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告别中世纪开始人文化的历程始于13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文艺复兴重视实践性知识教育的背景下，人文主义主张: 通过语法修辞、历史、诗歌、道德哲学等人文教育使人过向善的生活。这里我们可见其与儒家学说启发人性的总体思路极其相似。

--文艺复兴，复兴古希腊时期的‘文’与‘艺’。即，这个运动要把几百年教会神权教义信条集体信仰至上的人的精神层面、教育等等拉回世俗、自然。把时时刻刻望向‘天’的眼光移到人的世间。

不是不要上帝，而是要用另一种方式信仰上帝，。欧洲的人文主义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

毕竟是来自不同的文化历史承传，所以无论在内涵还是在思路具体操作层面，中、西的人文性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

不同的关键点在于看待宇宙的方式和与此相关的科学因素。

一神天主教的信仰认为宇宙的终极是万能、至善的上帝。在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天主教会曾利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理论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与此有关的亚的理论是：宇宙是由材料-形式，个别-一般，种-属 一级级抽象上去的逻辑式的封闭体系。宇宙间各种事物的最高概括点，-最高的概念，便是宇宙的终极原因，在教父即是上帝。

这同时也就在说，从对个别的事物现象经验可以抽象出一般和普遍性的形式。在此信念下亚里士总结出一些定律，-它们在文艺复兴后的若干年被质疑，最终全被更精细的实验与观察的结果所推翻。然而，我们的眼所见身所处属于一个有序的大系统，个别现象背后有更一般的规则（规律）的观念-  则潜移默化在西方的精英阶层的意识中。最终有他们中的个别才俊成就了现代科学的诞生。

在此不妨提一下，大大的不能同意易中天先生在‘先秦诸子百家’讲座中说中国古人的’天道‘观，就是规律。 ‘天道’与‘规律’ 的不同不难判断，如果天道即是规律，那么科学恐怕早在先秦时候就在中国出现了。

对比：中国古人不讨论天道的终极问题。认为‘天’是不言的， 换成今话：天道在人的言语理性的理解力之外。还有道家的‘道可道非常道，‘有生于无’，‘阴阳太极’..。这里如将世间万物视为‘有’，‘天’则是‘无’的力量。

有趣的是，古代的天道观至今不能被现代科学打入谎言之列。然而在此观念影响下的后人视‘天’的方式使其文化无缘成为科学认识产生的温床。相反，铺垫了科学认识方式产生的宇宙观：宇宙是形式逻辑下的封闭系统，对否？科学早已有了清楚的答案。

所以如果有人问为什么科学的认识不能产生于古代中国，我建议同时还要问，为什么中华文明的先驱：周、孔、孟没有像耶稣那样的神迹，死去又复活再升天？为什么‘女娲补天’类的创世传说在中国从古至今只处于童话故事的地位而不被纳入经典？

通过以上对比我 的结论是：人类文明史的走向曾是由历史上的个别大智慧者的令人信服的思想+偶然引导的。

亚里士多德的大一统的逻辑思想的令人信服性导致了前述科学的认识方式的出现，不仅如此。亚里士立足于有限事实用逻辑推导终极真理的做法还影响欧洲从中世纪后期直到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以类似的方式去构建理论性的真理体系。直到我们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

中国古代文化的人性论与天道观，一，不能被今天的科学推所翻，二，会被今天大多数人在扪心自问时认同。这已足够理解它能在几千年中的被人信服。还不仅如此，

有一句被今天的中国人广泛熟知的名言（摘要非原译）：世上有两者最为令人敬畏之物，天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这句名言的作者（18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以大部头的著作论证，人的理性是不能达到上帝这样的宇宙终极性的认识的（以为理性能把握终极是出于人的狂妄）。然而理性所不能到达的‘彼岸’人所先天而有道德感能够达到，-（因为道德之心来自‘彼岸’）在道德律中生活的人（感觉上）是自由的。这是否能让我们想起‘不言’的天道及《论语》中孔子对颜回的赞扬：‘.... 一瓢饮居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为什么颜回会一贯愉快呢？因为他活在心合于‘道’的自由之境。

欧洲人的认识转了几个弯子终于出现了上面这个我们所熟悉的声音。现在此声音不再会压抑科学的认识，因为科学已产生，且，科学爱好者不会因为把握终极无望而停止对未知的探索。

而人类的理性于终极的谦逊和怀疑的态度则可以避免自认掌握真理的权势或人侵害文明与人道（包括其自身）而带来的灾难。

***

回到前篇开头提到的法国‘高考’哲学论题。道德伦理是社会教育立下规矩令人养成的习惯，还是人本来就有道德心？后者便是孔、孟、康德的观点。绝大多数人会答二者皆有。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会由自身心路经历肯定道德心的存在。论述从自省自尊心，廉耻心，同情心，并非出于恐惧的诚实心等等的展开就可以了。大的方面，历史上的一些社会变革也有其例。虽然这些在实际中远非那么简单。

不过我想，如果具有这些‘心’者不是最普遍的多数人，人类恐怕早已毁灭了好几回。

中、西文化浅话题 . 对比谈 （1）

除史实与引述外本文的阐述及图片博主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