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

一、大屠杀概况

      对湖南文革期间道县等地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网上维基百科根据现有史料介绍是：“道县事件，也称道县惨案、道县大屠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湖南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在内的10余个县市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道县和周边县市的屠杀是在当地政府包括县人武部和县委、县政府策划支持下，经当地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县人武部、县委、公社、区武装部、大队村干部、民兵等实施的。大屠杀中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包括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火药炸死、活埋、暴力打死、勒死、火烧熏死、丢岩洞、摔死未成年婴幼儿。

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致残。死者绝大部分是被中共政权划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的五类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此外还包括贫下中农和一些其他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14000多人参与了大屠杀。”

二、大屠杀的起因

      过来人都知道，文革开始一年以后，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大张旗鼓的宣传鼓动下，特别是批判了高干子弟谭立夫的“血统论”以后，在全国各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造反派组织陆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从这些群众组织的性质来看，大致可以分为“造反派”和打着造反旗号的“保皇派”。当时，道县出现了一个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据谭合成的调查采访报告《血的神话》所述，“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份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势力较大，应该是道县的真正造反派。同时，在道县也出现另一派群众组织，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 “红联”中大多数人是既得利益集团（杨继绳称“官僚集团”）的旧部和依靠对象，这些人包括当地县委、县政府和县人武部一些文革前的旧部，以及区武装部、公社、大队村干部、民兵等。这个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反感，对那些普通老百姓自称“造反有理”的人，心怀怨恨。由于“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的支持，所以，道县等地的大屠杀便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同时又以派性斗争的名义展开。

      《血的神话》一书告诉我们，在1967年夏，当湖南道县的造反派“革联”势力逐渐强大以后，“联红”一派便开始造谣生事，于是在道县到处可以听到 “阶级敌人组织黑杀团”，“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吃饱饭”之类的谣言。这些谣言并不是在民间流传，而是通过官方的各种形式的党员大会、干部大会、民兵大会、群众大会上进行传达。 于是，到处可以看见 “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之类的大标语。 在这种背景下，“斩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大幅标语开始出现，“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的杀人布告也陆续贴出来。

      几年后，由官方派的“处遗工作组”的调查表明： 被杀的九千多人中，几乎无一人在当时有过任何形式的所谓“反革命活动”，道县当时破获的所谓七大“反革命组织”，纯系假案。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湖南道县发生的大规模屠杀事件的性质十分清楚，即中共体制下的地方政权把控者，当他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以后，预感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于是便打着毛泽东反复强调的“阶级斗争”旗号，趁天下大乱之机，开始先下手为强，对所谓“出身成分不好”的政治贱民开始进行一场群体性杀戮。

三、《血的神话》中的具体案例

    《血的神话》一书中记述了道县数百杀戮的具体案例，在这里笔者仅仅选择书中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辑录如下。应该说明的是，在辑录过程中，限于篇幅，对原文做了一些删节压缩，并且对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文字加工等编辑工作。下面就是《血的神话》一书中提供的一些案例：

（一）朱敏案。道县第一个被害者叫朱敏，他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人，出身下中农，解放前当过伪乡长，解放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坐了十二年大牢放回来，光棍一条。由于朱敏是农村里的一个精英人物，所以，区公安陈智希部长断定：四类分子要翻天，朱敏肯定就是还乡团长。据说，陈部长曾多次宣称要砸烂朱敏的狗头，但朱敏讲：“陈部长钢刀虽利，难杀我守法之人。”显然，他错以为自己奉公守法，就不会有祸。但陈智希听了朱敏这句话以后，却“气得差点闭过气去”。文革来临，陈智希找到机会，他在传达了县“抓促（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精神时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口那边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份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有些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敏搞反革命组织，气焰嚣张得很……”陈智希把捕风捉影的“敌情”一桩桩一件件安到朱敏头上，经他绘声绘色一渲染，便煽动起一些干部和民兵的恐惧和仇恨。于是，陈智希在会后，一手策划了杀害朱敏的具体方案，由大队干部和民兵用棍棒和农具把朱敏杀害，朱敏就成了道县第一个被杀害的冤魂。（详见第9章）

     （二）钟佩英灭门案。道县杀害朱敏以后，滥杀的序幕是从钟佩英灭门案掀起的。如前所述，文革开始以后，道县出现了势不两立的两大群众组织，钟佩英在农村是一个关心政治并有一定活动能力的女性，她很快卷入造反派组织，这自然成了保皇派“红联”的眼中钉，于是，便出现了杀害钟佩英的阴谋。

       8月13日晚，四马桥区“红联”在杨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召开会议，区“红联”副司令和杨家公社“红联”司令蒋文经传达“战备方案”。这位叫蒋文经的年轻人二十八九岁，原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在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令。蒋司令首先带领与会的各大队党员干部诵读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语录，然后开始传达： “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参加这一片会议的有四个大队的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头头(文革主任)，共计二十余人。蒋司令讲话后，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说：“我们大队地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历史反革命郑元君（早已自杀身亡）的老婆钟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参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崽子郑生尧在支书郑逢蛟门口睡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躲起来了。”他又说，“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到他们手里。”周塘营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也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走在阶级敌人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不开口呢？”

      蒋司令叫大家打开人们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他说：“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就开口了，只是我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象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蒋司令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接着，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方案。

      8 月15 日晚上，郑家大队，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经等人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女）训话。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见，钟佩英是熟悉当时党的政策的。但没等她说完，郑会久又是一声喝问：“钟佩英不老实，怎么办？”“捆起来，送到公社去！”众人一声吼。

     捆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 岁，一个20 岁）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被贫下中农打得口吐鲜血；钟佩英被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

     干掉钟佩英之后，行凶的人又想起钟佩英的两个乃崽（儿子）还在，肯定要给老母亲报仇，怎么了得？有人提议：“干脆一起搞掉算了。”马上有人附合：“一起搞掉心里安然。”于是，他们回头又到钟佩英家。钟佩英的两个儿子以为母亲真的是送到公社关押，白天搞双抢累了一天，明天还要出工，出工不下力又要挨批斗，两个人就赶快洗脚睡觉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母亲是被拉出去搞掉的，人们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上，一顿锄头扁担照章办理了。

      事毕，折腾了半夜的人们又聚集到钟佩英家，翻坛倒罐，寻找罪证。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东西，就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宰了，一锅熬起，又打来几斤烧酒，宵起夜来。

      郑会久第二天早上赶到公社，向蒋文经汇报。蒋文经一听，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得很！行动快，有魄力！”郑会久这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以后杀人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血的神话》一书作者曾经亲自找到郑家村支部书记郑逢姣，询问钟佩英的情况，郑逢姣讲：“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大约四十多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人，解放初期跑到贵州，和我们大队在那里做事的郑元君结了婚。六五年清理阶级队伍时遣送回来的。”问起郑元君什么成份，有何劣迹，他说：“郑元君土改时没定成份。他一直在外面做事，在乡里没听说有劣迹。”（第9章）

     以派性杀人还有这样一个案例。东门公社友谊大队有一个 26 岁的贫农社员何善亮，是县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又是社教积极分子，应当说这次杀人事件中应该也是杀人积极分子，至少不会被杀，可他却鬼使神差地参加了“革联”，结果被“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判了死刑。开群众大会宣布他的罪状有两条，一是私通“革匪”；二是挖社会主义墙脚。所谓“挖社会主义墙脚”，是指60年大饥荒时，他偷了生产队两蔸菜。这条罪状现在看来有点可笑，可是 60 年道县饿死的人有三万多，因此，大会讨论时，广大贫下中农社员群众群情激愤，异口同声喊杀。大队支书蒋世明便批准：“把他跟那几个地富一起搞掉算了。”类似案例在上关区各个公社都有，比如万家庄公社五星大队的干部因怀疑一个名叫张初学的青年社员参加了“革联”，就把他牵出去杀了。（第20章）

    （三）报复杀人案。当道县滥杀风刮起以后，一些人便趁机开始进行报复杀人，唐玉的被害，就是一例。唐玉家庭出身中农，原小学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在唐玉所在大队蹲点时，“蹲到了女人肚子上去了”。唐玉帮着女方写状子，把蒋白举告了，结果蒋白举受到上级批评，影响了仕途。蒋对此怀恨在心。8月16日，区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区法庭干部周仁召开全区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周仁在会议上称：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他还针对所谓“人民党”成员、久隹公社农民唐玉想当区长一事称，“我今天就打发他到阎王那里去当区长！”散会后，周仁当即指使久隹公社公安特派员蒋白举带领该公社与会人员共约三、四十人，冲到唐玉的家，乱棒将其打死，丢在水塘里。（第17章）

       《血的神话》一书写：“这种报复杀人现象在道县文革杀人事件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敢说每个大队都有，但每个公社都不止一两例。仅笔者手头掌握的就有60余例。其中最典型的是清溪区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的报复杀人案：该大队社员唐从蛟（贫农）在64年农村社教运动时，揭发了大队支书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六队生产队唐进学等人贪污集体钱物、多吃多占的问题，1967年文革杀人风中，唐共求等人借口唐从蛟之子唐和安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一家9 口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有身孕即将分娩的儿媳妇。”（第1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