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小樓即梅葆玖當年的住所，旁邊即東石槽胡同。

北京東城區位於東單與燈市口之間的大街，稱米市大街，米市大街路東有一條不起眼的小街，叫乾麵胡同，往北的那條胡同就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胡同了，乾麵胡同裏邊的南側還有一條東西走向的小胡同，稱東石槽胡同和西石槽胡同，我就是在東石槽的一個小小院落長大的， 也是從那裏走出北京，遠赴香港，開始我生命的第二個歷程。

1985年我在香港的第五年，竟然見到來港開雕塑展的雕刻藝術家劉煥章，爲何用“竟然”二字？那是因這位北京著名的雕刻家，也住在東石槽，當時我還在北京的時候，只知其名，不識其人，那年他來港參展，另位鄰居給了他我的聯絡電話，讓他務必在香港見見我這個東石槽鄰居。記得我們交談以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談到他的成名雕刻作品“少女”，1961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轟動美術界，當時沈從文帶著侄女去觀展，站在“少女”前面卻驚異發現劉煥章雕出的少女，竟與沈從文的侄女形似神似，連劉煥章也楞了，“少女”誕生前劉從未見過沈的侄女，如此巧合，那就該是天作之和了。

除了劉煥章，電影導演凌子風也是東石槽鄰居，至於凌太太，不記得她的名字，卻記得她就是演趙一曼的那位女演員，鄰居孩子背後都稱她趙一曼，他們夫婦個子都很高，一兒一女也一樣。説起來凌子風一家住的那個院子，與我家毗鄰，五十年代時曾經住過一家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家，男主人是工程師，家裏有個小男孩，叫華生，我當時年紀尚幼，以爲他就叫花生，我們年齡相仿，時常玩在一起，他爸爸還為我們拍下照片，可惜後來丟失了。再後來，這一家人就搬走了，現在想起來應該就是中蘇交惡之時，導致蘇聯專家以及來自東歐的專家全部撤走。文革時，這個院子搬來了一家修鞋匠，我家屬於黑五類，除了低頭接受批判和抄家，哪裏還有心思跟人家搞睦鄰關係，因此，連他家姓什麽都不清楚。

聲樂家沈湘住在西石槽，每逢經過他家窗外，便聽到飽滿的戲劇男高音的唱腔， 毫無遮攔地傳出，實際上我從未見過沈教授，只聞其聲也。作家曹禺的前妻鄭秀 帶著女兒萬昭，也住在東石槽（曹禺本姓萬），她們娘倆非常安靜低調，也不曾見曹禺來東石槽探望母女倆。

不能不提的是東石槽和乾麵胡同交界処，有一個紅磚二層樓，梅蘭芳的公子梅葆玖就住在那裏，那時胡同裏面有樓房是很罕見的，印象中樓下還有車房，但是，盡管如此，當年梅公子家裏與大部分平民百姓一樣，家中無電話，只能依賴胡同裏唯一的公用電話，有時就會聽到傳呼電話的老太太在梅公子樓下喊道：梅葆玖的電話！ 須臾，便見梅公子倉皇出門，跑到200米外的公用電話処接聽電話，為節省時間，梅公子有時索性騎著他那部嶄新的日本摩托車，突突突開到公用電話那兒。堂堂京劇名旦，騎摩托接電話，成了我們胡同亮麗的一景。

不得不提的是，住在西石槽的一戶人家，院門位於路北，雙扇小紅門，推開進入是一個被改造得比較西式的住宅，母親曾帶我去過，男主人楊寬麟是建築設計院縂工程師，北京百貨大樓和金魚胡同裏面的和平賓館，就是這位楊工程師設計的，他的太太人稱楊太太，是我們街道的活躍分子，她是上海人，説話帶著上海口音，長得富態白净，衣著得體，受過高等教育，她本名叫唐云，説來也奇怪，直至文革，已是不興稱呼某人之妻為太太（有資產階級做派之嫌）的年代，街道很多人還是稱其爲楊太太，個別積極分子為表明自己的立場，則直呼她的本名唐云，這對於老派北京人來説，是很不禮貌的，但革命當前，又能如何？

楊太太喜歡交談，她常來我們院子找父親聊天，也詢問一些有關醫學健康方面的問題，印象最深的是楊太太講話中經常穿插英文字，“surprise”這個英文字是我當年學英文時剛學到不久的新詞，那天她脫口講出這個英文詞，令在一旁的我有些驚喜，也有些驚訝，當時情景，至今未忘。

楊太太的兒子楊偉成之前妻叫常沙娜，出生於法國，父親是大名鼎鼎的畫家和保護敦煌藝術的美術大師，當年楊偉成與常沙娜在美國留學時相識並相愛，五十年代初回國結婚，並育有一兒一女。楊偉成是中國知名的建築設備專家，曾發明多分區中央空調。只可惜楊常二人婚後生活不協調，導致離婚，兩個孩子留在西石槽，與父親和祖母楊太太一起生活。至今我仍依稀記得楊太太到我家，與父母談起她家裏的這些“内政”。

令楊太太頭痛不已的是，兒子離婚，一直孤家寡人，還帶著兩個十幾歲的孩子，正在此時，楊太太遇到了一些困難，一位年輕女教師義不容辭地幫這位當年被罰掃街的楊太太解決了困難，此後，二人便成了忘年交。説來也巧，女教師的父母恰與楊太太差不多年齡，於是楊太太拜會了女教師的父母，他們是誰呢？錢鍾書與楊絳，那女教師就是錢媛。

説起來，錢鍾書和楊絳當年就住在乾麵胡同東口的羅圈胡同社科院宿舍樓，從東石槽走到那裏，十分鐘而已。只是當年我並不認識錢夫婦，但認識住在裏面的另外一個人家，後面會提到。

楊太太自從認識了錢鍾書夫婦之後，交談甚歡，發現他們的女兒錢媛也是單身（其夫於文革中自殺），又見錢小姐知書識禮，性格溫柔，於是便將兒子楊偉成介紹給她。不久二人成婚，錢媛成爲兩個孩子繼母，與多數女人不同，錢媛這個繼母比生母還要周到細緻，我曾在網上看到兩個孩子對逝去的繼母寫下的紀念文章，字裏行間透著無限懷念。可惜命運弄人，錢媛中年患癌症，年僅60嵗便撒手人寰，令人痛惜。

與錢鍾書夫婦同住社科院家屬樓的張姓一家人，他們的獨女張秋子與我是中學同學，秋子的父親是考古所的，母親鳥居綠子是日本人，曾在故宮任臨摹古畫的專家，秋子在家跟母親講日語，與父親交談用英文，與我們這些同學當然用的是北京話啦。秋子的外公是日本一位有名的漢學家兼考古學家，秋子的父親便是他的學生，在一次赴埃及的考察中，與這位考古學家的女兒相識，後成爲夫妻，移居至中國大陸。

但是，這一切在文革發生的那一年，成爲了秋子一家劫難，父親被指漢奸，身患疾病，醫院卻因他的所謂漢奸身份拒絕醫治，就這樣秋子父親含冤去世。母親連驚帶怕，不久便患了子宮癌，常年臥床。我還曾經去看望過伯母，並跟秋子一起到北京郊區尋找治療癌症的中草藥。1972年中日建交，並在建國門外設立日本大使館，1973年，中央即出臺新政策，允許華僑及有海外關係的國人可以出國探親，我馬上將此消息告訴了秋子，幾乎深居簡出的秋子開始與日本大使館聯係，日本大使館的汽車也時常停留在社科院家屬樓的門前，接她們母女兩個出去。

大概出於某種原因吧，秋子從此與我減少聯係，一直到她與母親移居日本，我一直都不知情。1980年移居香港後，曾嘗試找過她，在我1985年的明報專欄中，曾連續三天寫過她，但茫茫人海，一絲波瀾也未曾出現過，既然無從找起，也就斷了這個念頭。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乾麵胡同和東石槽西石槽早已不復當年模樣，以上提到的鄰居，也多做了古，歷史的一段溪流曾經在此流過，濺出一點水花，如此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