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西方后发现，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优秀的文学或文艺作品面世，这些作品讲述的是二战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在中国也是如此，有很多讲述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文学或文艺作品。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怀旧”？就是因为现在还有人否认或者不相信大屠杀曾经发生过，还有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纳粹的符号还处处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魂还在回荡。悲剧是“人”造成的。 “人”还在，“流着相同的血”，有着相同的文化传承，所以历史的悲剧很有可能重演。

遗憾的是，在文革悲剧发生的华夏大地以及海外的华人社区，关于这段历史的观念十分混乱。尤其是近年来，社会记忆流失得如此之快，虽然才过去几十年，一些年轻人对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完全不知晓、拒绝相信，甚至认为那只是个跳跳舞、唱唱歌的时代。感谢文学城建立“文革纪念馆”，使我们有机会发表个人和家庭的记录，警示后人。虽然我一直很支持建立这样的平台，却在写个人经历前从来没有过具体的行动，想等待退休以后再说，也担心写不好。去年夏天，在两个同辈亲友患癌症相继去世之后，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老一代的幸存者所剩无几，待我们这一代目击者离去，历史更是个可以让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了。还是乘我们的记忆尚存，留下点滴记录。不怕写不好，忘记才是可耻的！

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在写《混沌的童年》2“外公在哪儿？”时，就像重新经历那段惨痛的历史一般，边写边流泪，还没写完已是悲恸欲绝。由于只有晚上才有时间写，致使我连续几天彻夜不眠。感情和体力消耗之大，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既不能再写下去，也不能再上文革纪念坛看文章。

几个星期后，终于缓过劲来。我也想明白，正是因为这揭开伤疤的疼痛和流血，才应该鼓起勇气写下去。前辈人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果能让更多的人不再经受类似的苦难，经受写作的痛苦是值得的。我要感谢纪念坛里所有的贡献者和“文学城”里所有的支持者，他们的勇气和同情心是一股巨大的、正义的力量。但我还是把写作顺序作了调整，将发生在文革初期的外公之死放在最后写，而且避免在晚上动笔。

在写“外公之死”时，除了悲痛，还有悔恨。当年外公死时，正是抄家、自杀的高峰期，在我们住所的周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自己还跟着四合院中的大孩子们去看热闹，想到的只是尸体有多么的可怕。唯独没有想到的是，在气绝前这些都是鲜活的生命，有过怎样的人生？怎样艰难地决定抛弃生命和亲人？而他们的亲属们又是怎样地忍受着屈辱、掩饰着悲痛、艰难地活着？

写个人经历，我本着记录历史和歌颂人性的思路，因而贵在真实地记录“好的、坏的、丑的”（西部影片“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当然我不可能记录文革期间的所有大事件，而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受映射出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所有的目击者、受害者、和知道她/他们经历的下一代都写下他们的回忆，就有可能完整地还原历史。本着真实，要写下自己在文革开始时的愚蠢：学“国骂”、兴奋地庆祝“最新指示”、唱红歌、围观别人家的灾难等等。虽然大环境是“坏”和“丑”，那个时期也有人性的美好：出身好的表舅妈、后达里的老师、好心邻居，还有合肥郊区那些贫穷善良的人们，正如狄更斯所说的：“黑暗里的灯光更显明亮”（“There are dark shadows on the earth, but its lights are stronger in the contrast.”）。

我把童年定义为小学毕业，所以这份记录就到了尾声。童年结束了，中国又“混沌”了好几年。在我看来，被洗脑、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运、看不到前途，就是“混沌”所在。我自认为在1973 年搬回北京时，头脑已经清醒了很多，但是，精神上反而更为痛苦和压抑。我相信这也是多数同辈人的经历，所以在北京的我们于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相遇了。

明年将是文革50周年祭。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这两千万人中，从普通老百姓到国家主席，无一例外地成了践踏生命的牺牲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如果两千万个生命还不足以让一个民族吸取教训，这个民族能有前途吗？就不会再入歧途吗？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即便这样，解决问题的途径绝对不是回到文革：“错”加“错”从来不等于“对”！这也是我们要留下文革记录的另一个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