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远地,一然眼瞧着他要乘的那趟公共汽车开走了。下趟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步行吧,清清脑子,他想。这一冬,天总是阴冷阴冷的。他把脖子上的围巾多绕了一圈,两手揣在袖筒里捂着胃,闷头走着。一路上脑袋里回响着“拒不交待只有死路一条”。心里为今晚“回忆录”里不会有新内容而惶惶不安。他何尝不愿意配合政府尽快澄清自己的“历史问题”,回到报社,找回以往的轻松。他想不透,那个穿便服的年轻人为什么硬要把他跟国民党特务扯到一起。他是在蒙他?诈他?吓他?考他?还是在与他进行“殊死搏斗”? 这几年,他不招谁不惹谁,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跟那个人素昧平生,未有嫌隙,唉,是不是什么时候拜错了哪尊菩萨呀?
一然怀着疲惫的心、扛着膨胀的头回到家,太太和七岁的小僮正围坐在火炉边闷头等他回来吃晚饭。这些日子,因为他的心情不好,太太和女儿也跟他一样抑郁少话。见他进门,太太给小僮丢了个眼神,乖巧的僮儿起身去盛饭,一然随手从门边拉过一个小椅子,重重地坐下。小僮将盛好饭的碗递给一然。他一只手接过饭碗,举起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女儿的头顶,泪水涌进眼窝。
三个人无言地吃着。
突然外面街上响起一阵骚乱,紧接着三个警察闯进龙家肃静窄小的庭院,其中之一大声呵问:
“龙一然?龙一然住这里吗?”
一然放下饭碗,起身,打开屋门应道:“是这里,我就是。”
那个喊“龙一然”的警察低头看着自己手拿着的一张纸,一丝不苟地再次核对纸上写的地址人名。另一个警察凑过头去看那张纸的同时,第三个警察像是怕龙一然逃跑一样迅速地走到他身后,给他戴上一副手铐,推着他往院门外面走。这一切发生的那么意外、那么快,他看见太太和女儿惊呆的面孔,来不及对她们说句话。他根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恍惚中,他看见铺着石板狭窄的街上,家家户户院门开着,大人探出门外的身子、下面是孩子们童真的脸。贴墙根站着很多看热闹的人。熟悉的不熟悉的面孔混在一起——有的好奇、有的惊讶、有的兴奋、有的木讷、也有的茫然。
看守所的空屋里,一个年轻人蜷缩在墙角里哭泣。一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门边,直到腿酸得无奈,只好依墙坐在地上,惴惴不安的心被那个年轻人的哭声搅合得愈加烦乱。直到午夜时分,那个年轻人被叫出去了。然后,龙一然被带进一间号子。号子人满为患。一条通铺上,犯人胸对背睡着。年轻的看守吆喝了一声:挤一挤、再挤挤!三下两下捅出半尺见宽的位置,对龙一然命令说:你,睡在这。见一然盯着那条窄小的空隙站着没动,看守加了一句:侧着身睡。一然合衣挤下,不到一分钟就领教了稍微动一动是要挨骂的——同铺的人骂、看守也骂。适才看守所长向他宣读了四十五条“不准”。那时候,他还处在发懵的状态,只记得几个什么“不准欺骗看守人员”、“不准大声喧哗”、“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读书看报”、“不准打架斗殴”、“不准乱说乱动”。此刻他想不起翻身、仰卧是不是在这四十五条“不准”之内。可他清清楚楚记得宣读完“不准”,所长说:好好遵守,争取早日提审、判决。这句话像一把沙子扔进鸟笼,把一然迷惘的心吓得像受惊的小鸟在笼子里没命地扑腾。
看守所里虽没有自由,却并不每时每刻都充满了风刀霜剑。有的时候,男女犯人百十来个——从商人、市民到前国民党骨干分子、从土匪、小偷到知识分子、从地痞、流氓到马帮锅头——席地而坐。所长站着面对众人,胳膊举到胸前,一字一顿地起个调:
“二呀么二郎山,唱!”
随着他的两只胳膊向上一抬,高低不等粗细不匀的嗓音齐声汇成一个极不协调的大合唱:
二呀么二郎山,
高呀么高万丈,
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那个被它挡。
……
职业的本能告诉一然,唱歌是制造舆论的一部分,他认真虔诚地学唱歌。可就是,唱《解放区的天》时,他恨不能插上飞回太太一手操持的温馨的小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他不得不拼命排除脑袋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越是唱《二郎山》,他就越觉得看守所的墙高万丈。
号子里陆陆续续总有人被叫出去(大都是在晚上熄灯以后),接连不断地有新犯人进来,通铺上“罐头鱼”现象丝毫没有缓解的趋向。有人刚进来两三天就被叫出去,有人已经进来一年多了,还没一点动静。被叫出去就不回来了,留下的人难免悄悄地猜测:无罪释放?押去劳改?蹲大牢?还是给镇压了?
听身边这些议论,一然暗自掂量着自己的“案情”,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自己的事很麻烦。抗战结束后,汉奸的下场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可明目张胆地当汉奸又不同于偷偷摸摸地当特务干间谍。奸细这名声自古以来就又丑又臭又猥琐,还最是说不清道不明没人同情的。但凡沾上点边,只要被抓起来,不管是真是假基本上是死路一条。想到这儿,一然的心战栗了。他还没到不惑之年的岁数呢,死怎就这么早早地被提上日程了?要就这么两眼一闭,生前不清不楚生后不明不白,那也太倒霉、太窝囊了。且不说家中还有娇妻小女,老家还有父母双亲呐。不行,得一定要好好表现,努力争取,但愿能落个牢刑。只要人在,万一有朝一日……(他不敢把那几个字表达出来,尽管只是在他心里)打回来,兴许还能有个重见天日的机会。他在心里苦笑:谁能想到,但求不死竟然会成了我龙一然的底线。命运真是个狡猾的骗子,会在你自以为全知全能的时候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论如何,龙一然是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坚信看守所墙上刷写的八个鲜红的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一心一意起劲唱歌,时时刻刻谨言慎行,认真遵守所长宣读的那四十五个“不准”,以实际行动争取不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