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明月社（1）
         黎锦晖

前言

明月社的音乐活动，从1917年开始；
但进入有组织的实验时期，
是从1922年到1936年，为期15年。
我在北京，
受了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兼容并包”的影响，
主张“中西合璧、雅俗同堂”；
1921年到上海后，
为了反对全盘欧化，提倡大众文艺，
主张中国音乐应以民族音乐为主流，
民族音乐应以民间音乐为重点。
我的创作和明月社的活动，
都是照这个主张进行的。
明月社的创办过程可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1萌芽期（1917—1921）：

对民族音乐进行初步的调查研究。
2初期（1922—1926）：

儿童音乐创作和实验及其流行。
3中期（1927—1931）：

利用技巧上的经验大量制作并宣扬黄色音乐。
4后期（1932--1936）：编、导、表演，日趋时髦，

面对革命高潮，不肯上进，歧路彷徨，终于消沉没落。
由于社中一切文献资料，
汇存湘潭住宅，全部毁于战火，

年深日久，往事如烟，回忆难得周全
为了务求翔实，在记出各阶段的梗概之后，
又经过各方面热情帮助，调查例证，供给材料，

才能完成初稿，
把关于明月社的计划、创作、排练、演出

以及挫折与困难、演变与斗争，
都作了扼要的记述。至于各项活动的影响、是非曲直，
当时和现在都有报刊登着批判和指教，
并有公正史家定论，足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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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期（1917—1921）

一、我早期的音乐生活

明月社的音乐活动，与我的创作分不开；

而我的作品，又与我从童年开始的音乐生活分不开。

我童年玩弄过古琴和吹弹拉打的乐器，

也哼过昆曲、湘剧、练过汉剧、花鼓戏，

有的没有入门，有的半途而废。

七岁起每年祭孔二次，参加习乐习舞；

乡下做道场，被邀合奏“破地狱”的乐章；

看花鼓戏时，也曾加入演出。

读中学时有“乐歌课”，

由“格致”（理化）教员兼任。

我学过浅近的西洋音乐理论，

也唱熟了许多用日本曲调填配汉文的歌曲，

会弹“老八度”式的风琴。

由于缺少底子功，

到十八九岁时，演奏技巧滥而不精、华而不实。

但唱歌能把真假嗓子联起来不露痕迹，颇受人称许。

民国成立，整顿教育，

湖南省教育会主办单级师范传习所，

征选各县塾师集中训练，

我被聘为乐歌教员。

那些五六十岁的学生，

欣赏着和他们孙儿年龄相仿的老师

用奇特的嗓音唱出嘹亮的歌声，

他们终于化不快为愉快。

我在台上变成了“名角儿”，

接受“学生爷爷”们捻着白胡子点头赞美。

1914年我在众议院秘书厅供职。

袁世凯强行解散国会后，

我从北京回到长沙，供职于宏文社（出版社）。

先后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

用“甚么”一词为笔名，

写了许多“莲花落”(湖南快书)、“渔鼓词”（可配乐唱歌），

讥评时政旧俗，读者称快。

暑假将满，

省城重点学校

--明德、修业（男校）、周南、广育（女校）四校，

原来聘有两位浙江籍的音乐教员，

不知何故，忽然一齐退回聘约，辞职不来了。

经教育会介绍，争聘我为音乐教员。

救人之急，难于解脱，我只好全部包下来。

上学期的老师都是用江浙方音教学，学生不易接受；

我用长沙音讲课，用读音(读书之音）教歌，

学生感到语言亲切，兴趣较高。

我把歌曲分为：

修身、爱国、益智、畅怀四类，

划分年级，配定教材，倒也忙而不乱。

高小班教些古曲，如《满江红》（“金陵怀古”萨都拉词）、

《阳关三叠》、《浪淘沙》等，

还教过齐白石传授的小工慢调板《柳秋娘》。

各年级学生都认为中国调比日本调好得多，

要求多教育有民族风格的歌曲。

我只好选用一些短小的雅曲填配文言词句，试行供应。

第二年暑假前夕，

我用《四季相思》的曲调填配《四季读书乐》教给女生，

挨了周南女校朱校长言词申斥。

同时，由于在报上发表讥讽“丘八”扰民的唱词，

开罪驻军，有人通风报信说是将要让我挨一顿痛打。

那时的报馆编辑，号称“无冕皇帝”，

例如报上发表的时事鼓词儿，可以无所顾忌，

只要不指名道姓，政府便不取缔；

但是招惹了“老总”，

那就会在小巷里“吃皮带”（被打），

我曾经尝过一次。

这时我正在彷徨无计，

国会恢复了，便打起背包奔赴北京。

在北京，

每日上午九时向众议院秘书厅“画到”（签个名）后就下班，

整天“任务”就算完成。

充足的公余时间，

使我能研习“国语”（白话文、普通话和注音字母），

兼充中学教员。

由于用方言教歌不易受欢迎，

我在北京没有担任音乐课，

只在中央女校教国文，

怀幼中学教图画，

孔德（conte）学校教历史，

并随时收集教材准备编一部小学适用的白话文读本。

晚上经常跟我大哥锦熙观摩京剧。

我们听京剧如同上课，

我一早抄好戏码，

从“戏考”上查出“戏文”（剧本），

作为“讲义”（课本），

打头一出听到末一出，

为的是了解、体会京剧的内容和形式

以及演员的风格、韵味等等。

如遇风雨之夕，

便召唤巷中喊叫开放话匣子（即留声机）的进来，

选听京剧与曲艺的名角唱片。

这两年的音乐生活，

就这样集中于“皮黄”，旁及鼓书。

二、明月音乐会的成立

根据上述经历，截至1916年止，

我在原籍湖南的音乐生活，有三点必须提一提：

1，由于喜爱音乐而接触音乐，没有任何目的，

全是逢场作戏；

2，对于一切音乐，浅尝则止，从不肯勤学苦练，

以致基础浅薄，无一专长；

3，偏爱俗乐，喜唱民歌，每受亲友的揶揄、耻笑，

甚或叱责。

从1917年起，

我接触各种音乐的机会更多了，

逐渐感觉新文化运动应利用音乐为宣传工具，

心想邀集知音朋友组成一个小型的音乐社，

以“宣传乐艺、辅助新运”为目的。

“凡事预则立”，自己必须作准备，

于是进行了观摩、阅读、抄谱、记谱，

要求自己能结合乐理了解乐曲的结构，

听懂不同的风调，哼出无法记录的韵味。

由于畏难取巧，妄想先博后专，

对于需要穷年累月才练得好的手上技能，暂不追求。

我经常上天桥和城南游艺场，

搜集一些民间小曲，跟朋友们研讨，

也没有人干扰我们的自由。

但是，把所知的俗曲歌词摆出来，

深感腐朽不合时代，或者猥亵不堪入耳，

绝大多数必须重新填配，进行这项工作十分困难，

摸索了四年以上，才找到一条出路--

保留原有曲调，改变唱腔，或取作新曲主题，加以发展。

1919年新文化运动涌起高潮，鼓舞人们力图上进，

我也参加了北京大学旁听生的队伍。

当时“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简称北大音研）

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的主张之下，

分为中乐、西乐两部，

而中乐又划为古乐、雅乐、通乐三类，

希望各展所长，互不侵犯。

由于古乐又有流派不同，雅乐与通乐界限不清，

虽说不上明争，但免不了暗斗。

并且除京昆戏曲另有组织外，

所有“下里巴人”的民歌和曲艺，都不许登大雅之堂。

我当时被推为“潇湘乐组”①组长,

经常选奏湖南古曲如《满江红》，

雅曲如《鹧鸪飞》，

并制谱送北大《音乐杂志》发表。

而俗曲不给刊登，

我选了许多民间乐曲，音调爽朗，感情丰富。

要求采用，并由我们乐队试奏，

结果被少数会员反对，说是“俚俗不堪”。

我们不服气，由我写些短文提出意见，

并写了《国乐新论》，主张改进俗乐，重配唱词；

又发表《旧调新歌》--只登载歌词，

注明配用《小放牛》、《探亲家》等曲调。

这事引起俄文专修馆两个湖南籍学生--李实、罗汉的注意，

他们发现我就是长沙《大公报》的

“甚么”先生，访谈甚洽。

当时有不肯露面的进步人士，

为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

拟创办《平民周报》，

正需要用各种说唱形式的民间艺术来传达新的事物或思想，

于是李、罗二人便介绍我为主编；

出版后，销路不错。

因此，我联想到“新音乐运动”也需要“平民音乐”，

由于这个联想，促成我探讨民间曲调的计划，

当然也感到这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途径，

不组织团体是行不通的。

1920年秋，

我住在距北大不远的“斗鸡坑”，

院子大，屋子多，座上客常满，

大多数是喜爱音乐的朋友。

严菊朋

例如严菊朋，那时他才20岁，

唱京戏，奏京胡都很好，

希望我帮他钻研传统的音韵学。

我劝他别走这条弯路，

捷径是学注音字母，

短期就能把字音咬准，

声调也可运用自如。

为了互助，他介绍曲艺艺人，

几乎每天都到我家吟唱。

中秋夜，

大家谈到以前认为是粗糙的、单调的、原始的民间乐艺，

其实是民族音乐的宝藏。

其中有一部分精彩的东西，

经过民间艺人长期钻研，具有高度的技巧，

丰富的感情，浅尝绝难熟练；

真要练得十分出色，也需八九年甚至二十年的功夫。

加以记谱很难，必须面授，

由于我们业余时间不多，仅能摸索一点轮廓，

可是，即使模仿到一点皮毛，一经演出，也很动人。

因此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在“兼容并包”之内，

特别重视“民间音乐”。

我说：

“我们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

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

就叫‘明月音乐会’吧！”

经过讨论，全体赞成。

1919年到1920年，

革命新潮澎湃，青年日夜奔忙，音乐活动无多，

会友不常私聚。

两年时间，我利用业余时间编了两种乐曲集，

一为《平民音乐新编》，以器乐曲为主；

一为《民间采风录》，以声乐曲为主。

每种按地方分编若干册，附有说明。

另外写了几篇漫谈，

对西乐、中国古乐和雅乐提出了标新立异的意见。

住宅文献被毁后，

仅存早被朋友借去的器乐集《梅县曲谱》一册。

三年之后，

这明月音乐会，终于得到可以凭籍的一种力量，

在1922年奠基于上海。

15年内，关于选材、记谱、配器、排练、编辑、出版，

以及参加公开的器乐表演、歌舞伴奏、唱片收音、

电台广播和影片录音等工作，

都少不了会员的辛勤和协作，

也都是用这个团体名义负责。

实际上，

它始终没有订过会章，没有挂过招牌，

也没有印过会员名单。

谁有一技之长，自愿参加，就算是会员，

经过勤排勤练，就可参加工作，久而久之逐渐成为专业。

在明月社的历程中，

由于各个阶段必须适应环境，社的名称不尽一样，

如：

“语专附小歌舞部”、

“中华歌舞专修学校”、

“中华歌舞团”、

“明月歌舞团”、

“联华歌舞班”、

“明月歌舞剧社”、

“明月歌剧社”等七种称谓，名异实同；

而始终与社休戚相关的明月音乐会，

对内服务，对外负责，它的名称始终如一。

一切关系，下文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