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迈阿密好几年，一直在珊瑚礁（Coral Gables）和几个治安比较好的地方生活，其它绝大部分地方只是偶尔去过而已。10年前那么不知深浅地随便闯入一家汽车旅馆，这种事已经不再敢尝试。因为我们亲身体会了迈阿密治安之差。

迈阿密大学的本部在珊瑚礁，但是医学院却是在迈阿密市区往北再走差不多一英里。大致有20几家医院和迈阿密大学的医学院建在一起，形成了南佛州最大的医学中心。医学中心四周，只隔一条街全都是黑人区，晚上经常打枪。地铁（Metro）在医学中心有一站叫“市民中心”（Civic Center），电梯玻璃窗上赫然能看到弹孔。

因为珊瑚礁在都市圈的南部，而南部又是老区，难以规划----象国内那样动不动就大规模强制搬迁，在美国这种体制下根本无法想象，所以交通是个问题。我上下班不得不依靠地铁。说是地铁，与纽约地铁却很不一样。纽约的地铁上天入地。迈阿密唯一的这条地铁几乎都在高架桥上走，因为南佛州动不动就来一次飓风，在地下走容易被淹着出不来。虽然都叫Metro，迈阿密的这条线翻译成“城市捷运”可能更合适。

每天一到晚上7点，每趟车的每节车厢，都会出现全副武装持枪上岗的警察，冷峻的目光在车厢里扫来扫去，每到一站他们都要下车检查站台，然后重新回到车厢，直到深夜才撤岗。第一遇到这种事我吓了一跳，心想我身边谁是罪犯嫌疑人啊？后来随着晚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逐渐习以为常，也理解了这么做的必要性。Metro里什么人都有，有的人一看就不正常，几乎天天遇上。

美国大都市的治安都差，迈阿密自然不能例外。但是不像纽约或洛杉矶那样，迈阿密并没有大片的黑人区，犯罪率之高在大都市里却要名列三甲，这中间的原因似乎令人费解。我们最初的邻居是医学院的一个老教授，76岁了还在做研究，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据他所说，迈阿密在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还很不错，犯罪率几乎是在80年代一夜之间飙升起来的。

物种进化不能回避的就是“灾变论”，恐龙就是这么一下子灭绝的，大致的原因可能是全球性的灾难（如陨石）毁掉了大部分森林，然后食物链断裂，食草的恐龙先饿死，随后食肉恐龙也跟着饿死。这种灾变论很多中国学者，特别是“御用学者”们不同意，因为这大致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发展观。迈阿密的城市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灾变，好端端的一座城市给毁了。好在不管承认不承认，不管有悖于什么发展观，人证物证都在，也就不用再矫情。这个灾变的罪魁祸首，就是古巴的民族英雄，伟大的革命者卡斯特罗（Castro）。

毋容置疑，卡斯特罗是共产主义革命者。但并不是说，革命者就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卡斯特罗假如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仍然是革命者，或者说他首先是个革命者。因为革命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子曾经曰过：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可见革命一词，是有历史渊源的。不是说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才叫革命者。

国民政府的“国军”全称是什么？国民革命军。因为国民党也闹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的时候总结自己的一生，曾经说过一段话，震耳聩聋。他说：“从前，张之洞這樣的改革派成了老頑固，不能不讓位給我們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們這些人最后也一個個變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輕人懷一腔熱血，想一勞永逸解決社會問題，但最終你會發現，你只能用溫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無法消滅人性中的惡。”象香帅张之洞这样彻底的满清洋务派老了也保守起来，可见革命是年青人的事。

卡斯特罗当时是个年青的革命者。50年代后期，古巴走上了反独裁的道路，类似的事情也曾经发生在拉美其它国家，比如阿根廷和巴西。卡斯特罗确实推翻了巴斯蒂塔的独裁政权，而这个政权是亲美的，但这并不是说他夺权后就一定要反美。巴基斯坦走马灯似地换政府，政治斗争你死我活，下台的政客甚至流亡海外，但是无论谁上台，无一例外地亲中。为什么？因为事关民族存亡。傍上中国，是巴基斯坦民族生存的不二法门。在这个民族大义面前，政党之争又能算什么。作为民族英雄和成熟的政治家，卡斯特罗自然要给自己的民族寻求出路。这一点，前苏联人看得比较明白。

在苏联后期的戈尔巴乔时代，冷战终于出现了转机，苏联人后来跟美国人回顾古巴问题，说：卡斯特罗一开始只是革命者，不是共产主义者；是你们不要他，他才倒向我们共产主义阵营的。想来卡斯特罗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美苏两大阵营，必须选边站队，作为弱国古巴没有中间路线可走。当初前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留下不走，要等毛老人家进城，显然是有外交使命的。并不是你们打了我们支持的国民政府，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国际政治可不是这么简单。可毛老人家一句“别了司徒雷登”就把燕京老校长打发了。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选好了另一边了，中国想完成工业化，必须依靠苏联在意识形态下的巨额全方位的援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卡斯特罗的政权最终加入了共产主义阵营，也彻底断送了美国和古巴的关系。1962年，前苏联试图把中程核武器部署在古巴，对准美国本土。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的由来。整个60年代，大约几十万古巴中产阶级流亡美国。这些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生活富足，虽然财产被剥夺，但是遵纪守法，属于古巴的精英阶层。他们登陆美国后基本聚集在迈阿密，受到当地人的欢迎。美国政府后来立法，为这些流亡的古巴人提供了绿卡。

到了1980年，卡斯特罗利用美国为古巴持不同政见者提供政治庇护的惯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偷渡行动。（后来的大量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大约15万古巴人一次性偷渡到迈阿密，基本上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穷人，还有大量的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利用这次行动，卡斯特罗清空了古巴所有的监狱和精神病院。史称“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

马列尔偷渡事件，是古巴的社会大扫除，同时也是迈阿密的噩梦。约15万流氓无产者，刑事罪犯和精神病，象瘟疫一样席卷了迈阿密。从此以后，大量说英语的白人开始逃离迈阿密，在60年代初，白人比例是90%，这个比例稳定了差不多二十年，但是经历了1980年的那次大规模罪犯偷渡事件，到了90年代，白人数量已不足十分之一，迈阿密成为名副其实的拉美之都。

据老教授讲，那次15万人的偷渡，很多古巴人登陆迈阿密当天就作案，刑事案件骤然增加，大约在一个星期后达到顶峰。报纸电台电视关于犯罪的报道铺天盖地。此时迈阿密的警力空前紧张，所有的刑警都面对着人生最大的职业挑战，也是迈阿密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警员昼夜执勤，突发犯罪防不胜防，危险也时刻存在。大约是两个星期之后，形势才逐渐有所缓解。不算当场打死的，抓了一大批。很多罪犯只是从古巴的监狱里放出来，又关进了迈阿密的监狱，中间只有一两周的自由。更多的原刑事犯一时间也不敢乱动了，因为迈阿密警方反应迅速，执法坚决。在这批人当中，原来的绝大部分并没有抓起来，而是作为政治避难者，定居了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些人的后裔也长大成人，不少后裔是土生土长的迈阿密人。我并不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文革时代的混账逻辑，但是毋容置疑的是，迈阿密的风气从此大坏。这些从前的刑事犯即使后来不犯大事----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言传身教，也会把附近的社会风气带坏。

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是文明社会的公敌，这一认知超越了意识形态。换言之，不管是什么国度，都不能容忍刑事犯和精神病患者。卡斯特罗这一下三滥的做法，违反了文明社会的基本良知，同时也彻底摧毁了迈阿密。

迈阿密实际上成了冷战的牺牲品。城市治安一落千丈，却是古巴革命者成功的标志，在当时是卡斯特罗毫不讳言地丰功伟绩之一。美国政府为自己的幼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恨透了卡斯特罗，同时也学到了教训。在以后的营救民主精英的行动中，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让一群来历不明的人乌泱乌泱地登陆美国，而是点名道姓要某某人，不相干的闲杂人等一概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