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到半夜,突然被胡同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侧耳倾听,似不像那种夫妻、婆媳、兄弟姐妹之间的争吵,声音高亢、严厉,一声接一声:
“你们这些狗崽子,喝人民的血长大……,滚起来!站好了……。”
断断续续的声音,在秋夜的寒凉中,越过黑压压的屋顶,传到我们那个小四合院。母亲睡着,她耳聋,听不见。我披了件衣服蹑手蹑脚走出去。
惨淡的月光透过院子里的两棵苹果树,筛下一地的魍魉鬼影,我推开大门,向着那声音寻去。
胡同里已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好奇人,在昏黄的路灯下边疾走,边议论着:
“这是谁家呀?”
“听说是万家,他家有好些四旧。”
“怎么黑更半夜抄呀?听着怪吓人的。”
“你怕呀?怕就别跟着来啊!”
“干嘛不来,得看看怎么个破四旧。”
纷踏的脚步声,终于停在十四号门前,两扇剥落了红漆的大门紧掩着,那高亢而又严厉的声音清晰地从里面传出来:
“说,把黄金藏哪儿啦?”
“……”
“不说是不是?红卫兵战士们,把她家这地板给撬开,满院儿的砖也给撬了,看她这封建遗少的臭娘们把金子能藏哪儿去。”
人群哗然——这是宝格格的家,不是万家。宝格格住在我们这条胡同听说有几十年了。“格格”就是皇族里跟皇帝沾亲的女辈,她们不能随便嫁人,一定要门当户对,否则,宁可守一辈子孤身。
宝格格就是这样的一位女性,她未婚,单身住在这小院子,没有孩子,没有亲戚,但宝格格的人缘倒还不错,常常见到她穿戴整洁地倚在大门口,跟街坊打招呼、聊闲天。见到小孩儿宝格格尤其喜欢,跑进屋里,抓把糖给他们吃。
忽然,紧闭的大门里面传出一阵惊呼:
“啊,这么多!”
又是那个高亢的声音:
“你这臭娘们,藏了这么多金砖干嘛?说!还有什么东西藏起来了?”
宝格格低声说了句什么,听不清。
“啪”,一声皮带打在人身上的聲音,“啪”、“啪”……,“让你尝尝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威力!”
门外的人群一下子都争先恐后地透過那仅有一厘米宽的门缝往裡看,你推我挤、吵吵嚷嚷,大门正在这时卻突然开了:
“你们这是干嘛呢!看什么热闹?”一个瘦高的年轻人,戴着顶帽子,腰里束着一个腰带,院子里的灯光很强,射在年轻人的背上,他的脸倒成了全黑的一片了。
年轻人手里还握着一条皮带,就像我在东单三条三十三号见到的那个红卫兵一样,皮带头尾叠在一处,握在手中。
踏出大门槛,他用那只握皮带的手,挥了挥我们这群人:
“去去去,这儿没什么好看的。我们在这儿破四旧,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在这儿算干嘛的?”
他一边说,我一边向他背後的大门里面张望-------
院子里乱级了,一百瓦的灯泡吊在那小院的树枝上,把小院照得如白昼一样。红的、绿的、紫的、黄的缎子小袄、裙褂,扔了一地,一只紫黑色的硬木小桌摆放在院子中央,上面堆着好多手饰、玉器。
最令我惊诧的是,宝格格跪在一块搓板上,衣服凌乱,头发一边剪得参差不齐,另一边全剪光,这就是当年的“阴阳头”。她的头低着,身子歪斜着,瘦削的双肩不停地抖动……
“叫你走怎么不走啊?”那年轻人在我耳边大喝一声,吓了我一跳,赶忙跑到正对着十四号的墙根下站着,魂惊魄散。
人群静下来,除了那几个红卫兵的叫嚷,没有人说话。
“啪”,一滴水落在我的脸上。
“下雨啦!”
人群猛地四散开去,我狠命地往家跑,其实雨刚刚开始下,并不大,我心里明白我怕的并不是那几滴雨,是什么,我也说不清。
雨点“噼噼啪啪”打在院子里的砖地上,乌云将月光全遮住了,睡房里漆黑一片,我却睁着眼睡不着。刚才,宝格格……是梦吗?仔细听着大门动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们抄完宝格格的家,会不会来这儿……?
“贝,快起床!”我揉着惺忪的眼睛,原来已经天亮了,见到母亲一脸焦急地站在我床前。“房管局昨天晚上通知,限三天让咱们把房子全让出来,只留下北屋两小间给我们俩住。”
“三天?这么快!”我一下子醒过来。
“你快去你二姐学校,一来告诉她这事,二来她也有一阵子不回家了,看看她怎么样了,天气凉了,给她带两件厚衣服。”
母亲说完便上班去了。
北京清华大学在北京城的西面,穿过由东至西的长安街,出西直门,再向西。一路上,到处都挂着或贴着红底白字或黑字的大标语: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破四旧,立四新!”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雨还在下,雨水順着写了墨笔字的红色大字报纸流到地上,汇成一条红里裹黑的水滩,张牙舞爪地四处流淌。
我穿着雨衣、骑着车,冒着寒凉的秋雨,向城西驶去。
骑到清华大学门口,我不由得怔住了,这是怎么了?
铁栅栏门紧闭着,只留一个小门供人出入,小门里面还有人把守着,穿着草绿色的军用雨衣。“清华大学”的校牌子也不见了,代之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
栅栏门里望进去,两列大字报板贴满了大字报,穿雨衣、打雨伞的人们争先恐后地读着新贴上去的大字报。往常那条干净、清新的林荫路,现在布满了碎纸、被雨水冲刷下来的大字报、砖头、瓦片,还未至深秋,树叶却已落得七七八八了。
我走近那个小门,“军用雨衣”马上端着一枝枪,瞪着眼睛警觉地问我:
“找谁?”
“我找我姐姐。”
“你姐是谁?”
“嗯……,她叫杨敏,生物系的。”
“军用雨衣”眼珠转了一下,这时,有几个人从传达室跑过来,询问是怎么回事,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说:
“找杨敏啊,你是她妹妹呀?去吧,自己去找吧!”
那神情带着三分鄙夷,五分不屑。
我向校园深处走去,满目皆是破砖头、烂瓦块,教学樓的墙壁上贴满退了色和新贴上去的大字报,大概因为下雨,没有几个人在看,楼上的好几面窗户都没有了玻璃,只用木条横七竖八地钉在那裡,像是電影裡的戰爭場面。
整个校园,就像被劫后的废墟一样。我一面努力回忆着二姐上次指给我的宿舍大楼,一面四处观看。
突然,一阵高音喇叭的尖利叫声响起:
“东方红公社的龟孙子们,你们投降吧!你们的末日到了,你们的头头在用你们的鲜血来挽救他们的命运,不要再为他们卖命啦!你们这座楼是守不住的……。”
我不由得向高音喇叭走去,刚转过那楼角,陡然见到那建筑别致的水利馆,周围布满了粗制滥造的铁丝网,楼顶上架着一个用两条钢管和汽车內胎做成的巨型弹弓,假若将石块置于汽车內胎,再将內胎伸展、拉长,然后瞬間放松內胎,那石块便会像炮弹一样射向对方。
东方红公社的旗子插在楼顶当眼的地方,水利馆对面的楼上则插着井冈山兵团的旗子,楼顶上也同样有一个巨型弹弓。
突然,一块碗大的砖头飞将过来,落在水利馆的楼顶,打碎了一片瓦,水利馆上的人惊呼了一声,紧接着,一块篮球大的石块飞过去,就这样,偌大的石块如雨点似的在空中飞来飞去。我不敢走近,在一棵大树后面偷窥着。
大约十分钟后,水利馆楼顶上的人忽然欢呼起来,原来,对面楼上井冈山兵团的旗子被打穿了一个大洞,这下子可激怒了“井冈山人”。没一会儿,一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枪的人便出现在水利馆楼下,用枪托狠命地敲打着大门,楼上的窗户里立刻投下无数砖头,柳条帽打歪了,灰尘落得满身都是,人群却始终不散去。
如此这般,僵持了十几分钟,突然,水利馆楼门打开了,一辆包着铁皮的“战车”徐徐开出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全副武装的、手持大刀长枪的人,唱着毛主席语录歌: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井冈山人”没有“战车”,被这突如其来的铁家伙惊呆了,他们慌乱了,向四处跑去,但那庞然大物却追击着。
忽然,一个“井冈山人”被刚才从楼上掷下的石块绊了一跤,跌倒在地,“战车”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来,轧过去,车后跟着的那群“东方红人”冲上来,木棍、长枪一齐向下扎去……,那人躺在地上,一会儿便不动了,深紫色的血,从他身下流出来,跟雨水汇集在一起。
“向东方红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尖利的高音喇叭又响起来了。我只觉得我的双腿在发抖,心不住地跳,我搂着那棵树,仿佛那树是我的支撑一样。
“喂,你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井冈山’的奸细?”一声粗嗓子的吼声把我吓得魂飞四散,我回过头,原来是一个长得又高又壮的黑脸膛大学生,手里提着一枝长棍子。
“我…我不是奸细,我,我是找我姐姐的,嗯……,这儿正武斗呢,我过不去。”我低头“交待”着。
他大概看我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不像大学生,口气立刻放缓和了: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看我能不能帮你。”
“她叫杨敏,生物系的。”
“噢,杨敏啊,我认识她,跟我一派的,我们都是东方红公社的,哎,那是你姐姐啊!走,我带你找她去!”
黑脸大个子没告我他姓甚名谁,没问我叫什么,就这样,知道了二姐跟他是一派的,于是,就对我热情如火起来。
左转右拐,终于到了生物系大楼,黑脸大个子说他还有事,先走了,让我自己上楼找便是。
雨已经停了,天仍未放晴,走进生物系大楼,先闻见一股潮乎乎的味道,楼道里贴满大字报。我慢慢向楼梯走去,突然,在楼梯转角的地方,我见“杨敏”两个大字被写得歪歪斜斜,还打上“×”,标题是:
揪出生物系里的二号右派杨敏!
我赶忙细看内容。
内容大致是:杨敏文化革命前便是个只问学习不问政治思想的白专典型,根子就是杨敏的父亲便是这样一名极右分子,杨敏本来应与家庭彻底划清界限,脱胎换骨的,但她没有,反而隐瞒了她父亲里通外国的情况。我们现在已掌握人证物证,杨敏必须作出进一步交待!
我马上想起了那天二姐在家里拿走那照片的情形,我不明白二姐怎么会被人这样攻击。
爬上三楼,敲门。
“你怎么来了?”二姐多日没回家,整个人变得又黑又瘦又憔悴。
我疲累地坐在房间里临时搭起的床铺上,床上有一幅未完成的毛泽东绣像,说:
“妈让我来的,天凉了,送两件厚衣服给你。还有,”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像是报告一项讣闻似的。“咱们家的房子全缴公了,房管局限三天让我们搬出,只剩北屋两小间,你有什么要保存的,或是要拿到这儿的?”
二姐缄默了,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一句:
“我只想要我的集邮册,你能帮我保存吗?”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不行,你交给我中学同学姚美兰那儿行不行?不好不好,你还是拿来给我吧!嗯……,我最近回不去了,咱家嗯……”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答道:
“咱家没抄家。”
二姐舒了口气,但脸上的愁云却不见散去,她拿起床上放着的毛泽东绣像继续绣起来,边绣边说:
“我们学校的斗争很复杂。你刚才进学校的时候,大概都看见了,一派叫井冈山兵团,一派叫东方红公社,我是东方红的。”
“我在楼下看见了那张大字报。”我打断了她的话,想听听她怎么解释。
“啋,那都是井冈山的胡说八道。他们攻击我,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好。被他们骂成狗崽子,我真是不服气,不就是出身不好吗,那也不是我选择的。可是,我的功课、表现,样样都不差过他们出身好的,这就引来他们的妒忌,说我不要求进步,不靠拢组织了。
其实,我们虽然家庭出身不好,可是我一直还是相信毛主席、相信党的。”
“你……你没什么危险吧?”
“没有,不过我知道他们在整我的黑材料,还派了人专门监视我、记录我的言行,还把我划成我们年级的二号右派,据说还在公安局备了案呢。这些全是井冈山兵团干的,我们东方红对我不错,让我自己搬到这间房来住。”
“我刚才看见水利馆的武斗了,你们东方红的车子把一个人轧死了,吓死人了。”
“我听说了,唉,那个同学也真可怜,他出身地主,从农村来的,千方百计想靠拢出身好的,便加入了井冈山,每次两派大辩论都看见他,结果今天就这么……。不过,他们井冈山兵团也可恶,轧死也活该了!
我那天回家把照片带回学校后,为了忠诚于组织,我便交给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他现在就是东方红的头儿,我明明跟他说我交出这些照片,是为了彻底与家庭划清界限,可他第二天就公布出来,说我故意隐瞒敌情……。真把我气死了,这人多么卑鄙!”
二姐说这席话的时候,手中一直没停过绣那幅毛泽东像,单薄的衣服裹着她那越发瘦削的身体。我把带来的衣服递给她:
“给你的。我走了。”
“等等。”她走向书桌,从抽屉里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们工程系的同学自己造的。”她又从书架取下一本书交给我,“这是‘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先给你,我再去找。咱们出身不好,有必要比人家多学习,改造世界观。”
“还有一件事。”我顿了顿,不知该怎么说。
“什么事?”二姐急切地问。
“爸爸来信了。”
“他说什么?”望着二姐那过早爬上额头的皱纹,我犹豫再三:
“嗯……,没说什么,说他挺好的,没事。”我撒了个谎,不忍把父亲又被揪出来的事告诉这个被人指作“二号右派”的姐姐。
当然,二姐在学校的事,我也不会告诉母亲,不然,她的血压怎么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