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名流裏，王丹肯定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異數；他就像一塊多層次、多飾物的厚大蛋糕，如果使用理性的解剖刀慢慢切下去，就會看到每一層都有不同顔色。

 

關于王丹的最新話題是"疑似腦瘤、籌款就醫"(王丹本人說掃描一下腦瘤，需要兩三萬美元)；攻王丹者稱無，指其慣用疑似腦瘤博取同情，護王丹者說有，以曾經代熬藥湯爲證，莫衷一是；兩造論者皆非醫學專家，隔顱談病而已；然筆者以爲不妨以疑似腦瘤爲線索說開去，察看王丹的諸多表現；我們知道，現今醫學對腦膠質瘤的病因尚不明了，早期可能無明顯症狀;随着腫瘤生長，位于大腦前部額葉的腦腫瘤破壞額葉的精神活動，可能引起興奮、躁動、憂郁、壓抑、遺忘、虛構等等精神異常表現。

王丹出國後，自炫7歲那年，毛澤東辭世，小朋友齊哭，唯獨他一人發笑；更了得的是，12歲就因爲組黨而被公安部門審訊；如此高蹈領先衆生（不僅超越同齡人，且優于成年人;八九學運并不反毛——三個湖南人污損毛澤東畫像，被學生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即是明證），不但沒有疑似腦瘤，還穩穩是個政治神童！卻可惜這是個夫子自道的孤證，未見王丹幼年夥伴或老師出面作證,公安部門也從未提及；所以，隻能如“大楚興，陳勝王”一類民間傳說那樣姑妄聽之。

 

89民運的發生，是一個奇迹；胡耀邦逝世這一偶然因素作爲導火索，引發積聚經年的社會矛盾；青年學子的抗争、廣大市民的沖撞、國際社會的壓力、外加風和日麗的暖春天氣等等綜合性條件，于一時間具備。89民運把王丹推上風口浪尖，一夕暴得大名；這個并不比别個學子出色、也不比别個學子遜色的北京大學歷史系一年級本科生，居然在廣場上威風八面，一呼百喏；個中原因，至今不明。我們知道，吾爾開希出頭，是因爲其少數民族身份（同學們知道當局對少數民族較爲寬容）；王丹如何脫穎而出，成爲廣場副總指揮、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召集人，這也是六四衆多未解謎團中的一個；學生領袖面見李鵬時，王丹明顯帶有撒嬌意味(其性取向使然，容後叙），聲态忸怩。

 

1991年，中共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将王丹判刑4年。刑期之低，出人意表；而那位因爲藏匿王丹、又被王丹出賣的傻哥們,獲刑八年,整整是王丹的一倍！

 

多年以後,王丹在台灣出版《王丹獄中回憶錄》，記錄監獄生活；通過雲山霧罩的叙述，自我創造偉光正的英雄形象；遺憾的是，細節描寫極少，浮誇内容充斥；因此，筆者相信其在獄中視死如歸的情節，以及在牢房内與他人用類似電碼方式，敲水管互通信息雲雲，都是套用革命樣闆戲“紅燈記”李玉和、“回憶紅岩革命烈士”、“王若飛在獄中”一類的紅色書籍,拓模成篇;秦城監獄何地？那是囚國民黨戰犯、禁共産黨高幹的頂級監獄！人心似鐵，官法如爐!身經百戰的将軍、老謀深算的高幹，一入秦城監獄，皆服服貼貼，任憑擺布；出獄後，無人敢以硬漢自居；王丹隻是一個20歲的毛孩子，卻泰然自若，視秦城監獄如無物，應對老辣的預審員如烹小鮮；敢問王丹從自由身到階下囚，這個彎子怎樣轉過來？

 

王丹在書中豪邁地宣稱“如果當局判我死刑，我會有一種心靈上的解脫感，我會覺得更對得起死難的人。”王丹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六四之夜,戒嚴部隊清場之前要求和高自聯談判,指名道姓要和王丹談判,但是王丹消失得無影無蹤!爲什麽在大屠殺的關鍵時刻溜之乎也,至今王丹本人沒有提供可信說明。

 

最絕的是，王丹不僅具有彌天大勇，而且非常幽默；請看這段話——“七月二日那天，從發現被「尾巴」盯上，一直到被便衣扭住胳膊，我始終沒有驚慌失措。在福綏境派出所，我聽到便衣在電話裏大聲向上邊匯報喜訊，居然說「小王被抓住了」！這個令人奇怪的「親暱」稱呼還不禁令我暗笑。”岌岌乎危殆的王丹竟然因“小王”這一昵稱感到可笑！古今中外，一人獨步！

 

被捕後，王丹如何建立内心防禦體系，以不變應付萬變，猶如怒目金剛；如果王丹能夠全盤寫出來，則不僅是王丹個人的大成功、秦城監獄的大失敗；同時，也是監獄心理學的光輝範例！勢必成爲各國法學院的經典教材，流芳百世！

 

然而，我們知道，素有人望的大律師張思之透露：有位學運領袖（他沒點名，但人人皆知是王丹）的證詞搖尾乞憐，很不光彩。張思之查閱司法卷宗，該學生領袖一副奴顔媚骨地指稱：“我在天安門廣場的一切行爲，我在指揮部的一切作爲，都受王軍濤指揮”、“王軍濤是我的教唆犯”雲雲；張思之對此人很不諒解，後來有人請張思之爲該人辯護，張思之毫不猶豫地回絕了。他認爲，坐共産黨的牢，頂不住，交代問題，可以理解，要允許人性有弱點；關鍵是不能拉扯别人充當墊背，更不能誣害旁人；誣害就是犯罪!該人自命領袖，統領學生，怎麽還受人“教唆”？！

 

筆者以爲，王丹主動将所有責任推得一幹二淨，舉發天安門戰友以自救；從人性的角度，可恕；從正義的角度,則不可恕！暗夜扪心，甯不有自譴之情！我們提醒王丹，一字入官衙，九牛拉不回！據稱，王丹爲近五百名戰友作了幾十萬字的證言，許多證言都是刀斧之言；王丹在秦城監獄的全部審問記錄、簽字及指紋，都已存檔，不可能雁過無痕；有朝一日大白于天下，王丹将何以自辯？莫非車到山前必有路——再以疑似腦瘤遮羞？

 

1996年10月，當局以“陰謀颠覆政府罪”二度将王丹判刑11年。其實，王丹出獄後循規蹈矩，連生日派對都不敢舉行，何以“陰謀颠覆政府”？顯然，這是當局爲了換取最惠國待遇而做下的圈套，捉放民運人士，換取政治利益；這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局屢試不爽的把戲。

 

此後,王丹父親王憲曾、母親王淩雲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王丹父母稱因家族病史，王丹疑似腦瘤，日益嚴重，請求盡快對王丹進行腦部全面檢查，并允許保外就醫,以挽救王丹生命。可憐天下父母心！爲了拯救愛子，無所不用其極！

 

1998年4月，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達成交易，表示“出于人道主義考慮”準許王丹保外就醫，也就是因“疑似腦瘤”送王丹赴美就醫。王丹來到美國，笑容朗然，疑似腦瘤不被提起，仿佛完全沒有這個保外就醫的因由；其時，六四已非熱點，六四名流不再享有電影明星般的轟動效應；鄧小平92年南巡開創新局，吸引廣大僑衆；流亡在外的民運組織一再分裂，“主席”、“總統”一大堆，官多兵少;民運人士為籌錢同室操戈、醜聞不斷，當職業革命家，前途晦暗；于是，王丹審勢度勢，以六四爲資本，破例就讀于哈佛大學，并在2008取得哈佛大學曆史暨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

 

王丹在哈佛的作業，基本上都是靠一位會流利中文的美國女性幫忙；王丹拿着台灣官方以給哈佛捐款方式資助他的十幾萬美金，根本不必打工；學位是拿到了，無奈海外漢學界如同民運江湖，同樣是山頭林立，門戶之見甚深；王丹無法在美國大學找到教席。

 

王丹陸續出版政論《衆弦寂靜時的喧嘩》、詩集《我在寒冷中獨行——王丹獄中詩》、《我與深夜一起清醒》、散文《我異鄉人的身分逐漸清晰》、《在梵谷的星空下沉思》、《王丹訪談》等等，始終喋喋不休于六四往事，無一是關乎專業的學術著作；而美國大學極其重視出版專業著作，“無出版，無生存”！王丹于是，王丹就驢下坡，去台灣教授“中嘩人民共和國曆史”；一路運用六四光環收獲六四剩餘價值，炫耀他是中共通緝名單上的第一名，出書張揚自己是“六四天安門事件首号政治犯”，以此證明他是八九運動的主導者;六四是他安身立命的寶玉，須臾不能離身!

 

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中，王丹是擁有最多頭銜、掌控最多公款的公衆人物之一；這難免引來民運江湖的羨慕嫉妒恨；而且，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青年學子，許多人相繼留學美國，耳聞目睹王丹資產上億台币，穿名牌、戴首飾、下酒吧，過着民運貴族生活，與普通留學生有天壤之别；反思六四，他們感到因“羊群效應”上了學生領袖的當，被王丹之流騙了。

 

經濟學經常用“羊群效應”概括經濟個體的從衆跟風心理。羊群通常很散亂，平時在一起盲目地左沖右撞；但一旦有一隻頭羊動起來，群羊就會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顧前面可能有豺狼或者不遠處有更好的草場。“羊群效應”就是比喻人們的一種從衆心理，領頭羊搶先出頭，整個羊群就會摹仿領頭羊的一舉一動，領頭羊到哪裏去吃草，其它的羊也去哪裏吃草。從衆心理很容易導緻盲從，而盲從往往會陷入騙局。

 

王丹炫富、撒嬌、作秀，N次不入流的表演，使前天安門學子更加堅定了這一觀點。他們認爲王丹不懂事理——二十幾歲齊集天安門是年輕人的激情，而到了四五十歲還整天榨取六四剩餘價值，很可能是腦袋出了毛病；如果自己安居海外卻煽動年輕人造反，那就是無恥。

 

作爲公衆人物，王丹的私生活受到廣泛非議；他頻頻詭秘地出沒于台北的同性戀酒吧，無孔不入的新聞記者探知一些人與事；因情節瘆人，不便複述；在這裏，王丹疑似腦瘤成爲最佳掩護、絕好托辭；然而,更糟的是，某些對王丹并無成見的老外揭露：王丹擁有許多涉及兒童色情的淫穢物品!

 

醫學界對戀童癖的腦機制進行大量研究，醫學上長期兩說對立：一派是将戀童癖定義爲後天發作的精神疾病，另一派則認爲戀童癖是一種天生性傾向；目前主流觀點認爲戀童癖者的額葉區域存在損傷(!)，故兒童會引起他們的亢奮的性慾。

 

同性戀無罪，對未成年人付諸猥亵行爲的戀童癖,卻是嚴重的刑事罪行！盼王丹自行規箴，善莫大焉！美國是兒童的天堂，保護兒童福利的法律極爲週詳；一旦觸及美國法網，休說疑似腦瘤，即便腦瘤屬實也不能脫罪！

 

飽經風霜、自稱已經萬事不動心的王丹，評點昔日戰友：“雖然不是隻有往前沖才叫運動，迂回、策略、變通也是方法，但每個人都在變通，現在變通的人太多了，99.99%的人都在變。”

 

反問王丹，你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