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革浩劫再受波及

北京的文革是從1966年的夏天開始的，先是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等於是誘導，同時各機關單位、學校企業內部開展學習討論，其實就是從上至下地推波助瀾，醞釀這場一手由毛澤東發動的血腥文化革命。我當時正上中學，學校裡的政治火藥味日漸濃郁，馬上要到期末考試，卻頻頻停課，後來索性全校全面停課，同學們到學校無課可上，而是被安排批判鄧拓、吳晗、廖沫沙，說實在的，誰都不懂怎樣批判，唯有找來人民日報，東抄一句，西抄一句，然後在舊報紙上用毛筆寫成大字報，貼在校園的牆壁上。這是非常初期的文革形態，大家都以為這不過是搞一場什麽運動，很快我們就會重新返回課堂，哪裡想到，隨著6月1日人民日報的那篇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出籠，北京的紅色恐怖便開始了。周恩來曾對此有這樣的指示：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掃一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誰去橫掃？當然是以中共幹部子女為主的各校學生，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學生，早在發起文革的前幾年，便以特殊的姿態出現在各班級之中，文革的來臨，只不過賦予他們更多的特權而已。果然不久北京街頭上便出現了破四舊風潮，執行者大都是十幾歲的中學生，自稱為毛主席的紅色衛兵。據資料顯示，第一批紅衛兵組織是於1966年5月底成立的，也就是說，幾天後那篇“橫掃”社論出爐，這些紅衛兵馬上作了急先鋒，大破京城四舊，對他們眼中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實行抄家、體罰、侮辱、暴打。

母親當時在北京師大校醫院工作，天天下了班晚上都要開會，回到家已經十點，我們簡直難得見面，更何況交談了。唯一的哥哥早於文革前一年被分配到西南地區，兩個姐姐在北京的大學，因離家遠，不常回家，家中只有我和母親。外面的形勢險峻，幾乎天天都能聽到誰家被抄家了、誰家抄家後還被毒打、誰家被逼得自殺，這些聽說不僅來自學校，還來自我們的街坊鄰居，我們真是夜夜驚心，不知道哪天回家，家已經被抄了。

母親偶然休息一天，就帶著我清理家中的老照片，凡是父親在美國跟外國人拍的照片，一律燒掉，連父親穿西裝的照片都燒掉。母親說，說不定哪天紅衛兵來抄家，見到這些照片不知道又要扣什麽帽子了。記得我們在院子裡的磚地上燒照片，燃燒產生的化學物質引起的縷縷黑煙和強烈臭味，竟把街道的積極分子引來，好在作醫生的母親向來人緣好，胡亂搪塞了兩句算是打發了她。可是，這一次的銷毀，將父親絕大部分當年的照片都毀掉了。所幸，海外的親戚還保留了一些父親的照片和國民黨空軍醫官訓練班的畢業證書，我移民加拿大後，這些照片陸續轉交予我，所以，本書所用的很多圖片都出自於此。

有天我去學校，校門口被課桌椅“封鎖”起來，只留一個人的通道，有一個紅衛兵在那裡把守，每一個同學進去都要報家庭出身，輪到我了，唯有硬着頭皮報告：出身職員，一名與我同班的紅衛兵在一旁冷笑道：職員？什麽職員啊？她爸是大右派！一句話說得我面紅耳赤，心臟狂跳，他又接著問：你們家抄了沒有？我低著頭，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答道：沒有。

以我們家的情況來說，1966年的抄家風潮我們是免不了被波及到的，我跟母親天天提心吊膽地過日子，生怕哪一天紅衛兵來抄家，不知是否神明保護，在北京紅衛兵最瘋狂的那些日子裡，我們居然平安度過，一直到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母親被當作清理對象，也就是被整肅的對象，師大的紅衛兵7月才來到我們家抄家，並且在我家門外的牆壁上用斗大的字寫道：打倒漏網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知識分子梁其容，還在母親的名字上劃了三個大交叉。

母親僅僅作為“漏網大右派”便遭此待遇，父親十年前便被戴上右派帽子，雖然1961年摘了帽子，但這次來勢兇猛的文革怎麼能逃掉呢？我們與父親的聯絡只有通信一途，平時父親大約一個禮拜來一次信，文革以來，他的信明顯減少，而且在信中還抄錄一大段當時很時髦的毛語錄，然後寫一些“形勢大好”之類的無關痛癢的話，最後寫上“我一切都好，你們不用為我擔心”，至於他在承德的真實情況如何，父親一字不提。當然，我們與父親都明白，這種特殊的日子裡，所有的信都是要檢查的，我們寫去的信和父親寫來的信都是要防備檢查的，至少我們能收到有父親筆跡的信，已能證明他尚安全無恙。

可是，父親越是讓我們不要擔心，母親就開始越來越擔心，北京的情況已經是將所有黑五類掃地出門，抄家，虐打，承德的情況能比北京好到哪裡？父親的每一封信都成了母親的“測試計”---來信就意味暫時平安，不來信就意味出了問題。終於，不想發生的事情就在秋天出現了，父親連續一個多月沒有信來，在這動盪不安、隨時可能出現意外的日子裡，這絕對超乎尋常。但是，我們毫無頭緒，既不能打電報去問父親出了什麽事，又不能託人打聽。

有天我跟母親一起上街，回家途中在胡同裡恰巧遇到與父親同在承德醫專工作的路姓同事，他家跟我們住同一條胡同，以前曾托他給父親帶過東西。路比父親年輕很多，據說也是所謂“犯了錯誤”被發配到承德的，那天他正好回京探親，雖時間很短，卻被我們碰到了。路匆匆從對面走過來，打過招呼後，對母親說---我過兩天去看看你們，母親雖心急卻也無奈。

果然過了兩日，路選了一天吃過晚飯的時間親自到我們家，那時已是深秋，不開燈的話房間裡已經很暗，母親沒有開燈，任憑外面的夕陽撒進來一點光亮。路沒有什麽客套，直接告訴母親：文革開始不久，醫院的造反派就揪出了一批黑幫、走資派，父親是其中之一，作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被揪鬥，醫院走廊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字報，而且還增加了罪名---由美國回來的特務，這當然是指四十年代父親被上海防癆協會派到美國進修兩年的事情，而且還逼他交待當時接觸的那些美國教授和醫生等，現在在做什麽工作，來勢洶洶，又是抄他的宿舍，又是將他關押起來交待問題，父親承受不住這巨大壓力，就在關押他的房間裡割腕自殺，後來被人發現，搶救過來。此後，院革委會組織大批判，說父親“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以死來對抗文化大革命”等等。路說到這裡，嘆了口氣：

“其實歐陽（指父親）不必那麼想不開，不論怎樣，他們搞他其實還是翻他五七年的老賬，沒什麽新東西，挺過去也就沒事了。”

這是父親的第三次自殺，“士可殺，不可辱”，父親最看重的人格尊嚴，被共產黨一而再，再而三地蹂躪，他實在忍無可忍了，索性一死了之。一般人可能覺得這是“想不開”，但對於父親來講，死比屈辱要輕鬆，這是一個有脊梁的知識分子的氣節，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自從共產黨獲取政權以後，父親就在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被整肅，他從一名一心報效祖國的熱血青年，變成了一個對前途絕望、對生命毫不眷戀的人。

路走了以後，母親沉默了很久，我扭開了電燈，準備吃晚飯。母親臉上的表情不是悲傷，卻是憤怒，她說：

“你爸就是這樣不負責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殺，他死了倒輕鬆，我們呢？我們揹了他這麽多年的右派家屬包袱，已經夠瞧的了，這回他真要死了，那壓力還不是我們來受？”

那天晚上，直到飯菜在桌子上放涼了，我們兩個誰都不想舉筷，昏黃的燈光籠罩著一屋的沉悶，我的淚水一再湧出，又被我忍了回去，我不願在母親面前掉淚，惹她傷心。

以上的描述，我曾在1991年出版的拙作“京華黑五淚”中提及，當時已經移居香港的母親讀了後，感觸至深，淚流滿面，儘管當年父親去世已有十三年之久。雖然母親那番話我記憶猶新，但我不能怪她，文革中那種畸形的社會，足以摧毀所有正常的家庭關係，尤其是被共產黨整肅、打壓對象的家庭更是首當其衝。當然，也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家庭，非但未被共產黨打垮，親人之間反而更加團結，一致向外，充滿了人性的溫暖。但據我所知，這樣的家庭不在多數。而我們的家庭就是這多數中的一個。

與很多經歷過文革的朋友談過這樣一個現象，凡是受到家庭成員的支持和諒解者，即便受到極大壓力，一般也能挺住，不會選擇自殺一途；反之，得不到來自家人的支持和諒解，受害者的心理就會變得非常脆弱，極易走入極端。

父親在文革發生的時候，已經獨自在灤平和承德生活了八年，每年獲准回京探親的時間只有十天，一去一回的路程已佔去兩天，實際在北京家中團聚的時間只有一個禮拜。而這一個禮拜的時間母親要上班，請假是不可能的，這七天我們作為子女要上學，於是父親與我們可以相聚在一起的只有禮拜天，僅有這一天，我們可以跟睽違一年的父親在一起。

共產黨的狠毒，不僅將對社會卓有貢獻的知識分子驅逐出京城，分裂他們的家庭，更將他們如同關入牢獄般，每年只允許探親十日，實際只能相聚一天，這跟關在監獄有什麽分別？唯一的分別大概就是沒有監獄的高牆與鐵窗，但遙遠的距離和不發達的通訊，跟遠古時代的充軍發配並無二致，以至於知識分子豈止被剝奪了尊嚴，連最基本的人倫之情都被強行奪去。

可以想像在當年那種社會大環境下，父親作為被排擠、被改造、被驅逐的異類分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我的哥哥姐姐在學校黨團組織的教育下，積極與父親劃清界限，即使父親一年只回來一次與我們相聚，他們也盡量躲在大學宿舍，不願回家。那種被自己子女背叛的痛苦滋味，我想當年的父親只有苦在心裡，卻無處發洩。至於母親，從上文筆者描述父親企圖自殺的消息

傳來時，母親的反應即可見一斑。我不責怪她，是因在那種社會環境中，母親的處境也很艱難，原因當然是與父親的右派身份有直接關係。

自從1958年父親被打成極右派以後，母親雖未被打成右派，卻被內定為中右派。母親性格與父親不同，一向謹言慎行，反右運動大會小會開了無數次，母親始終保持沉默，到最後仍被定為中右派，原因即父親是有言論的極右派，其妻即使沒有言論，也因是極右派的妻子而打成中右派。這就是共產黨的理論根據，沒有道理可講，沒有法律可依。

反右前，父母都在空軍後勤部醫院（前空後民升醫院），反右後父親被逐出北京，母親則被逐出空軍後勤部醫院，讓她自己找工作，那時候都是組織分配工作，靠自己找難度很大。其最難的並不是母親的業務水平，而是如影隨形般的檔案，母親的檔案中有着父親所有的資料，雖說跟母親無關，但中共的株連政策是不會放過她的。

母親是小兒科專科醫生，但婦產科內科皆可兼任，應該是所有醫院最受歡迎的醫生，然而母親幾乎走遍北京城大小醫院，每次院方都歡迎之至，可一看檔案，便不得不將母親推出門外。母親當時既苦惱又焦急，父親離開北京，我們四個子女尚未成人，她的責任重大。幾個月後，母親的一位朋友聽說北師大剛設立一間幼稚園，很多孩子的家長是有頭有臉的幹部，急需一名有經驗的兒科醫生，母親剛好符合條件。

那朋友跟母親說，先進去做，檔案晚一步再送去。這一計實在聰明，母親就是這樣在師大幼稚園開始了她的新工作，早出晚歸，戰戰兢兢，不容有任何差錯。過了幾個月，檔案送到，領導當然不悅，但母親優秀的工作表現，加上孩子們的幹部家長得罪不起，母親的工作才算保住。

因此，母親對父親有所怨言是不可避免的，是父親的右派身份株連了她，影響了她。而父親也明白這一點，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錯。母親認為只要少講話、不提意見，就會平安大吉；而父親一向嫉惡如仇，一腔熱血，看到共產黨如此胡作非為，讓他閉嘴不講話是不可能的。

夫妻間的矛盾由此而起，但他們兩個畢竟是知識分子，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在家裡公開吵架，只是關係冷淡。但僅僅這份冷淡，特別是處於瘋狂的文革時期，紅衛兵將父親又拉出來揪鬥，沒完沒了的寫檢查、交待，加上缺乏來自家庭的溫暖和支持，令喪失尊嚴的父親再一次對前途徹底絕望，而選擇了自殺。

父親1958年被逐出北京，直到1975年因病退休回北京，十七年的時間裡，母親未曾去看望過父親一次，主要原因也是當時所有公職人員，一年四季除了禮拜天，都是沒有年假的，況且母親當時常常血壓高，又有心臟病，恐怕也不情願到那偏僻的小鄉村，去看望戴罪的父親的，至少我從來沒有聽過母親有這樣的慾望。

1969年，中共為執行毛澤東“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指示，在全中國開展群眾性的挖防空洞活動。這種強且重的體力勞動，馬上就成為黑五類和所謂牛鬼蛇神的強制性兼懲罰性的勞動改造，父親在承德不可避免地也淪為挖防空洞的苦力。

那年夏天，母親收到一封父親的來信，她看完後面無表情地將信交給我，我拿過信展讀，信的大意是他在挖防空洞的過程中，不慎腳受傷，現在上了石膏住院療養，你們不要為我擔心，云云。

我一邊讀，眼淚就一邊往下掉，後來索性走到另個小房間，關起門來大哭一場。直到哭夠了，擦乾眼淚，走到正在做飯的母親身旁，告訴她，我要去承德看望爸爸，母親沒有特別的表情：你要去嗎？那就去好了。

那時食物供應匱乏，只知道父親喜歡吃那種西式奶油泡芙，便到街上買了兩盒，大約二十個，第二天晚上帶著這兩盒奶油泡芙，乘北京直達承德的火車，次日凌晨便到了承德，走出火車站，叫了一部三輪車（當時還沒有出租車），在濃濃的晨霧中直奔承德專區附屬醫院。

空無一人的醫院大門口，牆上被風乾了的大字報已經退了色，上面的聲討、批判字句顯示著不久前在這裡曾經有過一場激烈的批鬥大會。我推開大門走進去，裡面竟空無一人，我開始疑惑，父親在信中並未提到他的病房號碼，況且他也不知道我會來承德。

正在這時，我聽到用掃帚掃地的聲音，順著聲音我在樓梯旁發現一位中年女人，她正在清掃樓道。我喜出望外地提著行李袋趕忙走到她身邊，問道：你知道歐陽大夫住在哪間病房嗎？她轉過身，斜瞄著眼先把我從頭打量到腳，然後，很不屑地問：你是他閨女？從北京來的？我趕緊答是的，又再問一句：他住在哪間病房？她好像極不情願回答似的，往樓梯上面揚了揚下巴：上樓你就知道了。我又再問：是哪間病房啊？她已經走開，不想回答我的問題。

提著重重的行李，我一步一個台階走上二樓，才六點鐘，整個醫院大樓還沒有醒過來，晨曦從樓梯上面的窗口透進來，樓道裡很安靜，我既然不知道病房號碼，就只有看看二樓是否有人可以問問，邊走邊看，所有病房門都關著，突然發現樓道盡頭處有幾張設在走廊的病床，再走近一點，有個坐在靠牆的一張病床上的病人，背對著光，低頭正在整理什麽，天哪，這身影我怎麼這麼熟悉！趕忙快走幾步。

“爸爸”，我低聲喚他，喉嚨馬上像是被什麽塞住了一樣，哽咽得我什麽也說不出來，我努力地將快要流出的眼淚忍回去。父親驚奇地望著我：

“你怎麼來啦？”

我還是喉頭發緊說不出話，便把那兩盒奶油泡芙遞給他：

“媽說你喜歡吃。”

說完就坐在他背後不再講話，同時眼睛望向天花板，盡量不動聲色地深呼吸，據說這樣做可以將眼淚忍回去，喉頭也會慢慢鬆弛。父親見我這個樣子，也不多說什麽，彷彿自言自語般：

“我寫信跟你們說了，我沒什麽事的，就是住院休息嘛，也不用去挖防空洞了，你看，你來了我也不能照顧你，你怎麼辦呢？”

父親還是把我當成小孩子，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雖然我還不滿二十歲，文革那殘忍的紅色恐怖，一夜之間就將我催熟得如同飽經風霜的四十歲中年人。我努力令自己鎮定下來，開始問父親他的腳是怎樣受傷的。

“我們挖防空洞時有兩組人，一組負責挖土，一組負責用手推車推土，他們說我挖得不夠深，就讓我推土。那個手推車只有一個輪子，如果車上的土不多，我倒是可以推起就走的，那天他們裝了一車的石頭，我推了沒有幾步，車就倒了，其中幾塊石頭正好壓在我的腳面上，”他用手指指他受傷的那隻腳，“照了x光片，是蹠骨粉碎性骨折，只有打石膏，讓它慢慢癒合。”

父親不離醫生本色，好像是在述說他的病人一樣，耐心地用專用語言跟我詳細解釋一番。我追問道：

“那為什麽不讓你住在病房裡面呢？”

父親嘆了口氣，壓低聲音說：

“病房裡面都是工農兵，我這樣身份的只能睡在走廊。”

我不說話了，最近的病房門剛好走出一個穿著病員服的老人，由一位婦女攙扶著，大概是去廁所吧，我趁機探頭向病房裡面看，八張病床上全躺滿病人，吊鹽水的、打點滴的，空氣中還瀰漫著劣質香煙的味道，病人們都裹著灰黑色的被子蜷縮在鐵床上。此時我倒是有些“慶幸”，父親作為異類安排住在走廊真是焉知非福，他那張床的周圍，除了時不時有人走過外，相對還比較清靜，更重要的是，我們之間的小聲談話也不會太引人注意。

跟著，父親將他的宿舍鑰匙給我，我提著行李，按照他告訴我的路線圖，很快便找到了那間宿舍。一陣潮濕和久未住人的那種陳舊味道，隨著門開處撲鼻而來，看來父親受傷之後這間宿舍就沒有被打開過，我拉了門邊的燈繩，房間裡立時充滿了一片昏黃，那是白天，唯一的窗子正對著另排房子的後牆，屋裡幾乎沒有陽光進來。

簡陋的書桌上有一本針灸學、一本日記簿，那日記也不過記的是每日發生的事情，不可能有任何情緒的發洩或屬於私人性的感懷之類的文字，除了記錄與北京家裡的通信，還有接受批判和寫檢查之外，我發現了一個女性名字，因時間太久，我已經
忘記了她的名字，她是來幫父親洗衣服及做家務的。當時我只是看了父親的日記，知道有這樣一個女性，卻因種種原因，從
來沒有問過父親，也從來沒有跟母親提起過，但此事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我不太相信她是父親的紅顏知己，但是我至今依然非常感激她。在那種瘋狂的年代，父親孤獨一人，背負政治上的惡名，被剝奪了工作，派去做苦力（挖防空洞），這種被人歧視的身份，別人連躲都來不及，他不可能去聘請女傭甚至幫手，因此，我猜測這位女士不是父親以前的病人，就是病人的家屬，她們沒有那些所謂階級觀念，只知道這位孤身在外的歐陽大夫需要有人幫助，這種樸素的感情在當年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同時，這也成為父親的一種精神支持。

雖坐了一夜的火車，躺在父親那張窄窄的單人床上，我卻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思來想去，喉嚨再次緊縮，淚水又再湧出來，這次我不再忍了，擁著父親的被子哭了個夠。然後，我做出了我的決定。

“爸爸，我要向你們革委會的人要求，把你接回北京養病。”當我下午回到父親的走廊病床時，告訴了他我的決定。

父親聽了我這話嚇了一跳，“那怎麼行？他們不會放我回去的。”

“我會每天去要求，軟磨硬泡，看他們能怎樣。”

“這事你姐比你行，你太年輕，不懂怎麼跟他們說。” 我在家裡排行最小，父親總是把我看成長不大的小孩子，也難怪，父親當年離開北京那年，我還不到九歲。

“我盡我最大能力去要求，如果他們真的不准你回北京，我就留下來，跟你學習，學英文、學針灸。”這是我在父親的宿舍流乾了最後一滴眼淚後的決定，我看到父親臉上顯出難得的笑容。

“那你就去試試吧。”父親坐在病床上，一邊為他的腳做按摩，一邊說。

第二天一早，我就開始了我的“征戰”。先找到革委會的辦公室，敲門，說明來意，開門人不耐煩地嚷道“正開會呢，走走走”，隨手便把門關上了。於是我等到將近中午時分再去，正好會開完了，人一個個走出來，我抓住一個人問，那人聽了答道“這事不是我負責的”，就走開了。我又再找另個人，問是誰負責這事，那人含糊答道“你找老李吧”。我衝到已經差不多走空了的辦公室，問裡面的人誰是老李，“老李走啦”。

第三天早上，我又到革委會門口，敲門，找老李。老李終於出現，卻說“我不管這事，你找馬主任吧”，馬主任卻不在革委會辦公室，去了哪裡，都說不知道。我心想，反正你得回來吧，我就在這辦公室門口等。我索性坐在辦公室門前的一塊石頭上，每個出來的人和進去的人我都要問一問“是馬主任嗎”，可能我這一舉動把這些革委會的大員們都問煩了，終於有個人出來跟我說“馬主任今天不來了，你不用在這兒等下去了”。

第四天我照例一早去革委會，在別人的指點下找到馬主任，這位馬主任皺著眉頭說“這事不好辦啊，你爸現在還在接受改造呢，就算受了傷，現在不是在醫院住着嗎，傷好了還得接受群眾批判，接受勞動改造啊”。

“您說的對，我要把他接到北京去，也是要一面照顧他的身體，一面批判他的資產階級思想，跟他劃清界限。”我發現馬主任回頭很特別地看了我一眼，我又接著說“您看，北京現在正在大搞復課鬧革命，我離開了這麽幾天了，心裡也很惦記學校的復課鬧革命，多希望儘早回去參加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啊，可是我爸在這裡我又不放心，您就讓我帶他回去，一來不會耽誤我們的復課鬧革命，二來我可以照顧他，同時不忘批判他。”

這種偽邏輯式的文革思維，雖然狗屁不通，但在當時卻處處受用，我若想將父親接回北京，決不能與其正面衝突，唯一可以選擇的便是此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辦法。果然，馬主任稍想了一會便跟我說“好吧，我們開會研究一下，你下午再來吧”。我心裡已有預感，馬上跑回父親的病床，告訴他我跟馬主任的談話內容，父親還是將信將疑，我便說“沒關係，真的不批的話，我就留在這裡”。

那天下午，我吃完中飯便到了革委會門口，馬主任見到我之後，遞給我一張紙，不用看我已知道那是回京探親養病的證明書，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你回去以後，真的要好好批判他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啊”。拿過來那紙證明書，我心裡簡直樂開了花，也不記得跟這位馬主任道謝沒有，飛奔到父親的走廊病房，喘著氣告訴父親“批了，他們批了，我們走吧”，我只記得父親欣慰地說了一句“你真的長大了”。

從承德開往北京唯一的火車是晚上八點開出的，我們下午三點已經在醫院門口了，我生怕革委會突然改變主意，催促父親趕快收拾好身邊東西，走出醫院大門，叫了輛三輪平板車，直奔火車站。車站裡空蕩蕩的，我剛扶著父親坐下來，一位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員走過來，見到父親驚訝道“哎呀，這不是歐陽大夫嗎”。原來她曾是父親的病人，這令我想起當年我到承德看父親，幾乎滿街的人都跟他打招呼的情景。我馬上跟她求援，售票處已沒有臥舖票了，父親這樣的情況，坐八個小時的火車恐怕有困難。女工作人員立刻說沒問題，她會幫我們解決的，我這才放下心來。

那天晚上，火車抵達之後，父親與我比其他乘客優先上了火車，列車員顯得格外熱心，小心翼翼地將父親攙扶到臥舖車廂，安排好一個下舖，讓父親休息；我則坐在隔了兩個車廂的普通座席，每隔兩個小時便到臥舖車廂去看父親。

凌晨時分，我們到了北京。母親全然不知道我可以將父親接回北京，所以見到我們的那份驚異真是難以形容，連說這太好了，雖然父親因腳受傷而回北京，但這也算是我們家的一次意想不到的團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