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年會結束後，有關領導（具體姓名已無從查起）找到父親，不無誠懇地邀請父親到北京工作，說首都缺少醫生，特別是像父親這樣年輕，而有能力、有經驗的院長級別人士，又說這也是支援首都的建設，云云。父親聽罷，幾乎是馬上點燃了他心中報效祖國的那股熱情之火。

另一方面，父親一向患有支氣管哮喘，在上海居住的那些年，時常喘息不止，可能與上海的氣候有關，說來也怪，他到北京後，竟一次哮喘也未曾發作，其實這也是過敏性哮喘異地治療的一種典型表現，但父親認定北京將會是他人生中下一個驛站，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決定將帶給他一生中難以想像的恥辱與痛苦。

父親說到做到，跟母親商量之後，第二年（1951年）便攜全家搬到北京，據母親回憶說所有搬遷及交通費用，都是由北京民航局負責的，原因是民航局下屬的民升醫院聘請父親作院長。母親說，上海家裡的的家具如大床、沙發、鋼琴等全搬到了北京。連母親當時的護士曹青霞女士（後來成了我的舅媽），也隨我家移居到了北京。剛到北京時，我們住在景山後街三眼井，那是民航局提供給我們的一處很寬敞的四合院，父親上下班還有汽車接送，這是當時民航局跟父親講好的條件。

我想這並非父親自己提出的條件，解放初期中共對知識分子還很倚重，對於醫院院長這一級別的知識分子，更是優待有加，他們給父親的工資待遇是3000斤小米（300元人民幣），作為醫生，他被定為醫務五級，這在當時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只可惜這份待遇只維持了兩年，1953年發生的一場三反運動，便將這一切改變了。

民升醫院隸屬於民航局，當年座落在弓弦胡同，不過很快民航局便被歸屬於空軍，在父親1953年的工作證上，工作部門一欄寫著：空軍直屬衛生處民升醫院；而母親1956年的工作證上則是：軍委空軍後勤民升醫院。三年之中兩易名稱，恐怕是解放初空軍內部大事改革之故吧。
 

雖說父母當年都在空軍隸屬下的民升醫院作醫生，父親更曾擔任過民升醫院的院長，但他們卻不是軍人，也從未穿過軍裝，更未享受過軍人的任何優待。據母親說，那是當時的一種特殊情況，他們不是軍人，卻根據他們的醫務級，相應授予他們校級軍階，並允許他們作為非軍人在那裡工作。民升醫院大約在1955年前後結束了它的使命，被正式歸入空軍後勤部醫院，而民升醫院在弓弦胡同的舊址，幾年後也因中國美術館的興建被拆除。

父親從1951年到1957年，在民升醫院（後來歸屬空軍後勤部醫院）工作了前後六年，卻經歷了幾次政治運動，也就是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次比一次來勢兇猛，以全國範圍來看，這也是毛澤東與中共一步步打擊、羞辱、矮化知識分子的一系列行動，父親只是一介書生，只懂治病救人，對政治，特別是共產黨的政治，一竅不通。

中共自從奪取政權以後，就不斷製造各種各樣的政治運動，其目的就是為了全面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集權制度，1950年開始的鎮反就是鎮壓反革命，包括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俗稱“社會上的反革命”，說穿了，就是中共眼裡看不慣的人，就要鎮壓，即“處決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據文獻報導，在這期間，中共殺了七十多萬所謂反革命分子。

這個鎮反運動還沒有完全結束，在1951年和1952年之交，又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要求在全國大中城市展開“對違法資產階級的大規模和堅決徹底的鬥爭”。毛澤東指示說“應把三反運動看得如同鎮壓反革命鬥爭一樣的重要”，甚至還表示“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三反運動之風很快就波及到了父親工作的民升醫院，當時的父親擔任院長和外科主任職務，運動開始的時候，醫院黨支部先從一個會計下手，非說他有貪污問題，但這個會計跟父親說，他從來沒有貪污過，說的時候神情非常沮喪，父親勸了他幾句，誰知道次日這個會計就上吊自殺了，整個醫院上下沒有一個人替他說一句公道話，反而在他死後，開批判會，說這會計是畏罪自殺。這是典型的共產黨搞運動的誣陷手法，從延安時代便已開始，但父親對此很不理解，既為這個會計感到難過，也對這種恐怖氣氛非常不滿，認為醫院本是醫治病人的地方，為什麽要搞這些逼死人的什麽政治運動。

然而，父親完全想不到的是，下一個打擊對象就輪到了他。醫院組織了所謂專案組，誣告父親，說父親在上海貪污錢財，這真是莫須有的事，父親當年在上海不僅沒有貪過一分錢，甚至組建上海肺病醫院時的多筆款項，都是出自他自己和親友的捐款，更何況父親從美國帶回來的那個縮影X光機，也是父親花錢買下的。如此不白之冤，父親當場給予否認，但是專案組的人不相信，他們採取各種刑罰，目的就是要逼父親承認他是大老虎（貪污犯）。

父親始終不屈不饒，這是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氣節，沒有做過的事，當然不能隨便承認，特別是這種侮辱人格的指責，更是不能低頭。於是，專案組就採取車輪戰術，即不同的人從早到晚連續審問父親，見父親沒有認罪的表示，便將父親關入牢中。當然父親入獄之前，完全沒有正式的法庭審判，在牢中，父親被告知不准說話，不准隨便行動，也不准和家裡通信，還有四個人監督他。

父親從來沒有跟我談起過這一段坐牢經歷，原因是當年我尚年幼，不可能跟我談這些事情，57年以後他又被逐出北京，父女連在一起生活的權利都被剝奪，更何況一起談心了。而母親也沒有跟我講過，這是當年我們這種家庭背景的一種普遍現象，大多數父母都不願將這些受共產黨侮辱和冤屈的事情講給子女聽，一來怕子女說出去會惹出更大麻煩，二來父母認為這是一種恥辱，索性不講給子女聽。

我之所以後來了解一點關於53年父親的這段經歷，是1980年3月我離開大陸赴香港定居之前，到空軍後勤部跟他們討要父親的平反改正意見的文件，那時父親已經去世一年零三個月了，我提出要他們賠償，起碼賠償當年他們無理扣押父親的工資，但他們說這個很難辦到，只能給我看文件，但他們沒有影印機，於是我一字一句地將這份文件抄下來。

這份文件羅列了父親對三反肅反運動的不滿，我也得以了解父親當年的遭遇。至於父親提到那些人將他囚入牢中的“監牢”，我懷疑是醫院私設的牢房，專門關押這種“不服管教”的嫌疑犯，這並不出奇，當年（以至文革時期）中國大陸很多地方的學校機關單位都有這一類的私設牢房，甚至私設刑室，大搞逼供，甚至嚴刑虐待。

中共雖然獲取政權，但思想意識上與封建君主並無異樣，他們誣陷完全無辜的父親貪污，強逼父親低頭認罪，豈知遭到父親的反抗，於是他們惱羞成怒，將父親關入那所謂的牢中，連正常人的生理反應---大小便，都要管制，每天只准大便一次、小便兩次；每天只給兩個窩頭吃，這窩頭是北方人用粗糙的玉米麵製成的食品，一般只有很貧窮的人家才吃這種東西；當然洗澡也是不准的，洗臉則是四、五個人用一盆水洗；父親的腿腫了，但不准去看醫生，不僅如此，連放風的權利也被剝奪最令父親心痛的是，專案組的人令當年只有十二歲的女兒（我的大姐）給他寫信，讓他交代，說不承認就永遠不釋放。

在這種沒有尊嚴、沒有人格的情況下，被屈辱的父親悲憤莫名，他想到結束自己的生命，對於一個自重的人，死比屈辱要輕鬆。他設法找到一瓶安眠藥，和水吞了下去，準備以死向人們證明：他，是清白的，即使自我了斷性命，也不會屈辱地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但是，當年46歲的父親未能踏上黃泉路，他被人發現，並搶救過來。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個多月，終於有一天，專案組的人來找父親，說要押着他到上海對質。原來，全國各大城市都在開展三反五反運動，每個單位都要抓出一批大老虎（貪污犯），抓不出來的就採取逼供信的方式，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肺病醫院的一個職工被逼急了，便寫了誣告父親的信，妄說父親有貪污問題云云，他以為父親全家已經遷居北京，遠離上海，他這樣說說只不過為了過關，想不到，這封誣告信很快到了北京，竟成為父親的罪證。

 北京方面收到此信後，不做任何調查研究，就將無辜的父親打成大老虎，豈料父親性格堅強，拒絕低頭承認這個無中生有的罪名。一個多月以後，專案組的人發覺父親一直不肯認罪，更以死明志，可能這裡面有問題，因此，提出與父親一起去上海對質。

 對質，本意是要找出問題的真相，對質之前父親應該是屬於無罪的，但專案組卻強將父親戴上手銬，如同罪犯一般押到上海，在火車上，專案組的人大模斯樣地坐在車廂座椅，可憐的父親連座椅都不能坐，只能戴著手銬窩屈在座椅下。

 到了上海，父親回到了上海肺病醫院，周圍的同事非常詫異：歐陽醫生兩年前為支援首都去了北京，如今怎麼這樣子被押送回來？那個誣告父親的人見此場景嚇壞了，立刻跪地求饒，說他只是被人逼急了，才胡亂講的。

 好了，對質的結果顯示：父親確實是無罪的，專案組給他解開了手銬，一起回到了北京，一路上有說有笑，還跟父親說“你看，對質完了，你就沒有問題了嘛”，父親沒有說話，沉默着，一直到火車駛入北京火車站。

回到北京，父親很快回到醫院上班，以為一切照舊，哪裡想到他的院長和主任職務被無故撤銷，所有人都用異樣的眼光望著他。父親本是胸外科醫生，但手術室不准他進去，理由是怕他手持手術刀，實行階級報復，他被毫無理由地降為普通醫生，卻不說明他應該在哪個科室工作。

不僅如此，醫院領導認為父親雖然不是貪污犯，但態度惡劣、抗拒運動，並降其薪、撤其職。這真是荒唐之極，明明你共產黨搞政治運動，誣陷好人，人家不承認就說人家態度惡劣，抗拒運動，世界上還有這樣不講理的事嗎？這只能說明中共一直都把暴力和高壓，變成它一統天下的不二法門，也成為它專政獨裁的法寶。近年來，關於中共迫害知識分子的史料中，多數顯示是從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的，其實，從父親的遭遇來看，這種迫害從1953年已經開始了。

不久，本由民航局安排我們住的那個景山後街的四合院，也被收回，理由則是：你們（指父母）高職高薪，現在國家困難，你們還是自己買房子住吧。由是，父母買了東城區中石槽（後改為東石槽）胡同裡面的一個小四合院，想不到的是，全家人在這個小院子僅僅生活了五年，父親便被逐出北京，這是後話了。

三反運動後，父親變得沉默了，他在思索，作為一名醫生，沒有了手術刀，進不去手術室，莫非就不能治病救人了嗎？經過長久的思考，父親想到了祖國寶貴的醫學財產---針灸，僅憑一根銀針，便可以活人無數，他決定去嘗試這個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父親恐怕沒有想到，三反運動對他的誣陷與不公平對待，竟然令他下半生成為一名成功的針灸醫生。

那時，父親的從醫歷史一直沒有離開過西醫，先是在廣州的夏葛醫學院接受七年完整的西方醫學教育，然後在北京協和醫院實習，畢業後去上海，開創上海肺病醫院，並兼任胸外科醫生和院長十年之久，其間還被派到美國進修學習。對於中醫針灸，父親以前從來沒有任何涉獵，而且二十多年的西醫經驗，令他曾有西醫比中醫更科學的看法，但他卻沒有因此有一點介懷。他找到針灸大師朱璉的著作“新針灸學”認真研讀，並在自己身上試針，力圖親身體驗到針在進入人體後的感覺，更走出醫院，到北京中醫醫院親自請教院長王雪苔先生。

五十年代初，中國正處於建國初期，全國醫療系統都是以西醫為主導，絕大部分醫生對中醫不僅完全不了解，更帶有一種鄙視心理，認為中醫是不講科學的，而父親以一個相當有經驗的西醫身份，不拘一格向中醫針灸大師請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難得也非常少見的。“中西醫結合”這一口號是五十年代末才開始出現的，父親實際上比這句口號的出現還早了將近六年，可以說，父親是上個世紀中國的中西醫結合的領軍人物，此話一點都不為過。

如果沒有看到父親的手稿，我真是很難相信，他開展針灸工作竟然是在1953年的8月，那一年他遭到中共發起的三反運動整肅，被誣陷成貪污犯，後來到上海對質，醫院才知道是搞錯了，豈知共產黨幹部冤枉了人，不但不賠禮道歉，反倒指責父親態度不好，撤銷了他的院長職務，薪金也隨之降低，連手術室都不准進，蠻橫地剝奪了父親做醫生的權利。

從手稿上的時間來看，父親被革職之後，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便自我完成了他的針灸進修，父親真是連悲哀、憤怒、自憐的時間都不給自己留，他的使命就是救死扶傷，無論什麽也阻止不了他，他是一名真正的醫生。必須說明的一點是，雖然父親沒有任何中醫基礎，但是針灸穴位在人體上的位置，對於熟知人體解剖學的父親來講，並非難事。他曾跟我說過，畢竟在大學受過幾年傳統的西醫訓練，比起完全沒有接觸過解剖學的初學針灸者來說，還是較為容易學習的。

當時父親工作的空軍直屬機關衛生處民升醫院，據當年在同一醫院工作的張淘醫生回憶，那時的針灸科僅有一位從北京郊區請來的針灸師，但沒有受過系統的醫療訓練，自從1953年父親開始試用針灸為病人治病，針灸科才開始有了正式醫療科室的雛形，而且父親還將普通針灸治療提高到理論水平，據父親報告手稿中所寫“掛號和轉科來就診的日日增加”，可以看到那是他將這個祖國淵遠流長的偉大遺產帶到了這間醫院（而此院即是空軍後勤部總院之前身），是被中共侮辱冤枉的父親創立了針灸科。

那時，父親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家裡總是聚了很多聞之而來的病人和朋友，圍坐在客廳四周，然後父親根據每人不同症狀，為他們施針醫病。來者之中的名人有民族學家費孝通、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孫曉邨、畫家吳作人，齊白石，作曲家章玫，甚至北京市市長吳晗，當然父親並不是為他們的名氣而為他們醫病，只是因病人和朋友的口頭相傳，才一個個來到我家求診，父親完全是為了證明針灸治療的療效，才不辭辛苦地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在家接待病友，而且從未收受診金。


後排左起：吳作人，蕭淑芳，父親

大概因沒有任何金錢交易，我家那個時候的晚間“診所”非常溫馨，聊天的聊天，看病的看病，唱歌的唱歌，彈琴的彈琴，熱鬧之極。我那時還很小，大家都喜歡逗我玩，其中那位藝術家章玫給我印象最深刻，他的手指靈巧之極，背對燈光，將他靈巧的手指搭配在一起，牆上的影子便出現了小白兔、大灰狼，還有狡猾的狐狸，加上鉛筆、手帕做道具，便成就了一齣短劇。

齊白石究竟是來我家，還是父親到他家針治，我已不記得，只是齊白石曾經送過父親一幅畫，畫的是兩隻和平鴿，上書“靜戈大夫清正 九十三歲白石老人贈畫”，那是1956年，齊白石被授予德國藝術科學院通訊院士，同年獲得世界和平理事會“國際和平獎”，那年的世界和平標誌即是和平鴿，於是白石老人為響應這一世界和平的號召，畫了這幅雙鴿圖。白石老人一生的畫作多為花鳥魚虫，和平鴿大概是唯一與政治有關的作品，我曾在捷克布拉格的藝術博物館也看到類似的齊白石畫作，但遠沒有贈與父親的這幅富含神韻。

當年的費孝通和孫曉邨都是大學校長，都是四十幾歲，卻已患了哮喘多年，經西醫治療，病情依然反反复复，父親本身便患有哮喘，因此對此症有特別治療心得，這兩位經過父親四十多次的針灸治療，都恢復了健康。從1949年起便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也是父親的病人，在父親的病歷中看到，當年的吳晗受失眠和腸胃病的困擾，針治了不到四十次，已然可以擺脫病狀，後因工作太忙而停止治療。

父親與吳晗的關係只不過是醫生與病人，文革中吳晗成了首當其衝的所謂三家村干將，我們家莫名其妙地也受到牽連，據母親回憶，吳晗當年因病癒而感激父親，知道我的哥哥姐姐當時熱衷於拉手風琴，於是便送了一個小手風琴，那個小手風琴基本是個玩具，不能用來當作樂器的，大概母親又轉送給別人了，我完全沒有任何印象。就這麽一點事，母親也被迫交待了幾次，造反派恐怕也覺得實在沒什麽可以上綱上線的，這才作罷。

而吳晗這位歷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在四年之後積極參加反右運動，並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而且在那一年火線入黨。父親醫治好了吳晗的多年痼疾，也受到吳晗的由衷感激，卻在那一年被打成極右分子，成為吳晗的敵對面。這就是當年中國社會的畸形狀態，傳統中國的文化被充滿火藥味的政治鬥爭代替了。

當然，父親絕大部分的病人都是平民百姓，他白天在醫院上班，晚上家裡擠滿了經人介紹來的病人，病狀也是五花八門，從中風到小兒失語，從失眠到癔病，從顏面痙攣到無名舌體腫大，不一而足，這也提供了父親豐富的針灸治療經驗。曾經在上海專攻肺結核病十年之久，熟悉所有有關肺病的西藥治療及手術治療的父親，自從親身體會到針灸治療的廣泛性之後，他開始嘗試用針灸治療肺結核，並到各處參觀取經，1954年在醫院就“針灸在肺結核病中的應用問題”做大型報告。在他的報告中可以發覺，父親對於肺結核的治療和研究，是結合了中西醫兩方面的優勢，具體病例，具體分析，既用針灸解決病人的厭食、咳嗽症狀，又用鏈黴素注射在有關的穴位中，是真正的中西醫結合。

從1953年8月父親開始在民升醫院展開針灸治療後的兩年期間，他做了三次有關針灸的報告，兩次是在1954年，一次是1955年給衛生部高級針灸師資訓練班的講話，雖然父親是三反運動中被觸及、無罪卻被指態度不好、被降薪降職的前院長，那些年卻因在針灸治療上取得極好成績，在醫院表現非常突出，1956年竟然被評為空後直屬單位先進工作者，並授予二等獎。我還記得父親胸前戴著大紅花，笑著在醫院門口拍的照片。

1956年，大概是三反運動以來，父親最有成就感的一年，無論怎樣，三反運動已經過去，雖被剝奪了作外科主任和院長的資格，但父親卻因這一轉折，找到了他的新出路，那就是針灸，在這三年中，他的針灸病人有增無減，好評如潮，父親也因此重拾他的自尊，煥發了作為一名醫生的熱情。那一年，父親甚至將年邁的母親（我的祖母）從香港請來到北京小住。

大陸五十年代對邊界的管制還沒有那樣嚴格，不過那一年祖母其實身體已經很差，而且患有老年失智症，根本不能獨自走過當年的羅湖橋，父親則有他的辦法，他請我的三伯父將祖母送到羅湖橋頭，父親在國界的這一邊接應，雖然與三伯父遙遙相望，卻不准交談，在邊防軍的注視之下，父親將祖母攙扶入境，辦理手續，然後搭火車由深圳至廣州，由廣州至北京。

我想，父親將年老病衰的母親接到北京，只不過是想盡一份孝心，祖母來到北京的時候正值隆冬季節，住進我們那個小院子的西屋之後，就再也沒有出去過，父母每天都要上班，請了一位會講廣東話的保姆專門侍候祖母，但父親工作繁忙，根本抽不出時間陪伴祖母，更何況祖母的老年失智症引來諸多不便，最後，祖母在北京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便由父親將她送回香港了。

雖然祖母來京未能長住，但父親畢竟圓了他的心願，盡了他的孝心，1956年在父親的一生當中都還算是不錯的：工作不僅順利，還相當成功；我們一家六口生活和美平靜，祖母的到來，令一家三代透著難得的天倫之樂。三年前的三反運動，父親彷彿已然忘懷，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父親，無論如何想不到三反的陰影其實一直沒有散去，達摩克斯之劍就那樣沉默而且無情地懸在他的頭上。那一年，也是父親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最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