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节过后邮校开学，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分到了电信班学打电报（该业务已经消失），其他专业的同学嘲笑我们是“电报局的小姐们都昏过去了”（《列宁在十月》台词），连男生也顺带被“昏过去了”。我们班女生多，有少数男生，因为电报是24小时业务，需要男生值夜班。

我们学习语文、英文、复习汉语拼音（用于电报中的地名）、练习英文打字、背电码。那时的电报用电传打字机经有线电传输，电码是四个数字组成一个中文字。一个合格的电报员每分钟至少打80个中文字。练习快速打电报很简单，只要节奏均匀、由慢而快即可。除此之外，还需要熟记电码。为了背电码，我练就了对数组“照相”般的记忆能力，只要看一眼即记住（现在退化了）。虽然是明码，这功夫成了我们在“四·五”期间，在公交车上、打公用电话时使用的秘语。

学习太简单，精力太过剩。我们在夏日的早上骑车到八一湖游泳；冬天的早上参加长跑，用鼻子吸气居然治好了我多年的鼻炎。在家时学广播英语、练手风琴，周日看科普读物。手风琴是我爸被“解放”、补发了挨整时扣除的工资后买的，是一个48贝斯的小琴。因为生产力低下，等了7、8个月才买到，有个琴键因制造缺陷发颤音，可是能拥有一架手风琴，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爸同事的亲戚、一位专业手风琴手，不定期到我家授课，都是练习曲和旧音乐、旧歌曲，从来没教过流行的革命歌曲。那时这些歌不得人心，不仅频繁地在大喇叭里骚扰人民，还令人联想到文革初期的批斗会、打砸抢。稍有点基本技能后，我便自己配指法与和弦，拉自己喜欢的旧歌曲（第7集曾提及），虽然很不专业，自娱自乐足矣。

一天，一位老师得知我在学手风琴，让我和一位正学小提琴的男生合作，一起准备文艺节目，说这是上面让搞的“政治任务”。我学琴纯属自由爱好，不自认为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再说我根本不学流行的革命歌曲，咋“政治”呀？我对老师说：“我不行，还没学好呢。”这也是实情。老师却不以为然，说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毛语录）。看我还是不情愿，老师不太高兴了：“你这么胆小将来干不成大事！”想想这位老师平时对学生挺好，为了不为难老师，只好为难自己。

拉小提琴的那位男生勇是驾驶专业的学生，驾驶班几乎全是男生，他们将来的工作是从市邮政总局将邮件用大卡车拉送到各个分局，他们不仅学习驾驶，还学修车。勇与众不同，极不合群，尤其是在开全校大会传达什么指示或批这批那的时候，他总是孤傲地坐在最后，把脚放在前面的椅背上，一副“举世混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样子。据说他爸是老红军，他妈是大学生，比老红军年轻很多，有个聋哑的姐姐，他作为家中唯一健康的孩子留城上技校。他没有朋友、似乎很享受孤独。让我和一个孤僻的老红军后代搞文艺？不是乱弹琴才怪呢！

合作的第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提着琴磨磨蹭蹭地走进老师为我们安排的空教室，勇已经端坐在里面等候了，见到我来，他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站起来打招呼，这让我对他的印象有所改善。刚坐定，勇便声明他从来不拉革命歌曲，把当时流行的几首歌挨个讥讽了一遍，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那首歌时，勇说：“那就是一个喊歌。”我脱口而出：“我也不喜欢这类歌，从来没练过。”至此，我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勇打开了话匣子，言辞激烈地抨击时局，说目前的“政治是明摆的愚蠢，还不让说·····没有自由的文艺就像没有空气令人窒息······文化大革命就是反文化、反文明······”，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势！文革后期，老九们开始串联，分享小道消息、政治笑话，分担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那时我爸在北京借调，我妈在北京科技出版社工作，常有亲戚和父母的朋友们来访，他们对运动心怀恐惧，总是低声地谈论，用词谨慎，还警告我别说出去。听到勇这样直截了当地反文革，感觉特别痛快、解气！

勇接着说，在家根本无法谈论这些，因为他们父子俩政见相左、说话即争吵。勇说老头是个头脑僵化的老顽固，在家搞独裁，家里气氛沉闷、压抑，只有拉琴才能让他摆脱现实。看来勇是个独立思考的青年，不被家人理解、又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很痛苦。我觉得勇并不是喜欢孤独，而是没有知音。令我不解的是，我们互相并不了解，何以信任我？显然他没有吃过以言治罪的苦头。尽管他爸是老革命，如果被人告发、再上纲上线，还是可以整得他吃不了兜着走，告密、踩着别人向上爬的大有人在。我提醒他小心隔壁有耳、说话看人。

如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勇自学小提琴、五线谱。他拉了几段练习曲，又拉了几段古典音乐。我觉得勇拉得很好，乐曲时而悠扬、时而深沉，与“喊歌”相比，宛如天籁之音。我说：“这么优美的音乐一定是‘无标题音乐’。”提起批“无标题音乐”，我们气不打一处来，批的人好歹听过，可我们连听的机会都没有！史沫特莱（美国左派记者）曾在延安采访朱德并为他写下传记《伟大的道路》，其中提到朱德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留学德国时，常在柏林的音乐厅流连忘返。他的朋友孙炳文很不理解地嘟囔了几句，朱德几天没理他。这音乐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使这位四川农民出身的一介武夫听得如痴如醉？我对此很着迷、向往，却苦于听不到。

轮到我拉琴了，我先拉了练习曲和老师教我的《少女波尔卡》，然后拉了自己配曲的旧歌曲。勇很喜欢，那时能听到的这类歌曲太少了，我这“三脚猫”的水平受到赞许实不足为奇。第一次合作结束了，我们都很愉快，盼望着下一次合作。回到家一拍大腿，忘记商讨演出节目的事。

第二次合作我紧赶慢赶，还是在勇之后到达教室。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勇照例先抨击他爸和时局，我给他讲了《父与子》（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写于19世纪中叶）的故事梗概，巴扎罗夫是个虚无主义者，为此与老一辈产生的冲突是故事的主线。我觉得，如果将“虚无”重新定义为否定现实的一种形式，这个“头衔”很适合勇。接着我们相继演奏、谈论各自喜爱的音乐、歌曲。到结束时，还是没有商讨演出节目的事，我就像个发誓戒烟的人：“下次！”

到了“下次”，还是“下次”，谁也不愿意让“政治任务”搅合了我们的好时光。勇总是和善地微笑着，能看出他很珍惜这难得的畅谈、演奏和欣赏音乐的机会。那时不会也不敢谈情说爱，但仍然有好事者进来查看，对此我们有所防备，以至来者听到的是不和谐的琴声，看到的是两个很严肃、无辜的书呆子，宣称在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政治”任务。

终于没有“下次”了。我们商定绝对不演“喊歌”之类的流行革命歌曲，无言地抵抗当前的“政治”。我们找了几个练习曲，以水平有限为理由，在各班表演一下交差，反正老师也没有规定具体的节目。遗憾的是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随之减少。第二年毕业后，勇几次开着大解放，去我工作的地方等我下班、顺带捎我回家。可是这刚刚萌芽的感情，即被历史的大风大浪淹没。然而，这短暂的时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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