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時因父母都要上班,家裡總是有女傭照顧我們幾個孩子。從有記憶開始,照顧我的女傭就換了三四個,前幾個印象模糊,只記得灰白頭髮,腦後結個髻,大襟衫,束腳中式褲,一臉皺褶,一臉慈祥。
唯最後的那位女傭與我處的時間最長,感情也最深。她姓張,依北方習慣,應該稱她張媽,但她第一天來我家,便正式向母親表示,要稱她“張阿姨”。
張阿姨的裝扮與以前的于媽、盧媽完全不同,她不但特別去理髮館電了最新的髮型,還描了眉,搽了一點口紅。她來家裡的第一天,剛放下鋪蓋,包了塊頭巾,便開始她的工作。那時,家裡六口人的飯菜、洗滌衣物、十間房子的清潔、院子裡的花草、照顧孩子等等,全由她“一腳踢”。母親回憶說,從沒見過這麼能幹的女傭。
說來也奇怪,平時幾乎看不到她怎麼做事,屋里屋外已是窗明几淨,地板光鮮照人,所有衣物不僅洗過、熨燙過,連一塊小手絹也不放過。閒下來的時候,便跟我一起玩,那是我最快樂的時光(母親是沒有這個時間的);有時她也會帶著我去胡同口,跟那腦滿腸肥的肉鋪老李聊天,他們說得興高采烈,我卻一句不懂他們在說什麼,未幾,張阿姨便提著一塊上好的豬肉,領著我回家了。
張阿姨還是語言天才,她講一口北京話,又能與母親講廣東話,有上海客人來,她又能跟客人講上海話,甚至還能將幾句洋涇浜英文哩。
“你從哪裡來的?你爸爸媽媽呢?”跟她熟了,我常這樣問她。
“小孩子別打聽這麼多事。”她並不發怒,但絕口不提她的身世,連母親也不清楚。
有一天,張阿姨走到家裡的鋼琴旁,熟練地打開琴蓋,坐在琴凳上,粗糙的雙手在雪白的琴鍵上游走,右手反复彈著一支曲調,左手只用中指彈一個音,參與伴奏。
“你彈的是什麼呀?我怎麼沒聽過?”我拉著她的衣襟問道。
“小白菜啊,地裡黃呀,兩三歲上,死了爹娘。。。。。。”她暗啞的嗓音唱得好淒苦。
“誰是小白菜啊?”
“唉,說你也不懂。”鬱鬱的眼光透著千般無奈。
有天晚上,她讓我先睡下,又開始梳洗打扮。那時我總是不明白她為什麼習慣晚上塗脂抹粉,要上街的樣子。
“你去哪兒啊?我要跟你走。”
“等你睡醒,我們一塊去,好不好?”她那麼誠懇,我聽話地閉上了眼睛。
不知是幾點鐘,我在黑暗中睜開眼,隱隱地聽到張阿姨跟母親在談話。
“那老陳呢?”母親問。老陳是張阿姨的丈夫,陰陽怪氣的,我不喜歡他,張阿姨說她也不喜歡他。
“他把我從上海贖回來,使我從良,我一輩子都感激他,但我一世也不會愛他。我已經跟老陳辦了離婚手續,”
我赤腳下床,輕輕走向客廳,站在門邊偷偷向裡望,張阿姨面對母親,視線卻落在母親身後的穿衣鏡,一面整理著並不凌亂的頭髮,又側過臉在鏡中審視自己的儀容,一面款款地跟母親交談。
“那老王呢?”母親又問。老王是張阿姨最要好的朋友(應該說是男朋友),就住在我們對面的胡同裡。每次她帶我去,一定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在妝台邊擺弄半天才出門。她從不讓我進老王住的屋子,次次走進那小院子,便把我交給鄰家大嬸,任我與鄰家的孩子玩泥玩土,她都不會抱怨我玩得一身髒。
天色將暗的時候,張阿姨才匆匆從老王的屋裡走出來,一手熨平稍亂的頭髮,一手牽著我,快步走回家,路上一定不忘給我買一碗好吃的紅果。
聽到母親問起老王,她答道“老王去年結婚了”,我聽到她大力擤鼻涕的聲音,又對著穿衣鏡擦擦眼睛。母親半天沒有做聲,我突然覺得鼻子酸酸的,我替她難過,真的。
“我明天就跟老孟結婚,我就當這裡是娘家了,你就是我娘家人,你一定得在家啊。”她這樣跟母親請求著,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什麼叫做淒涼。
第二天是禮拜天,母親說醫院有事,父親那時已經被逐出北京,兄姐藉故都出去了,家裡只剩下我一個人。那天天氣特別好,陽光普照,只是我們家裡顯得空空蕩蕩的,老孟來了,擁著花枝招展的張阿姨坐上了花車,我躲在她常跟我玩耍的小屋裡,無聲地流下眼淚。
後來聽母親說起,張阿姨是個很仗義的人,當年父親被迫離開北京的家,她仍在我家做女傭,那時政治運動頻仍,母親下了班還要政治學習,往往回家都是九點以後了,但張阿姨每天必定煮好一鍋小豆粥什麼的,等候母親的歸來,然後跟母親聊聊天,以解母親丈夫不在身邊的孤寂感。
終於,結了婚的張阿姨不能住在我家裡了,但她應承母親,她會每個禮拜至少來一次,每次她來的那天都是我最開心的日子。過了一段時間,她連這每週一次都不能來了,但她告訴我她住的地方,那是離我家很遠的宣武區。
每次我想她想得厲害的時候,我便拿著她給我的地址,搭公共汽車,記得還要換兩次車,下車要走好幾條街,才找到她的家。張阿姨每次見了我都親熱非常,給我拿所有她家裡的好吃的,然後做一頓我最愛吃的飯菜,這才送我到車站,依依不捨地揮手說再見。
也真是奇怪,幾十年過去,搭公共汽車到她家的場景,居然隔段時間還會出現在夢中,而張阿姨卻好像天上飄的雲一般,看得到,卻觸摸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