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这样的
                     ——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 

                                       宋侃夫口述 齐 特整理

一、重操旧业
1930年，我在上海法南区委工作（注1），大约在四、五月份，中央通过江南省委派陈寿昌同志（注2）找我谈话，要我到中央特科（注3）工作，原因是我曾学过点电机专业。我说：“我都丢光了。”他说：“你有基础，可以边学边干嘛。”我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学生青年和工人的工作，对于在学校时学过的电机知识都已荒废了，真是没有想到，早已丢掉的专业，又要捡回来。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了，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只好再从头学起。
过去整天在群众中活动，东奔西跑，现在非常安定，深居简出，来往人员很少，一心一意埋头技术学习，完全摆脱了群众工作中那种纷繁忙乱的复杂状况，也增加了安全感。客观环境的突然变化，开始我还很不习惯，久而久之，也感到了这一变化给我带来的好处。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我知道在白区学习的时间不会太长，为了尽快掌握技术，能够独立工作，以应付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学习。
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湘鄂西派来的两个年轻同志（一个是广东人，姓名忘记了，一个姓周，当时只十七八岁），我们先在沪东华德路租了一间房子。我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学习，负责我们三人的组织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陈寿昌同志派翁英（注4）为我们讲授无线电和电机工程的一般基础知识，他还给我们一本无线电课本和英文的袖珍本《业余无线电学》要我们学习。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注5），伍云甫、王子纲同志又先后用手键教我们收抄练习。那时年轻，手巧眼明，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收英文一百二十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八十到一百个。并曾用我们自己安装的十五瓦功能的发报机，为附近地区我党的地下电台做试验性的通报。当第一次叫通时，我们兴奋异常。后来和我们联系的还有吴永康同志（1937年在西路军阵亡牺牲），他们在北四川路开了个电器行，我们需要的设备、器材、元件，大多数是他送来的。
为了避免外界的怀疑，不能在一个地方久住。不久，我们般到沪西小沙沟路和康垴脱路（注6）交界的地方，此时湘鄂西来的两个年轻同志已经回原地去了，组织上又派来两个同志，一个是湘鄂赣来的，姓王（此人，后来发现他常到舞厅去玩，组织上不放心，将他调走了），一个已经忘记了姓名。突然，有一天陈寿昌同志闯了进来，他脸色阴沉，神情严肃，进门后就从衣袋中掏出一卷钞票，往桌上一放，对我说：“小宋，现在外面很紧张，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点开水外，从现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饭铺包饭吃，让他们按时给你们送。”又说：“估计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可能找你们联系，翁英和伍、王两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们这里来了，你们自己学吧。”事后我们才知道是特科书记顾顺章（7）叛变了。虽然，顾不知道我们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对党中央情况非常熟悉，因此我们要格外小心。两三个月后，陈寿昌同志才再来和我们联系，并对我说：“翁英已去中央苏区。”不久，王子纲同志也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又不久，中央派乐少华同志接替陈寿昌同志领导我们。乐是外行，业务上我们不仅自学，而且还要教别的同志学习。
在小沙沟路住的太久了，我们只好又般回原来的地方。这时，那两个同志也走了，组织上又派来徐以新同志和我同住。经过观察了解，我们的房东是个流氓头子，拉帮结伙，人员来往更是复杂，同官方也有联系。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串门，我们对他十分戒备警惕，不再搞发报的东西。总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怀疑的东西都不在家里存放。我们两人只有一把钥匙，任何一个人出门，总是把钥匙交给老板娘，以示我们对他的信任，也表示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无线电通讯的基本技术。这时，红军的革命战争发展的很快，我们预感到新的战斗任务正在等待我们。果然不出我们所料，1931年9月，乐少华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中央搞无线电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并要求我们在动身之前记好四套密码。为了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要我记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要徐以新记住的是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并告诉我们这个任务是由当时特科负责人黄平（注8）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当我们把密码背熟后，就准备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注1）河南区委，即上海法租界。
（注2）陈寿昌，后也进入苏区，牺牲。
（注3）特科，也称特委。
（注4）翁英，进入苏区后叛变。
（注5）普通电码，即世界通用电码。
（注6）即现在的 路
（注7）顾顺章，1931年送张国焘去鄂豫皖，从信阳回汉口时被捕。捕后要求蒋介石接见，随即押解南京。叛变后 ，又回上海，由此党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幸有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军委任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情况后，及时报告给周恩来同志，他当即离沪去苏区，中央才幸免于难。不久，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亦进入苏区。
（注7）黄平，广州起义时曾任广州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后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