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詩人戴天，5月8日在多倫多去世，享年86歲，看到此消息有點意外。這位詩人大陸朋友可能不是很熟悉，他在大學時期，曾與白先勇、李歐梵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從事出版工作，戴天曾任【信報財經月刊】的總編輯，八十年代也曾任香港【讀者文摘】中文版編輯。在香港詩界，説起戴天，那是很重要的詩人。

八十年代我初到香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戴天，大概是我剛從北京移居香港吧，他很有興趣跟我聊北京的事，那時我已經在明報上寫一個小小的專欄了，他聽我講北京的人和事，也爲我介紹香港，還記得有次説起酒吧，我説我從來不知道酒吧啥樣，這裏需説明一下，本人1980年來港，當年的北京及其他城市，都不曾有酒吧的存在。戴天馬上說要帶我見識一下，於是找了一天下午，戴天帶我到銅鑼灣一家酒吧“見識”，可惜的是本人對飲酒毫無興趣，好像衹是叫了一杯普通飲料，聊的什麽也不記得了，而戴天則是能豪飲之人，帶著我這樣的人去酒吧，真是冇癮。

説到這，想起當年香港的文化人，即作家詩人編輯等，都非常熱衷飲酒，戴天是其一，其他能記起來的還有胡菊人、蔡炎培、胡金銓等，不知是否李白情結，以爲酒精可以引來文思，不過，酒精對人體可謂有害無益，幾年後其中幾位的肝臟便出現問題，這是後話了。

我與戴天交情不深，但有一事始終令我心存不知叫愧疚還是遺憾之感。那是八十年代中的夏日，電話響起，一把陌生女人的聲音：

-----我是戴天太太，想跟你談談你和戴天的關係。我請你飲茶好嗎？

我答應了她，然後就打電話給戴天，告訴他戴太太要請我飲茶，哪知戴天非常惱怒，很嚴厲地跟我説，你不准去，但是并未告訴我原因。我的個性是越不讓我見，我就越要見見，於是告訴戴，我會跟你太太見面的。怎麽也想不到，就是這次見戴妻，埋下禍根。

和戴太太約好在尖沙咀一間酒樓見面，寒暄過後，進入正題，我告訴她實情：

-----我和戴天很久沒有見面了，上次見面還是一個月前，當時還有蔡炎培，還有另一位朋友。

-----我覺得戴天這些天精神有些恍惚，與正常人不太一樣，有些所問非所答。

我想戴天是詩人，出口成章的都是詩，當然與正常人不太一樣，所以戴太太以爲他所問非所答，可是，據説戴太太是心理學家呢，應該理解丈夫的行徑吧。我請她多看看戴天在報紙上的專欄，就會瞭解他的爲人了。忽然戴太太轉了話題，她問我是否外省人，并誇我廣東話講得不錯，又問我是否也寫詩，寫小説，最後又問起我的身世，感慨一番。

戴太太說她自己信佛，相信輪回轉世，因果報應，并說作人沒意思云云，初次見面就如此坦白，交淺言深，令我有些吃驚。説到戴天，她説很多人都喜歡跟戴交朋友，我説，你應該感到榮幸啊，有這樣一位丈夫。她面色黯淡地說，好丈夫很難界定，我說，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對家庭負責。可能一言難盡吧，戴太太不想多説，而是透過她厚重的近視眼鏡，十分仔細地打量我: 你看起來很健康啊，沒什麽病，能吃能睡，嗯，還是年輕好。我幾乎要笑出來了，但作爲初次見面，我還是忍住笑，正經八百地説了如下的話：

-----我們都是讀書人，都是有思想，有理智，有分析能力的人，有了什麽問題，要平心靜氣地擺在桌面上談，萬不能像無知村婦般胡亂猜疑，甚至污衊造謠。

-----對對對，你説的有道理。

這時的戴太太似乎忘記了她爲什麽打電話給我，反而對於見到我、認識我、瞭解我，更甚于她丈夫與我的關係。她興沖沖地說，認識你真是太好了，你真是不簡單，我們以後多來往，我會請你飲茶，我們再談。一頓午飯，戴太太已經把我當成了她的新朋友，事實卻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戴太太，不過，她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當年我將此次飲茶一事當作日記般記錄下來，30多年過去，不曾忘記。

雖然我跟戴天并非朋友，但畢竟同屬香港文化圈，時不時都會在飯局或聚會上碰面，令我十分不解的是，自從我跟戴太太飲茶之後，戴天與我徹底“劃清界限”，即使事過十幾年，在某些場合碰到，我主動跟他打招呼，戴也裝作視而不見，當我如無物。我始終沒想明白，戴夫婦看來婚姻是有問題的，可戴天從未跟我提過，如狗血劇情一般，戴太太可能偷查了老公的電話本，找到我的電話，便有了請我飲茶一事。但事後并未有任何不堪之事發生，戴天理應多謝我才是啊，怎麽還記恨了我這許多年呢？

無論如何，戴天如今已魂歸天國，大多數朋友撰文稱贊他的詩才，我則從另個角度追憶詩人的另外一面，完全沒有想抹黑他的意思。詩人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