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嚣嚣”乎?
(2015-03-15 07: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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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嚣嚣”乎?
程宝林
最近,在一个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位赴美未久的文学博士的一段留帖,用“公知嚣嚣”这样的词,指斥国内某些公认的或自认的“公共知识分子”就中国公共事件的发言。 这位比我年轻一些的博士,庶几可算我新结识的文友。我估计她的专业应为中国古典文学。从她的留帖中,很容易就可看出其颇为深厚的国学功底。那么,我就本着她和我都或许赞成的中国古代独立知识分子“ 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精神,和她商榷一二。
中国的公知,大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孔庆东之流的,位居庙堂之上、食禄于朝,却妄想将中国拉回无法无天的毛时代的“极左”知识分子。这一序列的人物中,近年来甚嚣尘上却毫发无伤的,有睡女生的吴法天、打老人的韩德强、与薄氏走狗王立军称兄道弟的司马南等。这群人中,我最为不齿的,当属孔庆东。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毫无知识分子气节和风骨的、利用极左言论和行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势利小人。他们深知,只要毛像仍然高悬城楼,毛尸仍然高卧广场,中国的任何经济改革都很可能流于统治阶级籍以自肥的良机。甘做受统治集团意识形态需要所驱策的走狗,使他们对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自由人权的潮流视而不见。另一种公知,或许就是这位博士文友所说的“嚣嚣”之士吧!我可以开出一份长长的名单来,但我知道,国家安全部门、国保部门所掌握的监控名单,要比我的名单更长。在我所见过的人中,就有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拍摄《追寻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的独立制片人胡杰、曾受牢狱之灾,文字和思想深受我推崇与敬重的作家野夫,还有被称为“民主小贩”的留澳博士杨恒均等。在我的朋友中,险入牢门的作家冉云飞、重病瘐死的诗人力虹,都属此列。
几年前,我曾看过一个流传到海外的视频,是被软禁在家的某“异议人士”所拍摄:在北京某小区,八名穿黑色制服的国保人员,四人一班,24小时昼夜监视,坐在他楼下的草地上打牌,输者的脸上贴满了纸条。他的妻子去上班,马上就会有一辆黑色的无牌照汽车紧紧跟随。最可笑最可气的是这样一个镜头:这位丈夫被幽囚在家的妻子,走过小区时,一位黑衣人一步一趋地跟在她身后,下作地模仿她走路的步态和姿势。代表国家权力的这些黑色制服,就这样成为今天钳口消音的象征。中国是“沉默的大多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愚民和暴民最多的国度。每一个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如这位博士,都应该有对社会不公、不平发出抗议、呐喊的道义责任和良知勇气。但事实上,嚣嚣者寡,而寂寂者众,有多少人愿意拿自己的家庭、职位、职称、地位冒险、开玩笑?25年前那个夜晚之后,高价赎买的货币化知识分子政策,已经成功将“爱国情怀”、“祖国的骄傲感”,深植入中国的学者、教授、博士的价值系统中,从而对生命个体、社会地层的挣扎和呼救,视而不见、听而未闻了。
和这位刚刚来美的博士一样,我也走过类似的心路历程。2000年,台湾大选,见海峡对岸的民众,对着镜头怒吼:“X匪来吧!”我甚为愤怒,曾撰文《匪夷所思》,在世界日报言论版发表。几天后,一位身历民国和新朝的七旬老者,撰文驳斥我,标题就是《不是匪是什么?》。而今,10多年过去了,所读、所看、所想,我不得不承认,即使他们社稷在握已经凡60余年,但政治文明的底线还尚未划定。你看看浙江乐清钱云会村长被工程车压成肉饼、官方结论却为“交通事故”的那张传遍世界的照片,你身为中国人的骄傲感,是否会荡然无存?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和一位作家朋友谈起张学良和西安事变。我脑子里,仍然是“西安事变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从此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灌输的历史知识。当这位朋友痛骂张学良是祸害中国的千古罪人时,我立刻和他辩论起来。 后来,当我读到更多的史料,当我得知延安免遭日机轰炸的秘密交易、南泥湾遍种鸦片的公开贸易、王实味因文贾祸大刀砍头等真相后,乃至后来,当我在夏威夷带学生参观张学良墓时,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张学良确乎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位博士文友在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来美国宛如重生”。对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因为,我以前说过类似的一句话:“美国使我脱胎换骨”。来美国之前,祖国的荣誉感,祖国的骄傲,远在祖国人民作为生命个体的苦难之上。居美10多年后,祖国,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心中已无足轻重。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景下,高高飘扬的血色旗帜,再也无法唤起我内心的庄严感和神圣感——因为我不仅阅读了,而且亲自见证了无妄的杀戮,在那面旗帜之下。让统治者少生杀心,让老百姓远离暴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责,所谓“铁肩道义,辣手文章”之谓也。当一个坐享美国民主自由人权诸般好处的远爱中国的爱国者,易;当一个坐享美国民主自由人权诸般好处且不惮言说,希望自己的同胞也同享的“嚣嚣”者,难。 轻者,有国难回;重者,锒铛入狱。纵观今日之宇内,还有哪几个国家,是仅仅因为言论就要将人关进大牢囚禁10多年的?而这不杀之恩,还要拜改革开放之赐呢!
2014年6月3日,San Angelo, TX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中,最不缺的就怀疑力。我深信不疑的事,自然会有一堆人怀疑。我不想引导任何人,只想把我的思想自由地表达出来,如果我说的是谬误,自然有人纠正,有什么可怕的。但共产党怕的正是这个。
这就是佛家所谓的知见障。你以为你在所谓的开放媒体就可以获知真相,其实稍加引导,真相就南辕北辙,而你却自以为了解,反而更容易迷失,连怀疑的能力都丧失了。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公知们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可以自由表达,各方的信息资源公开,普通民众会有足够的判断力。这正是中国政府绝对不能允许的。现在共产党垄断绝对的说话权,又实在无话可说,毫无自信,只能靠封杀別人的说话权,真可怜!
其实也好理解,在国内听惯了一边倒的信息,出了国,突然接触到相反的信息,一下子就惊叹,哇,我发现真理了!然后就不辩真假,全盘接受。
程先生谈到了“公知”中文科男的问题,其实,那些在台上的,知名度比所有“公知”更大的“权知”(理工男居多),他们的社会责任心更差。若论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孔庆东、司马南们的跳梁之举,不过是皮毛之伤;而江泽民、胡锦涛、曾庆红、李长春这些工程师领导,手握重权,肩负着国家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重任,却不能有效地预见到盲目工业化会给中国带来物欲横流、雾霾满天的灾难,他们的失职之害,才是膏肓之伤。
很高兴在文学城能遇到程先生这样善于思考、勇于担当的骨感文人。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