庆曾告诉我，上次红卫兵讨论“纳新”我的时候，也有人提了宫苹的名，就是因为柳云琴的激烈反对，才导致宫苹落选。

男同学陈勇折中地说：“其实，咱们六九届很快就要毕业了，‘长期考验’是不现实的。”

庆庆接茬说：“就是！等毕业以后走上社会，那才是面对‘长期考验’呢。”

除了发言的三个人，其他人低头看地或抬头望天，面无表情。我怀疑，柳云琴是不是也和他们私下里定好了攻守同盟，连主持会议的红卫兵排长也默不作声。

柳云琴反驳道：“那不一样，宫苹出身不是一般的不好，她爸畏罪自杀，罪加一等。”

我瞪大了眼睛盯着她，差一点儿脱口而出：胡说八道！

“他爸自杀她支持了吗？她要是支持这样的行为，她不得跟她爸一块儿自杀啦，凭什么就得一棒子打死？”庆庆真是个好样的，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

“支持没支持都得接受长期考验，她身上有阶级烙印。”柳云琴嘴也不软。

庆庆提议：“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咱民主点儿行不行？要不，举手表决。”

我明白，宫苹在班里人缘很好，庆庆心里尚存一线希望。

主持会议的排长这才像起死回生，说：“行，那就举手表决吧，同意吸收宫苹的举手。”

只有我、庆庆和另一个女同学把手举起来。庆庆看了陈勇一眼，他也举起手来。

“不同意的举手。”

其他同学包括柳云琴和排长都举起手来，有的毅然决然，有的犹犹豫豫。

会议结束了，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庆庆沮丧地说：“走，咱散散心，逮癞蛤蟆玩儿去。”

我们俩回到下午干活的田边，田埂之间的水渠里有黑色的小蝌蚪摇着尾巴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顺着田埂走了一会，没看见癞蛤蟆。

我说：“癞蛤蟆都是晚上叫，是不是天黑了才出来？”

“可能吧。”庆庆失望地说，“可是晚上黑灯瞎火的，怎么逮癞蛤蟆呀？”

一提起癞蛤蟆，我就浑身不舒服，本来就不敢碰，所以并不失落。我俩坐在地头，庆庆好像还在想辙。

我满脑子都是刚才开会的事，“宫苹她爸根本就不是畏罪自杀，是心脏病发作死的，我当时在场来着。”

“真的？”庆庆扭过头来瞪着我，“那你怎么没在会上当众揭露她造谣呀？”

“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说。”我自知理亏，“大概是被琴子不依不饶那厉害劲儿给吓的吧。”

“真没用！”

我心里充满了对宫苹的内疚，却又禁不住埋怨要不是她和柳云琴之间产生了矛盾，哪至于我和庆庆这么枉费心机地替她评功摆好，于是说：“原先她俩关系那么好，我真不明白她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知道吗？”庆庆神秘兮兮地说，“早先，琴子她们家是给宫苹她们家看大门的。”

我说：“那肯定得是解放前的事儿了，那会儿宫苹还没出生呢。”

她白了我一眼，“真不开窍，此一时彼一时。懂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要是宫苹她们家人得罪过琴子家的人，宫苹家所有的人都得承担责任。”

经她这么一说，我忽然意识到，按照她的说法，自己家也是被斗争的对象，但我家也不是大地主、大财主啊，怎么会被斗争呢？还有钱薇家也没有做过什么大坏事啊？真是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有了！”庆庆忽然计上心头，抓住我的膝盖使劲一摇。

我还在糊里糊涂地瞎琢磨，一时没反应过来，“啊？”

“等回校以后，咱们去找‘屎壳郎’，跟他提议搞个“红卫兵广播站”，由宫苹当广播员。这样，他就可以特批宫苹为红卫兵了。”

“屎壳郎”叫史克强，是本校“老高三”学生，家庭出身三代血统工人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委会”主任。“文革”以来，不管是造反“破四旧”、批斗牛鬼蛇神、革命大辩论还是复课闹革命欢迎新生入校，他都一马当先。当了校领导的他并不高傲，很快地跟我们这批入校不多久的学生打成一片。同学们给他起外号不过是淘气，并无恶意。我和庆庆、宫苹跟他都挺熟的。

“嗨，各村儿有各村儿的高招儿。”我热烈响应，“到时候啊，咱们这么跟他说……”

我的话还没说完，庆庆霍地起身向前一扑。她趴在田埂边，两只手捂在地上，轻轻地将两只手分开一个缝朝里面看了一下又赶快合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捧起她的猎物，慢慢站起身来。我凑过去，从庆庆沾满泥土的手指缝里看见一只翠绿翠绿的小青蛙，青蛙脖子下面一鼓一缩的好像因为被人逮着了生大气呢。

她顺手捡起一根麦秸插到小青蛙的屁股里、把小青蛙举到嘴边、开始往麦秸管里吹气。她做得那么熟练、那么理所当然，看得我目瞪口呆，实在残忍。没一会儿，小青蛙就被她折腾死了。然后她装摸作样、大发慈悲似地声明要找块“风水宝地”把死青蛙埋起来。

忽然，一个声音在我们背后响起:“你们俩干吗呢？”

转过身，臧海凝和陈勇在看着我们。问话的是陈勇，天晓得他们在这儿已经站多久了。陈勇跟庆庆住一个部队大院，他小学上的是“八一学校”，中学就近分配才到了一个班上。

“没干什么，就想挖个坑把这青蛙给埋了。”庆庆说。

“这青蛙死在路边了。”明知道他们也许早听见我们说的话，我还是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

“别装啦，我们看见那青蛙是怎么死的了。”陈勇笑着说。

“那还明知故问。”庆庆戗了他一句。

“考验考验你们呗！这么禁不住考验。”臧海凝说，他那一脸冷傲清高的神态真让人受不了。

“用不着你考验。”我也甩给臧海凝一句。

“得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伤了和气。”陈勇打圆场。

我对庆庆说：“咱们在哪儿挖坑儿？”

臧海凝主动表示，“我们帮你们挖吧。”

回到我们住的老乡家，庆庆躺在炕上忽然说：“呃小丽，一个青蛙怎么变出俩王子来了？”

我们俩咯咯地笑起来，别的同学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

回到学校不久，“红卫兵广播站”成立了，宫苹和另一个班的一个男生当上了红卫兵广播员，柳云琴对我和庆庆的态度明显有所改变。我有些不安，可庆庆说在一个班不过是暂时的，顶多再过一年轮到我们这一届毕业分配，就各奔东西了，这会儿操那么多心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