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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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氏三姐妹，左起世燕，世婉，世平。（1981年）
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北京，一位穿著十分“海外華僑”，上了点年纪的女人，走進了我們的小院子，説是要拜訪我的父親。原來，这位女客剛從美國飛到北京探亲，是来探她的妹妹和孩子們的。她自称卓太，退休前曾在聯合國工作，恰與我的五叔同在中文翻譯科做事。其實，那一年五叔已經去世了幾年，但五叔生前曾與她提過我們這一家人生活在北京，還給了她我們的地址，於是，那一年她有機會囘北京，便找到了我們。
卓太自己叫趙世平，有兩個妹妹---世燕，世琬，當時都住在北京。後來才知道，卓太的先生卓還來是抗日名將，燕京大學畢業後赴法國留學，並取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卓是中華民國外交部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大約於一九四二年被日本人所殺害。可以想象，假若卓還來先生沒有犧牲在那場戰爭當中，他以後的前途將會是怎樣的輝煌啊。
不久，卓太從當時的北平考上聯合國的翻譯職位，當大陸尚未易幟之前便遠赴美國，而兩個年幼孩子就托給了她的妹妹世燕代爲照顧。不過，很快地，中共掌握政權以後便與美國斷絕了外交關係，世燕自己還有兩個孩子，加上世平的兩個，雖然大姐世平時常輾轉從美國寄來一些補貼，但五十年代以後，令人越來越透不過氣的政治壓力，令趙世燕的生活一點也不輕鬆。
順帶說一下趙世燕的前夫，他四十年代末已經隨國民黨去了臺灣，從此便沒有消息，算起來，趙世燕那時只有三十幾歲，住在東城南竹竿胡同祖輩留下來的一所很規整的兩進四合院，由她一個人支撐着整個的家。到了文革爆發，連四合院也保不住，整個大院被查封，只分配了一間小屋給她暫住，還好那時孩子們都已長大，有的結婚，有的搬出去住，令趙世燕負擔減輕不少。
一九七四年，尼克松訪華，簽訂了中美外交關係，大姐趙世平這才有機會從美國經香港囘到北京，也正是這一緣由，北京東城區政府趕緊在趙世平回來之前將四合院歸還給她們。
就是説，二十五年之後，當卓太作爲美籍華人回到北京的時候，自然又住囘了那個四合院，然而此院非彼院，大部分的傢俱早被抄光，空蕩蕩的房子裏擺着幾件剛從市場上買回來的新家具，跟那寥落且不失典雅的大屋頗不相稱，卓太心裏一陣感慨。
卓太在北京長大，說一口純正的北京話，那天在我家裏跟父母聊了一會便告辭了。北京人有個習慣，客人離開一定要送客，一般送到門口，有時送到胡同口，有時會送得更遠一些。卓太遠道從美國來，又是替故去的五叔來拜訪我們，自然要送得遠一些，父母便派我送送卓太。
出了門口，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卓太身量不高，講起話來優雅流暢，帶着那種三四十年代女大學生的口吻，令我聼起來有點陌生卻又非常舒暢，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人人講起話來都像要鬥爭什麼人一樣，而卓太那溫婉的語調立時令我倍感親切，於是便跟她聊起來。我當時二十幾歲，不知前途如何，記得跟她聊的就是如何能去美國，和如何可以在美國立身等問題。卓太很耐心地跟我談，最後分手的時候，她她給了我在南竹竿胡同的地址，請我有時間的話，可以去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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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一個禮拜後，我騎車找到了南竹竿胡同趙家，那是一個路南的大門，門前有三四個石級，斑駁的木門上有一對生了銹的六角形門環，大門緊閉着，但卻從兩門之間透出一指寬的縫隙。我把車鎖好，走上去拍了拍那門環，很快便有人來應門了，我聽到裏面傳出來一個男子的聲音：
“哪位啊？”
我隔着大門報了姓名，門馬上打開了一扇，當我跨進那個半尺來高的門檻時，眼前的那個男人令我稍稍吃了一驚，他，只有一條腿，兩只木拐杖夾在兩腋之下，穿一身洗得很舊的藍中山裝，微笑着望着我：
我隔着大門報了姓名，門馬上打開了一扇，當我跨進那個半尺來高的門檻時，眼前的那個男人令我稍稍吃了一驚，他，只有一條腿，兩只木拐杖夾在兩腋之下，穿一身洗得很舊的藍中山裝，微笑着望着我：
“找大阿姨是不是？她們都出門了。”
看我有些不解的樣子，便解釋說：
“大阿姨就是卓太。我聼她說起過你，來，跟我來。”
我這才擡頭打量了一下這個老舊的院子，破敗之中還能看得出當年是一所北京中上等人家的四合院，他把我領到院子的北房，北京人稱做堂屋，走進屋裏，卻覺裏面一片黑暗，等到眼睛適應了屋裏的光線，方才發現偌大的堂屋幾乎空空蕩蕩，只有一張簇新的書桌擺在靠窗有光線的地方，書桌上散亂地放着書和刻印用的石材跟幾把刻刀，他將雙拐並在一起靠在桌旁，一邊落坐在書桌後面的椅子上，一邊跟我說：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叔吧。”接着，他便將我這個年輕的陌生女子當成老朋友一樣聊起來，一點都沒有戒備，這在當時人人互相懷疑的社會氣氛中，竟令我感到一種被信任的驚喜。
“我這個人説話手不能閑着，我一邊刻石頭一邊跟你聊，行嗎？”王叔說。
“行，您忙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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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從那一年起，我跟王叔成了忘年之交，當然他的太太趙世燕（我稱她趙姨），也是我的忘年之交，他們雖然比我大一輩，但是我們談起話來，卻沒有我跟其他長輩相處的那種拘謹，談笑之中，好像我們是同輩的同學或朋友一般，我開始成了他們家的常客。
那時沒有電話，傳呼電話也不是那麼方便，於是，我有空便去南竹竿胡同串門，大部分時間王叔總是在的，趙姨有時出去辦事，還有些時候他們家裏有親戚朋友來，王叔便替我介紹，慢慢地，我也認識了不少他們的親戚，包括趙姨兩個女兒，大阿姨的一子一女，還有三阿姨（世婉）的兩名子女。另外，畫家王時雨是趙姨的遠房表弟（可惜八十年代英年早逝），也常有造訪，後來還送了我一幅他親筆畫的仕女圖。
那個時候，文革還沒有結束，王叔趙姨雖因大阿姨從美國回來一趟，搬囘了原來的四合院，但是，王叔的右派身份，加上趙姨前夫逃往臺灣這兩種説不清道不明白的歷史問題，令他們在街道居委會的眼中便是異類了。居委會或派出所不來找他們的麻煩，已經算是萬幸了。因此，他們的朋友來得並不多，我每次去他們家，都見王叔坐在那張新買的書桌後面（舊書桌抄走了），一手握石頭，一手持刀用心刻字。我既然去了，他就一邊刻字一邊跟我閒聊，他跟我說，你趙姨救了我一命，要不是她的鼓勵，我已經放棄了這門篆刻藝術。這樣的話，自我認識王叔以後，不只聽過一兩次了，每次他都懷着感恩的心告訴我。
王叔和趙姨結識于文革之中，兩個人都是當年被掃地出門的所謂五類分子，王叔住在老君堂胡同，趙姨則住在隔一條街的南竹竿胡同，從當時派出所的行政劃分上，他們屬於同一個專政勞改隊，每天清早，他們都要拿着自家的掃帚到胡同裏清掃，王叔因爲只有一條腿，又拄着兩只拐，便被指派收集垃圾，趙姨跟別的掃街者將垃圾掃到一處之後，王叔便負責將那些落葉塵土集中倒入一個木箱。
一來二去，王叔跟趙姨慢慢熟起來，也互相了解彼此的處境。王叔早在五七年時便被划成右派，再加上説不清的所謂歷史問題，儘管有三個孩子，髮妻還是決然下堂求去，基於王叔的政治背景差，又是傷殘人，髮妻竟沒有留下一個孩子在王叔身邊，王叔就跟自己的老母親住着。
而趙姨的丈夫早於一九四九年之前，便隨國民黨去了台灣，此後全無消息，趙姨在北京獨自守着兩個女兒，後來聽説趙姨丈夫在台灣又娶了二房太太，並叫人帶話來説是多年沒有聯係，就算離婚了吧，趙姨聼之反而鬆下一口氣。
再後來，兩岸開始走動起來，趙姨前夫有一年到北京，説是想見見趙姨，被趙姨一口回絕：有什麼好見的? 都這麼多年了，他也娶了我也嫁了，再見面有意思嗎？再説，他這麼多年沒有資助過我們母女一分錢（當年從台灣匯錢到大陸是不可能，但很多人通過香港熟人朋友，還是可以想辦法匯錢到大陸的），他還有臉面見我們嗎？趙姨就是這樣一個性格鮮明的人，她平時臉上縂挂着笑容，見誰都笑，見誰都客氣的不得了，十分的謙和有禮，但是碰上她討厭的人，她也可以非常決絕，決不客氣。
我認識他們的時候王叔趙姨剛結婚不久，他們跟我閒聊時說，他們雙方的子女都不同意他們倆結婚，其時，他們的子女大多已經成家住在別的地方，究竟是什麼原因不同意，因是人家的家事我不好打聽，只是聼王叔跟我說過，其中的一個成年子女竟揚言，如果你們敢結婚的話，就把這一條腿的瘸子推倒在地下，讓他永遠起不來。不過，這個揚言始終停止在揚言上，從來沒有兌現。不知是找不到時機，還是聞知王叔的大成拳而聞風喪膽？
說起王叔的大成拳，那也是一絕，他自幼習拳，尤其精於大成拳。記得有一次在他們家，王叔說得興起，從書桌後面站起來，一足單立，然後扶着書桌站到離桌大約一米的地方，撇開拐杖，就那樣穩穩地站立，伸出兩只手，叫我試着推倒他，我有些猶豫，王叔就說別怕，來，使勁推我，使勁兒！我真的使勁了，兩只手推着他的手掌，用盡全身的力氣推他，但真的推不倒他。王叔便笑了，哈，推不倒吧？這就是大成拳，我運了氣的，別看我只有一條腿，兩條腿的人也推不倒我！（上）
期待下篇，好奇会武术的王叔咋就丢了一条腿。
南竹竿好像是在朝阳门内块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