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此诗的写法很像杜甫的“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一句,不过杜甫是拿当时社会的高端中的一组与极低端的一组人的境况作对比,意在描绘在某社会情形下的极其不公平、缺乏秩序与良心。而白居易呢,用秋官、廷尉(二者均为管刑狱的官职)的奢华轻松生活对比囚徒的惨状。这无疑是在说,囚徒是罪犯,但他们仍然是人。官员们有义务保证他们起码的生活境况。自己夜夜歌舞笙箫饮酒作乐不管囚徒的死活不仅是玩忽职守且是违背起码官员之道的行为。-白居易在讲官员渎职的同时是在更深一步的讲人权层面的问题。
哈哈,人权。
首先白居易为什么能明明白白理直气壮的公开写这样的诗?因为他当时是为皇帝政策纠错的谏官 -左拾遗。就是说啊,在白居易所生活的中国唐朝之时皇帝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贯英明永远正确兼高瞻远瞩,会有疏忽遗漏的时候也会陷入消息欠灵通的境况,需要专设左、右拾遗二官职让科举考试中高中的英才们时而为自己提醒及通耳目。所以写讽喻诗当时在白居易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再者,白居易写此诗的潜在主导思想无外乎儒家的社会理念,比如‘仁政’。这不仅是白居易一向所受的教育也是他要通过科举考试做官所必备的学养素质。亦是社会对官员道德上的期待。…。也就是说,白居易脑中的理念总体来说是当时社会意识的精神支柱。
任何事情的价值都是通过比较才得以显现的。这就是当时看到‘歌舞’一诗的人权意义时让我震惊的缘故,-因不自觉中做了简短的如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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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纵比。在一千多年后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皇帝’改名为人民领袖,身畔不再设谏官。“歌舞”那样的社会讽喻诗成了从上到下的大禁忌,-只许唱颂歌。
所以,白居易的时代那样的的执政理念在前世纪的中国显然是截然改变了:
由前者的‘仁政’,变为被宣称为“真理”的主义。既是:领导革命胜利者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是唯一永远的正确。并认为社会必需摒弃一般的人性,-人人之仁,以专政、禁言、统一思想,阶级斗争方法以达到‘真理’所设定的人类目标。
有人会说,白居易时代那样的仁政并非为仁而仁政,是为皇家的政权千秋万代。
没错,肯定有这个因素。但是这同时说明,一千直至两千多年前的皇帝们都知道施仁政对维持自己的江山永不‘变色’是关键的。 仁政之仁是有永在的现实根据的:即人自己的内心经验。(如白居易那样为善的诗能千百年感人)。
而一两千年后的领袖以为人之仁心不存在,以为靠(无任何经验得以证其真的)永恒的逻辑“真理”便能维持政权并达到‘真理’的社会。
以上比较的结果是这样的一问:何来上世纪中国人心性智慧的大退化?
再横比。像白居易那样的朝廷谏官向皇帝为末端群体呼吁社会公平的诗,在近代以前的其它文化的历史上有过吗?我不知道有。如果你知道请指出来。
只说与白居易同时的欧洲。基督教本是起于社会底层的宗教且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中世纪退场前的神权最彰显的时代,社会中当然存在末端群体,但却不会找得出‘白居易现象’。(原因请感兴趣的读者自己读相关历史甚至通读《圣经》。)
欧洲文人为末端群体呼吁公平是其‘人文’化后才有的,尤其是工业化后的近现代。……
此比较的结果是一结论:公平、人权这样的观念的直接的出处是人心,而非信仰。以文化唤醒前者时才有文明。而宏大具体而又高远的‘真理’性信仰往往把人心引入歧途。因为它经常会忽略人活着和人本身的价值。(-后来知道,此话在我之前西方已有哲学家说过大致类似的。-并非我的原创。不过有幸我当时也不是在胡思乱想。)
回说那堂课上。当时上课的有五六个人,每人轮着由上至下翻译诗中一句。
本来如此直白表述情景的诗,字面上翻译起来应该不难。但是想想看:去掉了韵脚,对仗,及五言的格式…再加上两个官职名,变成洋文后的“歌舞”会成了什么?…,我反正当时是只在努力忍住笑。其它在此就不再多做评论。
好在还没轮到我就下课了。而诗中更深的意义就是在以后的课时里也是无需费神期待的。
那天下午出了学院去火车站的路上仍是满脑白居易。看见淡蓝的天空间已挂上了白而不圆的月亮。俄而,竟然开始零星的飘雪。。再抬头看看,哈,也许这情景恰好形容当时我脑中的白居易, -越过雪看到的瑞月。
上片,另一角度的湖景,是常拍天鹅的安家的后院。也是在雪后第二天。
问好 erdong。很高兴见你到访。一月再接着写天鹅。
问好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