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周总理逝世，小道消息满天飞。人们急于知道，后周恩来时代会有多糟？可否有变好的可能性？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却透风，各种有关党内斗争的内幕，源源不断地流传出来，很多后来被证实是真的。我的消息来源于捷的二哥，他很活跃，与很多“红二代”有来往。捷头一天晚上从她二哥那得到的新消息，第二天一早我就知道了。平时上班我们走不同的路线，她住在百万庄附近，乘336去石景山，我住在西单北大街，乘337经长安街去。那段时间，捷改变行车路线，到木樨地与我汇合。在公交车上，捷向我低声 “广播”她的“早间新闻”，同样的消息，是当天我向家人“广播”的“晚间新闻”。

我妈说在公交车上议论国事不安全，我说我们使用电码表达重要的字，没人知道我们说什么。曾是南京前中央大学地下党的父母都笑了，他们为我们感到自豪，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感到悲哀。多年前，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冒险参加革命，以为革命胜利了，中国就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人民可以享受到比国民党统治下更广泛的自由。

其实，老百姓知道了内幕又能何为？然而就在这个关头，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老百姓忍耐的底线。记忆中，是在3月份《文汇报》连续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之后，人们实在是忍无可忍，积愤终于在清明节前爆发。

我第一次去天安门广场是3月28日，这天是周日，我与邻居小毛姐一起来到广场时，已经是花圈如山，人潮似海。各种各样的横幅，穿插在花圈中间，大部分都是悼念总理的，当我看到“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时，感觉是人民与当局公开叫板了。“妖”是那几天广场上出现最多的字之一，还有很多是谐音，比如有人签名“赵遥境”（照妖镜）。很多诗贴在纪念碑的栏杆上，各处都有青年高声朗读诗文，朗读完便前往另一个地方继续朗读。还有一处集中安放着纪念杨开慧的花圈，人们看了都会心照不宣地笑一笑。

（照片来自http://www.chinareform.org.cn/special/2013/reform35/Process/201312/t20131214_183257.htm；更多请看https://info.51.ca/news/china/2012-04/252090.html）

我带了相机，和小毛姐商量好，等胶卷冲洗出来后，我们在她家做个暗室，自己印相片。从周一到周六，我每天下班后，在西单换乘22路向东去天安门广场（当时22路从西单通过长安街行至前门），照相、抄诗，各种诗文多的抄不过来。自始至终，广场上的秩序良好，没有听到、看到后来官方说的有人公开指名道姓地骂中央首长，除非他们承认“妖魔鬼怪”就是王张江姚。用广博精深的传统文化和高深莫测的中文，足以含蓄地表达政见。

广场上大部分人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也有老年人。71岁的外婆去了三次。外婆本来在合肥照顾被运动整成精神病的舅舅，很辛苦。舅妈被解除关押之后，我妈托了很多人，把舅妈从北京她原单位的干校调到合肥，年迈的外婆逐回北京与我们同住。她第一次去是3月28日周日那天，她随父母和晨表姨一起去。之后的一天傍晚，晨表姨带她又去了一次。她们回来天已经黑了，我妈那天下班后也去了。妈妈以曾经当过地下党的经验告诉我们，广场上有便衣，要我们大家警惕。晨表姨开玩笑地说：“他们要是胆敢来抓我，我就亮这个·····”说着，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把亮铮铮的菜刀。

晨表姨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专业毕业，分配在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工作，文革前是位年轻有为的音乐评论家，自称生来就是职业女性。文革开始后，江青的权力激增，文化部和在京的文艺单位成了重灾区，晨表姨带着她3个月大的儿子，被关押了几个月，她被打、被要求交代说过江青什么坏话、交代她丈夫（也被打成反革命、遭关押）和其他一些音乐界人士说过江青什么坏话。她儿子在关押期间拉红、绿色的大便，之后发现是在表姨被提审、没人看管时吃了大字报纸。年轻的表姨夫妇尚且如此，更惨的是那些有名气的艺术家、老教授、特别是知道蓝苹（江青的艺名）底细的名演员们。

晨表姨下干校，回城后不予安排工作，参加为有“尾巴”的人办的学习班。表姨比我妈年轻近10岁，孩子也很小，对前途十分担忧，常来我家排解心中的郁闷，因为我妈是她最信赖的表姐和朋友。我妈不在的时候，晨表姨会向我诉说。精力充沛又闲不住的晨表姨悄悄地做些英翻中的工作，可是没有正当的工作还是让她心烦，她说：“我干什么好呢？帮亲友做饭吧！也许以后当个厨子。” 所以她的手提包里总放着一把得心应手的菜刀，并带着它多次前往天安门广场。这位表姨目前在好莱坞的电影艺术学院工作，年逾古稀还有病，仍然干劲十足地工作着。

外婆最后一次去广场是4月4日，那天是周日，也是农历清明节，白天我与小毛姐去了一次，外婆看了我抄回来的诗，说想再去看看，于是当天晚饭后，我妈和我挽着外婆来到广场。我们看到纪念碑平台上站满了人，决定上去加入人群。纪念碑平台上万头攒动，人挤人，却无人喧哗；平台上满是花圈和诗文，很多花圈用铁丝绑在栏杆上。我妈在前面走，一手拉着外婆，外婆的另一只手拉着我，我们母女三代人，随着缓缓移动的人流，沿着纪念碑走了一圈。

4月5日周一，在上班的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议论说广场上的花圈全没了。下班后，我仍然换乘22路向东，想去广场看个究竟。可是22路在中山公园那站没停，把一车人全拉到了前门总站，接下来的几天都是这样。经过广场时，所有的人都向广场张望，我们看到广场上没有了花圈和条幅，地上有水迹，有些车辆和人，看不出他们是群众还是工人民兵。下车后，我随着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向广场行进，没走多远，就听到有大喇叭声音，前面的人往回走，说过不去，我只好坐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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