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郭秋生在教室里大声地念着，杨玉凡捅了我一下，低声告诉我：

“你知道吗？老舍给揪出来了。”

“什么？老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是我们多么敬爱的作家。

“你别这么大声，这是真的，我们家住国子监，那天孔庙批斗牛鬼蛇神，我挤进去看了，全都是文联的大作家，老舍就在那里面，哎哟，让红卫兵打得脑袋流血，眼镜也打飞了。后来，红卫兵又让他把一块写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挂在脖子上，老舍可能是挨打得太厉害了，那牌子掉在地上，红卫兵马上拥上去，又是一通乱打……。”

老舍是我们最喜爱的作家，《茶馆》、《四世同堂》、《龙须沟》，谁都会背几段。他怎么会成了反革命呢？

郭秋生读完社论后，对全班同学说：

“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红卫兵大串联，把革命的火种播向全国各地。我们班除已公布的红卫兵之外，还有一批红外围可以参加革命串联，红外围，即是出身不算黑五类的，但家庭清白的同学。但是，出身黑五类，或被抄家的同学不能去串联。

现在公布不能去串联的同学名单：

边秀珍、杨贝、杨玉凡、刘创国、赵晓莉、何成用、费黎黎、徐晓之、祖兰英、林湘子……

这些同学可以在学校努力学习毛著，改造思想，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

我的心又“突突”跳起来，脸也红了，头都抬不起来。这样开诚布公地宣布，就是要将我们打入另册------黑五类的另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翻身？

回家時，杨玉凡见我情绪不好，说要陪我一段路。我们学校在东安门大街，我回家时必经過廼子府、灯市口，我们骑车到廼子府的时候，不由得望了望那小黑门------老舍的住宅，却见墙上贴着新的标语：

“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绝无好下场！”

我和杨玉凡忙跳下车子，对望了一眼：

“老舍死了？”

是的，这位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就在他于孔庙受了一生之中的奇耻大辱之后，自尽于城北的太平湖。有人看见，老舍从八月二十四日早晨起，便坐在湖边，直到下午，身子像是一尊雕像。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但这位著作等身的剧作家却没有为这个世界遗下只言片语。

他，沉默地离开了热爱过的人民和那片土地。

我和杨玉凡无言地离开了老舍家门口，心中很不是滋味，但又不敢说出来，老舍是“现行反革命”，假如将同情他的话传出去，再加上我们这些人出身不好，岂不罪上加罪？

“边秀珍怎么样了？”我故意不去谈老舍。

“她下礼拜就走了，去西北她姐家。”

“离开北京？为什么？”

“她父母都没了，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日子怎么过呀？”

杨玉凡是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里面，最“洒脱”的一个，她跟那个写“我就是混蛋”的杨维维，是堂姐妹关系。杨维维家是资本家成份，但杨玉凡的父亲以前不善经营，临到解放那年，小工厂已濒倒闭的地步。后因家族的生意关系，杨玉凡的父亲仍被划成资本家。

我曾去过杨家，杨父在工厂任职锅炉工，杨母在家领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帮补一家八口人的开销。按杨玉凡家的生活情景，真的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全无“资本”可言。大概因此缘由吧，杨玉凡特别不在乎她那个“资本家”出身，完全没有“罪恶”感，讲起话来也比我们大胆。

“你们家，嗯……没事吧？”我问。

“我们家除了‘资本家’那仨字属于有钱的，剩下的就没有一样值钱的了，抄个什么？根本我们家的成份就划错了，划成城市贫民倒差不多。就这样，街道积极分子还警告我妈：不许乱说乱动。喂，你家怎么样了？”

“嗯……，现在还没事。”我的那块心病一下子又翻上来了------今天回家，家里会不会像宝格格家那样抄得乱七八糟，妈会不会挨打？我回去后会怎么样？我馬上没了心情。

与杨玉凡道别后，马上骑车回家。

到家门口才想起，今天是房管局的最后限期日——腾空所有房屋，只留两间我们母女住。

母亲在家。

“你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我血压高到二百三十，医院让我回家歇半天，明天再去，正好可以把该搬、该卖的都处理掉。”母亲边收拾边答道。

“怎么处理呀？”

“我叫了东单老三羊拍卖行的人来估价，他呆会儿就拉走这些东西。”

我忙走进堂屋，所有家具都移动过，乱了轶序，每样家具都贴着标价：

三人丝绒长沙发：十元；单人沙发每张：五元；大理石台面、硬木八仙桌：十二元；钢琴：五十元；硬木套几：六元……

“这么便宜的价钱就卖了？”我实在有些依依不舍那些陪着我长大的家具。

“唉，你懂什么？我们家没抄家就算谢天谢地了，你没看见咱们胡同十四号宝格格家被抄完以后，又把她的那些硬木家具全拉走了，听说连睡觉的床也拉走了……”

“啪，啪，啪。”有人在敲街门，很急。一定是拍卖行的人来了，我跑出去开门。

三个大汉不由分说便往院里走，我叫道：

“你们是不是拍卖行的？家具在北屋呢。”

其中一个大汉挥了挥手上的工具说：

“什么拍卖行，我们是来拆你们的浴缸、馬桶的。”

“什么，洗澡房的东西你们都要拆？那让我们去哪儿洗澡、上厕所？”

“你这小姑娘思想可真不怎么样，你不知道工农兵是怎么上厕所的呀？谁跟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上茅房还得坐在马桶上，以后哇，全出去上公共厕所，跟工农兵看齐，懂不懂？”

母亲走到院子里，一边拉我一边说：

“由得他们拆吧，这房子都是房管局的了，我们怎么拗得过他们。”

我站在洗澡房门口，看他们拆。三大汉闲聊着：

“喂，我说老李呀，手底下轻着点儿，头儿说了，不能碰瓷儿。”

“哪儿来那么多事儿？”

“哎，说你不信是不是，明儿这浴缸、馬桶、洗手盆，就得给吴头儿家装上去。”

“吴头儿是谁？”

“哎哟，您这都不知道？咱房管局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呀。人家可比原来的孙局长还腰杆子硬呢！”

又有人在敲街门，我跑出去，开门处，是林湘子一脸愁苦地站在那儿：

“杨贝，我们家……”刚说了两句，她就说不下去了，仿佛梗咽着。

“来，进来说，怎么回事？”

“不，我不能呆时候太长，就在这儿说。”林湘子压低了声音，就在我家门背后急促的说起来。“我爸被揪出来了，说是里通外国的特务，被关起来审查，我妈一下子吓出病来了，老说有人要杀她，我不敢离开她，明天我不上学了，你帮我请假，说我病了，我们家的事儿可别给我说出去啊。”

湘子说完，便匆匆走了。

说起林湘子，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兼好朋友，更巧的是湘子与我住同一条胡同，上学、放学都常碰到一块儿。

林湘子是中日混血儿，她爸是中国人，妈是日本人，家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所以，湘子常把我邀到她家里玩儿，林妈妈不太会讲中文，只跟湘子讲日文，每次见了我，高兴得叽哩咕噜地讲一串日文，我一句也不懂，湘子便笑着为我们作翻译。

林伯伯是人类学家，很会讲故事，书房里有数不清的书，我一去，他便忙不迭地抱着一本本的书为我介绍。

林伯伯怎么可能里通外国呢？特务多是出卖情报，人类学家出卖什么，中国猿人？北京山顶洞人？

唉，文革开始以来，好多事都变得难以理解了，但是每天还在继续发生着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誰都不能解釋。

我走到洗澡房去看，他們正不知如何將那搪瓷恭桶拆掉搬走，其中一個人說：

“這還不容易，拿鋼鋸從底下鋸斷不就行了！”

另個人立刻拿來鋼鋸，就開始鋸，吱吱拉拉，鋼鋸咬嗜在馬桶搪瓷質料上，發出尖利刺耳的噪音，令我不得不塞住兩耳，不一會，白瓷恭桶便已倒在地上，原本放置馬桶的地方出現一個大約半尺直徑的洞，裡面汪着水，洞的周圍是鋸斷的一圈白瓷。

“過兩天，拿水泥把這個洞堵上就行了。這房子還能住人。”扔下這句話，那三个大汉扛着我家的馬桶、洗手盆、浴缸便走出去了。

不久，我们的院子里便添了一户新邻居——抽旱烟袋的木匠老头，吸纸烟的小脚女人，还有他们的三个宝贝儿子。他們住的就是這原洗澡房，還有一間北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