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的知识青年与进城的知识分子

我记事时正值文革，外面的天翻地覆似乎没有影响到会馆，只是觉得日子过得很安静。阿嬷带着我在家敬太嬷也是从从容容地开着窗，没有顾忌过邻居会告发搞封建迷信。街上，人少车更也少。大人们放心地让我们孩子单独去打酱油，从没担心过会被拐走或被车撞了。会馆里也鲜有访客。

记忆里，阿嬷的有个远房亲戚一年里会来访一、两次。这个亲戚，我叫他舅公。日据时代，家里贪图日本办的小学是免费的，被送去读书。后来又被选上从厦门去日本读书。从小学读到中学，吃住都在日本人的家里。日本战败后，他就回国在上海谋事。解放后，坦白从宽，一宽宽到了提篮桥。释放后，被安排到上海监狱的后花园——安徽的白茅岭劳改农场工作。文革中，他有假期就到上海来看阿嬷。后来中日恢复邦交，电视里也宣传中日友好了。我们看到电视里的日本人总会好奇地问他，他们说的还能听懂吗？日本女人高高的发髻是怎么做的？和服后面的小包包里有什么？舅公都会一一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一直以为阿嬷是他最近的亲人。八、九十年代，我听说他从白茅岭劳改农场退休回到厦门与儿子同住安度晚年，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个儿子。也奇怪，在那个年代，阿公、阿嬷有这么一个亲戚来往也没忌讳。

毛、周两场追悼会开后，安宁的日子结束了。会馆里，仿佛一夜之间涌出了许多我所不认识的爷叔、阿姨。他们都是原来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妈妈说她原本也是报了名要去新疆那个好地方的。那是文革前，她技校毕业在家待业了一段时间，觉得不能在家吃白饭。二十出头就背井离乡的阿嬷却说什么也不让。不过，到了文革，上山下乡成了国策，阿嬷就拦不住了，舅舅、阿姨16岁就离开上海去插队落户了。

会馆里，各家一下子多出这么多口人，于是在邓丽君的背景音乐中，开始搭起阁楼、在天井里造小房子，把自来水接到二楼……日子过得用上海话讲是“闹猛”，用闽南话讲是“闹热”。所有的改建都是左邻右舍互相帮忙下完成的。除了原材料，没人出钱请人工。

兵兵阿嬷是个小脚老太太，我从没见她下过楼。兵兵一家4口住向东的前房，兵兵阿嬷住向西朝着回廊的后房。两间房有一扇门可通，但我从没见有人从那扇门进出。兵兵的妈妈好像不管他的小脚妈妈。听说，兵兵阿嬷原来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直到兵兵舅舅这时也带着两个女儿从农村回来了，我才知道兵兵阿嬷原来还有个儿子。父女三人和老太太挤在一间房里。兵兵舅舅整天歪在床上、苦着脸，高声训斥他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死了，被火车轧死了。听得我都不寒而栗。大人们都在传兵兵舅舅前脚假离婚回上海，后脚农村的老婆就真地和别人结了婚，兵兵舅舅给他老婆甩了。我阿嬷见两个孩子可怜，能做的就是把我和妹妹的旧衣服给他们。

邻居里有几个阿姨、爷叔陆续出洋扒分，那时下南洋已不流行了，时兴的是去东洋日本。其中一个还娶了日本妻。有次，我们都在电视转播球赛前看到他给日本人做翻译。我的小舅舅从崇明农场回来后，待业在家就锉十字架。准备偷渡到香港后戴着，可以看着象真正的香港人。那些日子里，总是有人敲锣打鼓地把红榜贴到会馆黑漆大门上。这些红榜不是状元榜，而是光荣退休榜。红榜换了一张又一张。终于，有一天也有一群人敲着锣、打着鼓把写着阿公名字的红榜贴到了大门上。阿公退休了，我的阿姨顶替他进了海运局工作。不久后，阿公上北京做打另外一份工。恢复高考时，整个会馆都没出一个大学生。不过，好像没人在乎这个，能回城就好。阿嬷晚年最骄傲的是她所有的孩子都有一份正当职业，婚姻美满，没有离婚的。

我的爸爸妈妈在此时单位分了房，搬到新公房居住，算是为弟妹们腾出一间房子。我和兵兵两人的爸爸是会馆里仅有的两个正宗大学生，都是倒插门女婿。兵兵的爸爸也是外地人，但不是福建人，他不和大家说话。我的爸爸是福建人，又是医生，邻居里的老太太们因为有“共同”语言都很喜欢他。但是邻居阿姨舅舅们却喜欢拿我爸爸来打趣我。“你爸爸是赤脚医生，每天进了大门后冲干净脚穿上鞋才回家的”。我自然急着要和他们争辩一番。他们似乎很享受看我急得样子。我的妈妈对这门由阿嬷竭力撮合的婚事也不满意，嫌爸爸是乡下人，木嗒嗒。不知是否是学医的，还是根本上的观念的变化。乡下人爸爸在妈妈连生女儿们之后，顶着老家我祖母的压力，不让妈妈再生了。爸爸其他兄弟都有儿子，唯独他没有。我祖母曾提出把她其中的一个孙子过继给我爸爸妈妈，我妈妈说不，我爸爸也是站在他老婆一边的。

会馆里，洪家阿嬷男人死得早。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有了第一个第三代：外孙子，坚持要让外孙子姓洪。结果外孙子是姓了洪，但外孙子的爸爸却与妈妈离了婚。我想不出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比福建更有如此深重的“儿子”情结。我妈妈的解释是儿子不仅意味着耕作劳力，也是打架的主力。而我并不认同这观点。在今天的福建本土，田地基本都是外来人口在耕耘，村庄间的械斗也不再听闻。可是富裕而没有儿子的家庭依旧会买男孩来传宗接代。尽管这些男孩都得到善待，但依然不能洗脱其实质：罪恶人口买卖的帮凶。“儿子”对于福建人来说，事关脸面。两人吵架，“你家生不出儿子”是极具杀伤力的。这和林语堂的女儿撰写的《林家次女》中100年前的福建并没有改变多少。我的妈妈在上海长大，对儿子的观点也变得海派。她常常说把女儿培养好了，一样可以光宗耀祖。儿子教育得不好，成了败家子，还不如不要。爸爸也是深以为然。族中的侄儿连生几个女儿后，还要追生儿子。爸爸不仅写信劝他，回乡时还面对面地把这些道理说给他听。侄儿默默地让爸爸讲完后，只说了一句：叔，这里和上海不一样。好在侄媳妇终于生下男孩，这事也画上句号。

49年后，不再有自由迁徙后，来上海定居的福建人估计都是象爸爸这样，是大学毕业后分配来上海的。我爸爸吃不开是确实的。爸爸妈妈的第一套新工房，还是妈妈单位分的。有煤气，厨房单用。没有大卫生，小卫生还是两户合用。后来爸爸把这套一室一卫的住房交给他的工作单位，才分到一套两室煤卫独用的住房。搬到第二套新公房后，爸爸才和那些差不多时间大学毕业分来上海的同乡人来往密切起来。在爸爸的小圈子里多是大学里教书的，有复旦、交大、同济、华纺、华师大、上海水产学院的，也有少数在工厂做工程师的。他们住的也都是单位分的新公房。这些福建人几乎没有和同乡结婚的，没有儿子的也不少。我想不是他们不想，而是上海找福建女同乡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个叔叔和福建老家的太太结婚，结果两地分居，直到文革结束。

爸爸和这些分配来沪的福建同乡都用闽南话交谈，他们偶尔会问一旁的我：“会听无？”如果我接得上话，他们就会表扬我。听不懂时，他们或给我解释，或直接给我送一顶“北仔”的帽子给我。他们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成了“番仔”。

这真是一个小圈子。我爸爸的舅舅在印尼有个同做生意的朋友。本来，想做儿女亲家，把上海新村的表姑嫁给他的儿子。怎奈，表姑看上了后来的表姑夫，两人一起道别家庭，回到祖国。那朋友的儿子于是从祖籍地福建娶了妻。这个从福建嫁到印尼的姑娘有个哥哥后来在复旦大学任教，成了某个系的系主任。而这哥哥和我伯父恰巧曾是高中同学。

谢希德教授比我爸爸高一辈，她的爸爸和我的祖父有师生之谊，也是福建人，又同在台湾有来往。爸爸带我去拜访她前，我想象她这种辈分和身份的，应该不是住洋房就是住煤卫齐全的旧式公寓。出乎我的意外，她那时住的是一梯两户的新公房。整层楼两户都是她的，两户打通，没有电梯。只是地段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我后来知道文革中，她被下放打扫复旦大学的厕所，想来和我的爸爸一样，房子应是文革后分配的。联想起爸爸也是在我们搬到第二套新公房后才和那些同辈的同乡人走动起来的，不知是不是因为文革中老九都靠了边的缘故。

沪上闽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