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会馆

外公没了工作后，全家就搬到了这个人称泉州会馆的大院，因为当时的会馆对外公这样经济条件的福建同乡是免费的。泉州会馆建在外咸瓜街上，离十六铺码头一站之遥。有资料说，外咸瓜街上有着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由福建同乡会建造的会馆：泉漳会馆。泉州会馆是不是就是泉漳会馆？极有可能。因为，在闽南语里“泉州”和“泉漳”的发音非常接近。据史料记载，当时泉漳会馆外方圆几里都是福建同乡会的产业。咸瓜也是福建话，瓜是黄鱼的意思。福建同乡会靠出租这些物业取得收入的同时，资助旅沪的同乡，包括在会馆内提供免费的住房。

这个泉州会馆是两层的木结构民居，占地面积大概有四、五个石库门的大小。它有正门、侧门和后门各一扇。侧门和后门相对，由一条窄窄的过道相连。这过道把会馆分成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围绕大天井而成，后一部分则在侧门和后门处前后各有一个小天井。大约共有三十户人家围绕着这三个天井分布而居，以便通风采光。

正门是石库门大小的黑色双开木门，进了正门就是大天井，它至少有五、六百平方米，舞龙舞狮也是绰绰有余，是会馆里小朋友玩耍的地方。后来知青回城，结婚生子后不够住，在这天井里生生地搭出五六间小房子。宽敞明亮的天井渐渐变得阴暗、逼仄。我们家在二楼，我的阿姨、舅舅返城回家后，不得不搭阁楼解决住房问题。阁楼的最高处大人也是可以站直的。即便搭了阁楼，房子还是不显得压抑。可见原本的房子是有多高挑。最具特色也最有气派的是天井的地、台阶和大门框的材料都是花岗岩。据说，这些石头都是当年建房时从福建开采并用船只运来的。

靠后门住的主要是说福州话的，靠侧门和正门住着的都是说闽南语的。浙江南部有些地方的方言也是闽南语系，有户浙江人据说就是这样自称福建人混进来住免费的房子。除了讲福建话，入住泉州会馆经济上也要达到需要救助的条件。当年住在大院里的不是像我阿公这样失业的，就是没了男人又带着孩子的寡妇。人民政府接管泉州会馆后，就开始向住户收取租金。当时正逢会馆进行修缮，大修的费用由每户人家平摊，后来政府就以这平摊的额度作为房租的标准。住户们自然是不服的，此时，所有讲闽南语的和讲福州话的都联合起来一起把房管所告上法庭，官司自然是输了。这也可以算是民告官的案例吧。

人民政府接管后的另一改变就是会馆不再是福建人的独享了。空出来的屋子被政府安排住进了北仔。但是，北仔的孩子们很快被同化。跟着我的阿姨，舅舅们称呼我的阿公和阿嬷“粑粑、麻麻”。80年代去日本，因为能说地道的闽南话，他们加入了日本当地的福建同乡会。

推开那两扇对开的厚重的大门，就从大上海踏入了福建人的小天地。福建话不仅是大人间的通用语言，小孩子也能听会说。大门外，小朋友唱的沪语儿歌是“笃笃笃、卖糖粥，三斤葡萄（沪语核桃的发音）四斤壳”；大门里，传唱着闽南语童谣“天上一块铜，掉落来。扛着狗，狗在吠。扛着人，人在走…”。会馆里，耳边的声音是福建的，舌尖上的滋味更是福建的。从前的日子，没有电视、没有玩具，连小人书都少得可怜，看阿嬷做菜成了儿时的一项娱乐活动。我看她把鳗鱼沿脊背骨对剖，剔除骨头后，再慢慢从鱼皮上刮下鱼肉，不停地搅拌打成鱼酱，同时挑去其中的鱼刺。然后坐在煤炉前，烧一锅沸而不滚的水，从手的虎口，变出一个丸子，用汤勺刮下，在水里烫熟成一只只雪白的鱼丸，筋道鲜美。鳗鱼皮晾干后做成的鱼皮羹汤，齿颊生香。在阿嬷之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一切都是纯手工制作。过年，从磨水磨糯米粉开始，至少提前半个月开始，一步步准备、制作。除了有猪油黑洋沙汤团外，还有福建特有的上元丸。上元丸是一种馅心以花生仁为主的甜汤圆。馅心做成小球后，放在铺着薄薄一层水磨糯米粉的盘子内，然后摇动盘子，让馅心在糯米粉上360度的滚动，直至均匀的粘上厚厚一层糯米粉。甜糕、碗稞、菜头圆都是过年必有的福建小食……

在这里居住，外出时不用担心下雨会淋湿晾晒的衣物，小孩放学回家也不必担心家里没人。平时，某家炒了米粉、作了扁食，邻居们都会分一碗。到了过年时每家每户不仅把自家打扫干净，也一起把公用的客堂（其实就是厨房）地板拖干净，一起守岁，放鞭炮……听大人讲，从前如果哪家遇到急事要用钱周转，会馆里的左邻右舍就用标会的方式集资帮助渡过难关。我阿嬷尽管大字不识几个，却有号召力成为会首。

可能用标会的方式集资后来受到政府的明令禁止，我没有见识过做会首的阿嬷。我记事时，她和一些邻居阿嬷们在家给街道生产组加工手套，还有些邻居阿嬷在家糊纸袋贴补家用。会馆里，男人走出大门做工养家，我阿嬷这一辈的福建女人都不出门上班。文革结束后，我从没见过的麻将、纸牌、牌九游戏在会馆里的老阿嬷们之间冒出来了。这种纸牌不是扑克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福建特有的。一张张象长长的签条像扑克一样拿在手里打。（注：蒙网友告知这种纸牌游戏名为四色，在福建及福建移民地区流行。）

保持福建特色的同时，阿公、阿嬷也被上海同化。阿嬷这帮老太太最喜欢看的戏是绍兴戏：越剧，而阿公则是京戏。以致于我高中回到闽南时才知道，原来我们也是有自己地方戏曲：高甲戏。

阿嬷还和会馆里的老太太们组团去浙江的普陀山去朝觐观音菩萨。阿公是跑船的，又是福建人，却没有妈祖信仰，真是奇怪。阿嬷说，阿公失业那段时间，她带着孩子上过教堂，因为那里免费供饭。听妈妈讲会馆里有些老太太是基督徒，虽然目不识丁，但是却能流利地大段大段地背诵经文。文革后期，我在会馆的邻居家里读到了一本彩色配图的儿童读物，讲的就是耶稣的神迹。在物质精神生活都困乏的时代，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

海派的处事方式也被福建人学习到了。会馆内原先所有的上水和下水都在天井内，自来水公用，平摊费用。后来，陆续有人把水接到二楼，又在自家龙头边装上小水表，龙头上扣上锁扣。马虎点的锁扣就用洋铁皮空罐头做，考究点的用小木料打就。住户没法自行安装各自的电表，于是抄电表也按海派作风行来。每月住户们轮流负责计算并向每个家庭收取电费。电费按人头平摊，每户人家按人头收取电费。

当然家里难得有什么稍稍有价值的东西，也总有人来借。一来二去，也就借没了。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是没有什么个人隐私的。某人以前是妓女，某人得过梅毒，某人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都是公开的秘密。对于我一个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某阿嬷别看她矮小，却身怀武功，轻轻拍一下，可以把人骨头拍断。她们全村人都爱打架，一村子的全体出动，和另一村子打架......泉州会馆里的住户既团结互助，又不免斤斤计较，互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俗话说，皇帝还有三门穷亲戚。住在会馆里的都是原本需要福建同乡资助的穷亲戚。穷亲戚当然也可能和皇帝沾亲带故。印象最深刻的是七十年代中末的一天，洪家的女主人，林阿嬷挥动着一封信，眉飞色舞地告诉大家，他们的哪门亲戚坐上了星星国的大位。现在想来应是新加坡。年幼的我听到这个消息，想象成了越剧里的开国皇帝发现有个亲人流落在上海的泉州会馆里，然后起驾要来会馆巡视，和林阿嬷执手相看泪眼地认亲。我等啊等，不仅没有等到一睹屈尊下临的皇帝的风采，而且再也没有见到林阿嬷出示任何皇帝捎来的信物。倒是我快出生时，阿公收到过从他称之为“吕宋”的国家寄来的汇款。这笔钱不但没能让阿公得到经济上的帮助，反而因为怀疑是特务经费让他被隔离审查。我也由此被认为不祥的，不得阿公的欢心。如果不是我妈妈的抵制，我的学名就是“祖难”了。这一点，我和我的大舅舅是同病相怜的。

沪上闽人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