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底抵港後，一直令我惴惴不安的是怎樣找一份適合我的工作，一開始，母親有一位教會的朋友，大概五十幾歲，卻不幸中風偏癱，好在還可以行走，於是母親就叫我給她針灸。我在北京時，曾經在東城區一間小醫院學過大約一年多的針灸，加上從小在家中耳濡目染，對診斷以致治療都不生疏。於是，我便大著膽子給這位女士開始針灸，針了幾次之後，她竟說她的患肢有所改善了，令我喜出望外，證明我還是有能力在香港生存吧。

 大約4月中，一位親戚了解到我的情況，說他朋友相熟的一位註冊私家醫生，正在找一名“姑娘”。在香港，廣東話中的“姑娘”意即護士，而私家診所的“姑娘”一般不會是正式註冊護士，而是醫生助手，或是reception，負責為病人登記等事物。這位醫生診所已經有了三名“姑娘”，因醫生是北方人，講國語好過廣東話，而其病人大多也是北方人，所以他需要一名會講國語的“姑娘”。當年從大陸去香港的人不多，像我這樣說一口字正腔圓的北京話，更是不多見。於是，我被推薦去見工（interview）。

 那天我一個人從港島乘地下鐵到九龍尖沙咀去見工，醫生很忙，等最後一個病人看完，他騰出來一點時間，囑我坐在給病人坐的椅子上。醫生穿著白大褂，脖子上掛著聽筒，看起來就是北方人的樣子，黑紅臉膛，粗壯體態，卻不很高大。

開始發問：你剛從大陸來嗎？

答：對，剛從北京來。

問：是北京人嗎？

答：在北京長大，家裡是廣東人。

問：聽說你學過英文？

答：是的，不是在學校學的，算是自學吧，跟老師學的。

問：我給你看一些藥名，你看能不能讀下來？

答：這藥名一般是拉丁文，我沒學過，可能讀不下來。

問：這些藥名大部分是商業名稱，不是拉丁文，你試試看。

這醫生說一口國語，但聽的出來不是純正北京話，他遞給我一張印著藥名的單張，我拿過來，看著上面一個個的藥名，慢慢讀出來，也不知重音在哪兒，反正照讀即是。當年在北京學英文時，老師曾教過我讀音規則，即使從來沒有學過的單詞，一樣可以利用讀音規則讀出來。想不到，這讀音規則多年以後竟在這時候幫了我的忙。

 我讀完後，醫生站起身來，走到另個房間，拿了一份報紙回來，指著上面的一篇短訊叫我讀出來。那是香港英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我開始讀那篇短訊，35年後的今天，我還記得那是關於在英國發現一份遺失多年莎士比亞手稿的新聞。醫生又問：莎士比亞是哪國人啊？

答：英國人啊。（心里納悶，怎麼還要問這樣的問題）

問：他不是蘇聯人嗎？

答：當然不是了。

醫生這時笑起來，說道，我以為你們在大陸只知道蘇聯呢。

原來，他已經跟我開起玩笑了。不過，我仍不清楚醫生是否接受我在這裡工作，便試探性地問，我是不是需要回家等消息，醫生馬上說，你5月1日來上班吧。

聽到這話，我才明白我被接受了，不過，5月1日不是勞動節嗎，你們不放假嗎？醫生笑起來：這裡是香港，我們五一不放假。

 就這樣，我抵達香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找到這份工作。雖然不是正式護士，但醫生要求工作時要穿護士服，我便去國貨公司買來一襲護士白衣----短袖，裙長至膝蓋，束腰，還要置一對白色護士鞋，厚膠底，走路沒聲音。診所其他三位“姑娘”也都是這樣的裝扮。每天十點鐘上班，上班前要換好護士裝。

 我的工作是負責前台登記，病人來了，先要問他們的姓名，然後找出相應的病歷檔案，按前後順序送到醫生的診室；沒有來看過病的病人，則為他們登記姓名年齡等資料。講國語的病人，與我溝通完全沒有問題，講廣東話的，我就頗費周章，因當時我的廣東話僅半桶水，尤其當他們講起姓氏名字，更是令我雲山霧罩。醫生倒是很寬容，他讓我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學廣東話，聽不懂的時候可以問其他“姑娘”。

 這工作我不到一個月便已熟悉了，廣東話也進步很多，跟醫生也慢慢熟起來。這醫生是河北人，中學是在北京讀的，還未畢業抗日戰爭已開始，於是他其餘的學業是在全國不同城市完成的，最後1949年去了香港，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大學修讀了醫學院，作了醫生。所以，這醫生見了我這個小老鄉，總是想問我在北京的人和事。診所下午不忙的時候，醫生常常把我叫過去聊天，藉此了解北京當年的情況，同時也了解我的家庭和經歷。

 1981年，我在那診所工作一年後，醫生買進一台超聲波掃描儀（Ultrasonic Scanner），是德國製造，這在當年是很罕見的，特別是私人診所，據說買一部這樣的掃描儀的價錢，相當於當年香港的一個公寓了。幾天之後，醫生拿著一大堆資料交給我，那是這部掃描儀的英文說明書，讓我仔細研究如何使用這部機器，包括如何鍵入病人資料，如何進行掃描，如何觀察細部等等，並吩咐每天我可以早到一個小時，以便研究學習。

 我先把Manu（說明書）拿回去讀了一遍，幾天以後，我已大致知道如何使用這部掃描儀了，醫生非常高興。從此，凡是有病人需要掃描的，我便協助他在熒光屏上鍵入資料，需要印出掃描影像的，我就幫他print出來，醫生也常指著掃描影像告訴我所見到的異常病變等，我也覺得很有趣，畢竟這在當時是非常新的科技，以前從來沒有見過的。

 1981年9月，診所走進來一位先生，跟醫生很熟的樣子，坐下來就跟醫生聊起來，講一口廣東口音的國語，提到希望醫生幫他們寫稿。原來這位先生就是明報總編輯潘粵生，當年明報老闆是查良鏞（金庸）先生，醫生五十年代便跟查良鏞熟識，稱他小查。六十年代明報創辦後，潘便跟著查老闆幹，既寫稿又編輯，而醫生本人雖掛牌行醫，但亦喜文弄墨，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所以潘跟醫生也是多年老友。這次潘特別來找醫生，希望他能開闢一專欄，寫有關醫學常識的稿子。話說到這裡，醫生突然指著我跟潘先生說：

 “你讓她寫吧，我太忙了，哪裡有空寫專欄呢。”

潘先生這才轉過頭看到我，醫生又介紹道：

“她剛從北京來不久，父母都是醫生，懂得不少醫學常識，叫她試試吧。”

“那也好，這個專欄350字，你先寫10篇給我好吧？”潘先生說道。

 於是，這個小專欄被命名為【白衣集】，1981年10月在明報副刊的右下角悄然登場，並起用筆名----石貝。說起來，此前我只是喜歡看書，文革時破四舊，把有點價值的書，不論中外，全部查封，我在北京跟當年的朋友們想方設法從各種渠道搜羅舊書，一旦找到，無論厚薄，每人只准傳閱24小時，我至今保留一個小本子，上面抄滿從書中摘出的佳句，以便書“走了”，我還可藉文中佳句回味一番，只是我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任何文字，這在七十年代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怎麼也想不到，來到香港第二年竟會有這樣的機會，而這機會卻又絕對是我意料之外的。

 那時，每天上班前買份明報，打開副刊，看到自己幾天前寫在稿紙上的的文字變成鉛字，那份激動、興奮真是難以言喻。既然是【白衣集】，就要寫有關醫學和醫學常識的稿子，這對我倒也不是太難，從小聞著來蘇水，玩藥瓶子長大，聽的淨是醫院和病人的奇聞怪事，加上我的哥哥後來做了麻醉醫生，整天聽到的都是各種病例，當然還有醫生老闆也時常講起他遇到的奇難雜症，遂成就了這350字的專欄。

 不能不提的是，香港報紙用的是繁體字，我從小寫的都是簡體字，從寫專欄那時起，我就開始適應寫繁體字，而且還要豎寫，記得是用400字豎寫稿紙，連字帶標點符號，空出最後兩行，就是350字了。就是這樣一個小專欄，包括一個白衣集欄名，編輯還要求我分段，說如若無分段，讀者會覺得“沒有呼吸”、“憋氣”，我既是新移民又是新寫手，當然要聽人家的，所以，我盡量精簡文字，分出段落。說實在的，這小專欄很不容易寫，剛開個頭就要準備結束了，而且不准許如寫連載小說般地今天沒寫完，明天接著寫，老總要求每天的專欄要獨立成篇，還要言之有物，不可作無病呻吟狀。我就把這看作是一種training，日子有功，後來也慢慢有了些經驗，不再成為負擔，更可賺點稿費。

 另方面，診所工作已經駕輕就熟，醫生對我也十分滿意，但是一起工作的“姑娘”不高興了，主要因為以前醫生總是跟她們講廣東話，雖有口音，但她們畢竟能聽懂，我去了之後，醫生跟我講國語，她們聽不懂，隔閡就出現了。其實這在當年的香港是很常見的現象，曾經有親戚跟我說，“你怎麼連中文都不會講啊”，他們認為中文就是廣東話。不會講廣東話，或者講廣東話夾帶口音，便會受到歧視，這是我當初去香港時所遇到的困境之一，也是很多非粵語人移居香港之初的困境。雖然經常被人取笑，但我仍努力對其他“姑娘”持友好態度，伸手不打笑臉人嘛，只是儘管如此，收效並不大。特別是醫生叫我翻譯那部掃描儀的說明書，並協助他在掃描儀邊工作之後，那種憤憤不平、鄙夷不屑，簡直就寫在她們的臉上了，無論我怎麼討好也不行。

 任何事情都會有轉機，不久，我發現醫生診所不遠處有個琴行，有天午休的時候我走過去，那時我的廣東話已經進步得可以與人交談了，便跟琴行老闆打聽教琴事宜，老闆叫我彈彈看，一曲奏完，老闆便問我何時有空來教琴，從此，禮拜六下午和禮拜天全天，只要診所不開門，我就去琴行教琴，持續了一段時間後，我辭去診所工作，在家專心教琴和寫稿。本以為教琴和寫稿，可能就是我的全部香港生活了，豈知那之後還有意料不到的變化。欲知詳情，請看【我的老闆金庸】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