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苏区的第一架飞机
未到苏区之前，我不认识张国焘。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军委的小餐厅吃饭，见一个人正站在桌旁吃饭，他没有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好问他，他只是在那里闷头吃饭。我觉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开朗。这时一个警卫员进来和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他是江西萍乡口音（我也是萍乡人），就估计他可能是张国焘，可我不好问他。吃晚饭的时候我采取了主动的态度。我问他是否是萍乡人，他说是，我说我也是；他说他是北路人，我说我是南路人。他马上说：“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户。”我也不客气地回了一句：“北乡张姓也是个望族。”张问我：“从上海来？来了几个人？同谁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张又问我：“在哪里读书？”我说：“在浙江杭州。”张说：“那是蒋介石的老窝子。”当张知道我们是搞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时候，他表示对使用无线电通讯不放心，怕敌人偷听去，我们予以解释后，他又急于想建立电台，催我们赶快搞起来。我们告诉他现在器材不全，于是他亲自把保卫局长周纯全同志找来，当面交代他要想方设法到外地去购买器材，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中央分局没有人管我们，军委参谋部也不管我们，我们由张国焘直接领导，他指定周纯全和我们联系，需要什么东西都由周负责。周还管我们的吃用，他把缴获的最好的手表也给了我们。当时正进行肃反（周也是管肃反的），由于肃反扩大化，常常是上午还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下午就不见了。那时有三大罪名：改组派、第三党、AB团。我、王子纲和蔡威由于刚到苏区，身上还有几个钱，遇到伙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跑到新集的小饭铺炒两个菜吃吃。有一天，周纯全同志对我说：“小宋，你们要注意，想吃东西不要到馆子里去吃，可以买回家来吃。现在苏区有一个吃喝委员会，以吃吃喝喝为掩护，收集苏区的情报，如果有人说你们是吃喝委员会的，就不好办了。”从此我们就再也不敢到小饭铺去吃饭了。不过，这说明周纯全同志和我们的关系是不错的，是信任我们的。
攻克黄安以后，缴获了一些电信器材，东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电源，有发电机没有汽油，电池也难于买到。发报机中的线圈和电容器也缺，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特别是汽油，很难搞到。恰巧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赐良机。
活捉岳维俊后，国民党派出一架飞机在光山一带搞侦查，由于迷航，红军从地面开枪，迫使飞机降落在新集附近，驾驶员龙文光（后改名龙赤光）被俘。飞机是老式的单座双翼机，去了很多人才把飞机拖到过界河新修的机场。有了这架飞机，军委成立了航空局，龙文光经教育释放后当了局长，政委是中央派来的钱钧同志（曾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并派一个班的同志日夜守护，战斗中缴获的汽油都要送到机场，因此飞机场存有不少汽油（注1）。
一天下午，“红场”正在开运动会，我是总指挥。突然，军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来找我，说有紧急任务，要我立刻去飞机场。原来他得到情报，龙文光要驾机逃跑。给我的任务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把汽油从机场运走。蔡表示同意，并说：电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顺。还指示我把飞机上的汽油也放光运走，他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见机行事吧。吃过晚饭，我带了几个战士，连夜行军五十里，到达机场后，找到龙文光，我说：电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借，他说可以。我又说：这里只有十几桶，不够用。他说：那怎么办？我说：连飞机上的汽油也要借给我们。这时，他脸色十分难看，半天才说；你们拿吧。我说：你们帮我们把汽油放出来，他说你们自己倒吧。我一听，这不是是有意难为我吗？我的确不知道飞机上的油箱在哪里。好在我懂得一点机械，我大胆地爬上飞机，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飞机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来，这次不仅解决了汽油，连机油、润滑油都解决了。我们找了百多个民工，挑的挑，担的担，把所有的油都运了回来。（注2）

（注1）这架飞机一共飞过两次，一次是打黄安，在黄安城里甩了两颗炸弹，把城墙炸了个口子，还撒了传单，对士气鼓舞很大，老百姓都说：共产党有飞机了。另一次是在肃反时，张国焘不知从哪里得的情报，说许继慎、周淮炯（均为红军师长）要带领两个师的队伍投降国民党。许、周二师当时驻在皖西北，从新集到皖西北是四天的路程。情况紧急，决定派陈昌浩坐这架飞机赶到皖西北（商城西），调动部队，逮捕了许、周二师长，并被张国焘枪杀，这是历史上一大冤案。
（注2）现在看来，当时龙文光并没有想跑，虽然他在政治上一直动摇，但当时情况还至于促使他逃跑。对他的怀疑，也是肃反扩大化的表现。龙文光是在我们过了平汉路，处境特别困难时跑掉的。我们到四川后，得知他跑到刘湘那里，当了航空队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