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给李部长写信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

   那是在1969年4月11日，我下班回家，在大街上看到“411派”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街道两旁站满观看的人群，想到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所谓“红色政权政权”对“411派”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不仅感慨万端。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经过造反夺权，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都希望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这个新政权应该有一些新气象，虽然不能像当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那样民主，至少应该和文革前的旧政权有些区别，没想到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和文革前的旧政权仍然差不多。省革委主任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的政委，他成了省革委一把手以后，仍然是对他只能惟命是从，只准喊支持，喊万岁，不准提意见……一些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觉得很失望，莫非这就是“新生的红色政权”？这不就是新瓶装旧醋吗?

贵阳市著名的“411兵团”，其核心成员是贵阳师范学院的一批有民主追求的大学生，他们在造反夺权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全省很有影响的群众组织。在李再含政权建立以后，贵阳作为省会，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李再含政权的叫“支红派”；一派是对李再含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的，就是“411派”。由于“411派”对李再含的所作所为曾经有过几次抵制，结果遭到李再含一次又一次的打和压。于是“411派”与李再含政权的矛盾不断升级，军人出身的李再含不懂得平等对话和谈判，只会打和压，于是导致冲突不断，流血不止。在这种情况下，贵州的党政军和普通老百姓也分裂成两种观点，一种是支红派的观点，一种是支持或同情411派的观点。我当时也是怀着民主理想，希望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讲点民主，少一点专制。

  所以，在第二天的早读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我以小组长的身份，把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第7部分关于“放”和“收”的那一节文字读了一遍。毛泽东在这部分讲话中，强调领导我们国家，要实行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人讲话；而不能采取收的方针。读完以后，我希望大家发言讨论。

  在讨论中，我说“411派”不喊“红色政权万岁”也可以，因为党中央公布的节日口号里没有这样一条。娄广华听了以后马上说，不对！就应该喊“红色政权万岁”!他说，按你的意思，莫非喊“打倒共产党”也可以？显然，娄广华的反驳不怀好意，而且充满挑衅的意味。作为小组长，我完全可以平静地指出，娄广华没必要转换话题。因为争论的焦点是“411派”是否可以不喊“红色政权万岁”？但是，我却回答说，他如果喊“打倒共产党”也可以，因为这可以暴露出他反革命的真面目。娄广华说，不行，不可以！我马上说，毛主席告诉我们，毒草只有长出来才好除掉，牛鬼蛇神只有出笼才好歼灭他们。反革命分子喊反动口号恰好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岂不是好事？

   以上就是这场小组会上争论的起因和过程。

  我觉得，我应该说出事实真相，不能坐以待毙。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如果用大字报的方式来澄清，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可能说我是“干扰运动大方向”，是“破坏运动”等等。因此，我决定给五七干校的主要负责人李部长写信，把事实真相告诉他，用这样的方式可能更稳妥。

于是，我立即执笔给省革委干校一大队的领导李部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把事实真相讲清楚，并跑到干校一大队办公室，准备亲自把信交到李部长手里。不巧的是，李部长正在主持开会，我就把信交给门口的警卫人员，请他转交李部长。

5、批斗会的前哨战

   “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初期，新组成的四连领导班子和运动积极分子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在造反派里抓出几个混进来的反革命或者坏人，会使他们很开心！所以，一些人是怀着期待的心情在等待运动的进展，就像看一部电视连续剧一样，看结尾是不是公安局的警车开来，给反革命分子潘文鸣带上手铐，押上警车，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其次，“反动诗人”寒星；化妆成美女的张素萱，还有喜欢东问西问的钟淑华老太太，他们的面貌将一一显露出来。这就说明：只能让左派造反，不能让右派翻天！

不过，这都是表面上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真正驱使一些人积极卖命的是，建国以来，每次整人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论功行赏，一些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积极分子要么入党，要么提级加薪，要么获得提拔，官升一级……这才是当时原省文化局机关娄广华和刘培华等人内心追求的真正目标。

   领导班子成员和几个运动积极分子知道我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熟读毛选四卷，文革中能写会说，不是一个轻易制服的角色。所以，我回到四连以后，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先安排一个小型会议，让我谈谈对群众揭发的几个问题有什么认识，看看我的态度，摸摸我的底。

   这次小型会议安排在1970年8月12日上午，主持人是刘培华，参加会议的多是我们“117战斗队”的对立派人员。

   会议一开始，刘培华就这样为会议定了调子：“一打三反和清队一来，我们四连揭发出一些人打着造反派旗号，装得很革命，实际上这些人思想上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潘文鸣的问题可以说最严重。而且据我们所知，他的一些反动言论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并且有很深的阶级根源。今天先在一个小范围里，让潘文鸣把大家给他揭发出来的几个问题，谈谈他的认识，希望他端正态度，认真对待。”

自从我进入省文化局机关，参加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通过大小会议发言，我已经非常熟悉局机关的四员干将:男的是娄广华和刘培华，女的是陈云菊和黄锦碧。四个人都是伶牙俐齿，发言铿锵有力，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一比；四个人能言善辩，也让人想到检察院的检察官或法院的大法官的口才。现在刘培华和娄广华都是新领导班子政工组的成员，是我们三个被审查对象的专案具体负责人。刘培华和娄广华年龄差不多，也四十岁左右，不同之处是刘培华经常穿军服和戴军帽，估计是从部队下来。刘培华个子偏矮，长相有些像林彪，但比林彪讲话声音要洪亮。刘培华讲完，让我发言。

   我知道，现在我是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心中也清楚，是有人利用这场运动要整我，但我不能表现出抵触情绪。因此，我首先表示感谢同志们给我贴的大字报，也感谢大家在会上给我揭发出的一些问题，使我有机会照照镜子。接着，我重点把娄广华揭发的那条致命的“罪状”做了解释和说明，并且把当时参加小组会的同志提供的证词介绍给大家。然后，又对其它四个问题一一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

   我刚刚讲完，贵大艺术系学手风琴专业的夏贵新就气势汹汹地说，娄广华揭发你公开讲可以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我看这是你真实的思想，你想诡辩，办不到！另外，你文章中攻击我打着出身好的破旗，莫非你地富出身，就是红旗?还有，在湄江“忆比查”中，你明明是为富农家庭翻案，这些问题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我看你就是站在地富立场，对共产党不满，对毛主席的阶级路线不满……

    我知道夏贵新和我的矛盾很深，干校在湄江劳动期间，我们曾经发生冲突，动过拳头。我想针对夏贵新的发言解释一下，并向他表示一些歉意，但刘培华马上阻止我说，你先听听大家的发言。

    接着，四川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毕业的陈彦质问我，你为什么不交代在大学参加反革命组织的问题？

    我马上回答：我在大学没有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如果参加任何反革命组织，就不可能参加毕业分配。

   夏贵新和陈彦都属于没什么城府那种年轻人，他们两个人发言之后，会场陷入沉默之中。

   刘培华问，还有谁发言？沉默了几分钟，没人讲话。刘培华看了看手表，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潘文鸣对大家揭发的的问题表面上表示感谢，实际上通过解释和说明，却一条一条进行了反驳，这首先就是态度不端正！其次，他对自己的反动言论更没有进行检查和认识。我必须再次提醒你，你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阶级根源的，希望你回去好好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