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赴港定居之前,我找到北京空軍後勤部政治部所在地,並向有關人士索取父親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文件。1979年根據中央文件對所有在1957-58年被打成的右派進行複查,雖父親已於1978年11月去世,但空軍方面已派人到我家告知,父親的右派問題已獲平反,只是沒有給我們留下那份改正文件。
所以,離開北京之前我特意到空後政治部索要。記得當時他們倒是對我很客氣,知道我想要那份文件,便說他們沒有複印機,這不是問題,我表示可以用手抄下來,於是要了紙和筆,就在他們的一個會議室的大桌子上,用筆一字一句地將文件所有文字抄下來。
這份【1979年政字第019號】改正意見分兩部分——主要依據和複查意見,而主要依據佔了絕大部分,這“主要依據”其實是1957年反右運動時的開會記錄,不僅是父親,所有開會發言的人所講的話都被特別指派的幹部記錄下來,然後,這些記錄便成為所謂證據,當然,這些記錄是不會給發言人看的,更不會跟他們核對,最後,記錄便塞入當事人的檔案。
當年沒有錄音機,那些擔任記錄的工作人員可能要懂得速記才成,他們不僅記錄了父親在會上的講話,連表情都記錄下來,如父親說到全國因政治運動死了很多人時,忍不住痛哭流涕等。記錄父親的“痛哭”,大概是認為父親缺乏階級感情,竟然同情因運動而死去的人們吧,不過,這對於認識那段歷史的我們來講,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1979年政字第019號關于歐陽靜戈同志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
空軍党委1957年10月31日党秘字01714號批复,确為极右分子。總政治部1958年4月29日批示,撤銷原有職務,轉交地方實行留用察看,由衛生技術五級降為醫生三等十級。
主要依据
一、對三反,肅反
6月3日(1957年)小組鳴放,說“三反時,我在民升醫院,運動開始,先整一個會計,以後他就上吊自殺了,為什麽?死得不清楚,臨死前他還同我說,他沒什麼問題,但第二天就上吊死了,是否有冤屈?我表示難過。當時無人為他說話,而說他是畏罪自殺,以後就輪到我頭上了,把我打成大老虎,除沒強姦婦女之罪,什麼罪狀都有了,對我採取了各種刑罰,不當人待,先是採用車輪戰術,以後又將我囚進牢內一個多月,一直不准我和家里通信,四個人監督,不准動,不准說話,一天只給兩個窩窩頭吃,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放風也不准,我的腿都腫了,也不准洗澡,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臉,真是有苦難說,還逼著我十二歲的女兒給我寫信,叫我交代,不承認是永不放的,她能懂什麼?多殘酷!不是人的滋味。不過,我幸運地還活著,而上海、重慶等地方都有我們的同胞死了(此時痛哭流涕)。
我感到共產党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人民太殘酷,對高級知識分子虐待,中國不只是我一個人,而是幾千幾萬,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有的人得了精神病,我看病中就常遇到此種現象。上海重慶的朋友談他們那里三反、肅反,也有這種情況。這可見不僅是我們這里一個地方這樣。
憲法已頒布,而肅反何嘗不死人呢?我希望以後世世代代不要發生這樣殘酷的事了。有人說國民党殘酷,而共產党又怎麽樣呢?士可殺不可辱,都是中國同胞,為什麽要這樣對待?希望運動本著良心,和風細雨講道理。有的同志被整之後,在適當的場合下應給摘帽子,我的貪污帽子,至今還沒摘掉。用口袋來對待知識分子,即使死了的人,也應該給他們摘帽子,不然子孫都要背上一個包袱。希望領導上注意團結,過去損害了許多同志的尊嚴,這主要是幾個運動把一些幹部弄得頭暈了。
共產党說話不算話,民航局邀請我來是當院長的,有小汽車跟較好的房子,每月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三反後,我成了普通醫生,連主任也不是了,薪金一降再降。現在我不是共產党員,當院長是不可能了,就連進修也去不了,因為我既非党員又非軍人。肅反也是,弄得一塌糊涂,侮辱人,我很同意三反、肅反一團糟的說法,我這些話一直不敢說,今天號召大鳴大放,我僅講了百分之一,也可能是危險的,不知道要受到什么遭遇。
6月5日在小組鳴放時說,“我們單位的政治空气不濃,除了政治運動外,其他時間無協理員也可以。共產党一搞運動,別人就得跟著走,否則就是有問題。運動一來,令人有老虎臨門之感。。。。。。在運動中,有的人自殺了,有的被整得半瘋半癲,身体也搞垮了。在門診部的病人中就有公開說是三反、肅反所受的刺激。我希望以後不要用恐怖的手段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過去,我有顧慮,但今天仍有人要求成立委員會,如果有報復,可以向該組織控訴。"
二、与社會上右派共鳴
讀葛佩琦反動言論後說,“共產党善變,去年中央指示照顧高級知識分子,高級知識分子配有彈簧床、轉椅、派公務員送水送飯,今天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連老教授的開水都沒有人打了",并說,“人家還享受了幾天,我們就更冤枉。"
讀章伯鈞,羅章龍言論后說,“章羅言論可能有正确的地方",同意儲安平“党天下"的說法,認為“十二個副總理中民主人士有一兩位可以胜任,不無理由。”
讀反擊右派分子的文章後說,“人家提意見幫助党整風是好的,言者無罪嘛,而現在反擊是否恰當?"
對運動中把人關起來,抄家,他表示不滿,認為違反憲法。
複查意見
歐陽靜戈同志在三反、肅反中被審查、被關押、被抄家,降低了職務待遇,但是,并沒有查出什么重大問題,這些錯誤作法是違反政策的,事後又沒有很好的做善後工作,所以有怨气。在幫助党整風之際,對三反、肅反運動發表了一些錯誤言論,并非惡毒攻擊。從他的一貫表現來看,是愛國的,全國解放時,親友來信動員他出國,他自愿留下不出國。參加革命工作後,工作表現較好,1956年對針灸工作鑽研有成績,被評為空後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授二等獎,其根本立場不是反党反社會主義的,符合中共中央1957年划分右派分子標准的六不劃中第二條規定,“偶然講過類似右派的話,現在已經承認錯誤,而在歷史上一貫不反党反社會主義的人,不應劃為右派分子。"
魏錦國(空後副政委)
李建辰(空後政治科保衛科科長)
蒲增明(空後政治部組織科科長)
馮造興(空後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