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聂树斌案谈到“严打”

      我们这个社区公园，只要天气好，上午都是华裔老人的集聚地。从上午9点到中午11点，从大陆来探亲的老人，移民来的退休老人，男男女女常常是一二十人。这些华裔老人，有的在篮球场上打拳练剑，有的跳广场舞，而在凉亭的固定桌椅旁，则是一些老人谈天说地，类似过去四川城镇的茶馆。

这些华裔老人，尽管大家来自国内的不同省份，职业和年龄也有所不同，但来到异国他乡，都有一种同胞之间的乡情，所以，大家见面很快就熟悉起来。在凉亭里，坐在固定的桌旁，找到一个话题，免不了大家就你一句，我一句聊起来。好在加拿大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谁也不担心自己的言论出格会惹出什么麻烦。

      一天，在凉亭里来自上海的周工程师说，他最近看了国内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做的聂树斌案的专题节目，记者跟踪调查了解聂树斌案发生的全过程，这起冤假错案反反复复，经过21年才水落石出，彻底平反，真是不容易。老周是宝钢的一位退休工程师，分厂的技术副厂长，他在80年代，曾经陪同政府主管官员和企业领导到法国和德国购买轧钢设备，应该说是一个技术专家。

     湖南长沙来的老张职业是律师，他听了周工程师的话说，这起错案可以说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大家都知道，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抓捕聂树斌的根据是：群众反映一个骑蓝色山地自行车的男青年经常跟踪路上的妇女，而聂树斌骑的就是一辆蓝色山地自行车。光凭这一条可以怀疑他，可以对他进行调查或传讯，但抓捕他，显然条件不充足。其次，抓捕聂树斌以后，只有5天后聂树斌认罪的审讯记录，而5天前的审讯记录缺失。显然，5天前聂树斌不认罪的审讯记录已经拿走或销毁。第三，聂树斌上班的单位考勤表，公安人员要走以后，一直没有退还聂树斌的工作单位，这也有问题。第四，10年后，真正杀人凶手王书金交代包谷地的女尸是他奸杀，而且提供了一个关键细节，就是死者身上那串钥匙，是他甩到尸体旁边，而破案时，也的确发现了这串钥匙。从这些细节来看，对聂树斌的抓捕到审讯，到判死刑，都存在证据不足和事实不清的问题。而在抓捕他以后，搞没搞刑讯逼供，也不言而喻，因为前五天的口供记录缺失，为什么缺失？显然，开始他不承认自己作案。湖南长沙的张律师大概五六十岁，妻子是教师，他们夫妻在国内有别墅，在多伦多的女儿女婿给他们夫妻两老办了移民，他们没有和女儿女婿一起住，在这里也有自己买的房产。

        郑州来的小沈是个跑长途的司机，长得身高马大，显得很年轻，样子也就四五十岁，人也很精明。他说，我听说北京一个高干夫人要换肾，要求一个身强力壮条件匹配的人的肾脏进行移植，所以，聂树斌才匆匆被判了死刑。

看来，聂树斌案已经家喻户晓和众所周知。

    张律师说，这种冤假错案，最初没有媒体报道，没有聂树斌母亲的坚持上诉，要平反昭雪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80年代那次“严打”，错杀的人更多。

   听了张律师谈到严打，郑州来的小沈说，的确，在严打期间，我被借调到市公安局去协助工作，“严打”期间错杀的人更多。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小沈。小沈说，当时社会治安情况不好，各单位夜里都安排有人值班。郑州新华书店当时安排职工轮流值班，看营业大厅和后面的库房。有天晚上，有三个年轻人带了一个女孩来，说到库房里谈点事情。值班的小李平日和这三个年轻人都是一个单位的职工，大家都认识，就让他们三男一女四个人进去了。过了几十分钟，四个人走出来，那个女的抓住一个男青年的胳臂，说你骗我，我要告你们。那个男青年用另一只手把女孩的手拨开，说你敢告老子们，老子要你的命！

四个人吵吵闹闹走了。没想到，那个女的就到马路边值班的公安人员那里报了案，公安人员很快把那三个男青年连同看仓库的小李一起抓进公安局。经审问，原来是那个男青年答应和那个女孩发生性关系，送她一块电子表。进了库房以后，另外两个男青年也强行和这个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并且那个送电子表给女孩的男青年在事情办完以后，又把电子表抢回去。所以，女孩就告那三个男青年轮奸她。

当时正是严打期间，公检法联合办案，讲究从重从快，很快就定了他们三个人的轮奸罪，判了死刑。看仓库的小李以容留罪犯作案和包庇犯罪分子，判了7年。小李不服，提出上诉，就改判15年，他仍然不服再上诉，没想到，把他也改判成死刑。

   来自东北的老郝是公务员，他听了表示怀疑，说会有这样的事情？

   上海的周工程师说，当年什么怪事没有？有个老革命闲聊中亲口告诉我，他们当年打游击，领导怀疑哪个人可能立场有问题，连谈话都不谈，走在路上在后面就是一枪……

贵阳来的老潘是一位高校退休教师，他说，小沈讲的“严打”中的事情，在我们那里也有。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贵阳市中华路大街旁，严打期间，我亲眼看到七八辆卡车缓缓驶过我们家大门口，卡车上面站着判死刑的刑事犯罪分子，先是在市内游街示众，然后到刑场执行枪决。

        没多久，就听说水泥厂有个年轻职工被杀错了。怎么会杀错呢？一天晚上，这个年轻工人下班喝了一点酒，路上碰到自己的女朋友和一个女孩挽着手从对面走过来，他过去就把自己的女友拉到家里，恰好家里没人，他就和女友发生了性关系。没想到，突然公安人员敲门，进门以后就把那个青年工人拷走。原来和他女友一道走路的那位女孩不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她看女友被一个满嘴酒气的男青年拉走，就去报案，说她的女友被一个流氓劫走。公安人员马上出动，找到这个男青年，把他拷走，以强奸罪判了死刑。

        大家分析，可能这个水泥厂的男青年的女朋友没有承认他们是恋爱关系，并且说是男方违背她的意愿，强行和她发生关系。不然，就无法解释。另外，郑州新华书店那个值班的小李，他被判7年以后，要求上诉，按常理顶多维持原判，怎么会再加重刑期，最后改判死刑？再说，他是容留犯罪，或者是包庇犯罪分子，但罪不该死呀……

大家扯来扯去，觉得聂树斌案也好，“严打”中的郑州新华书店的四个职工的死刑也好，还有贵阳水泥厂那个年轻职工的案子，都觉得太荒诞。然而，在一个没有真正的法制社会环境里，这么多年来，什么荒诞的冤假错案没有发生过？

                                                                                                       2017/9/4

附注：

（1）聂树斌，生前为石家庄市鹿泉区综合职业技术学校校办工厂工人。1994年9月23日，聂树斌作为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刑事拘留。次年3、4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聂树斌死刑。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年20岁零5个月。2005年，河北邯郸市广平县人王书金在河南供称，1994年石家庄的强奸杀人案是其所为。2013年9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王书金非聂树斌案真凶。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聂树斌案，结果是维持原判。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改判聂树斌无罪。

（2）1983年的“严打”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混乱、恶性犯罪事件频发的社会实际而发动的，据中国公安部的资料记载， 1983年9月起，在持续3年5个月的“严打”三大战役中，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查处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劳动教养32.1万人，社会秩序明显好转。“严打”过程中，在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被认为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其中也造成了诸多冤案、偏离法律轨道，部分人只是因为道德问题就被制裁，并且严打的犯罪学效果渐渐失去，未有效纾解社会治安问题且同时引发相当争议[

（以上注1和注2材料来源于网上维基百科，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