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2、为学生募捐及其它
在一所普通的成人高校里，广大师生陷入愤懑和不安之中，由于人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对六四事件的态度也不一样。而在大街上，竟然像当年文化大革命一样，聚会、演讲、游行、抗议……人们没有想到，公安机关也已经出动大批人马，开始密切监视着一些活跃分子(政府当局叫“动乱分子”)。
一
早晨没心思写作和阅读。收听了美国之音后才骑车去学校。
学生已经宣布罢课。我见学生宿舍楼门口又贴出了不少小字报和声明之类。在小字报下有个募捐箱。想到中国青年学生为了唤起民众，为了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他们废寝忘食，忍饥挨饿，奔走呼号，在北京街头，还有不少热血青年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中老年知识分子与他们相比，不是显得太冷漠，太麻木，太委琐了吗？想到这些，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我回到办公室，见到老傅和小蒋，就把我的心情和要捐款的想法和他们谈了谈。小蒋是我们部门的管家，她说：“我们只有卖旧报纸的钱，一共30元。”
于是，我们三人决定，先把这30元捐给学院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供他们游行示威时，买点纸和墨，口干了买几根冰棒，这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捐了款，我又去图书馆找徐馆长。平日我和徐馆长两人下班经常骑车并肩而行，有时边走边聊。头两天，谈到北京的戒严部队是否会向学生开枪时，他很激愤地说：
“只要军队向学生开枪，我就退党！”说明他还是有正义感和是非之心的。
走进徐馆长的办公室，只见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办公桌旁，满脸气愤，显然他心情很不平静。见了我，他忍不住，马上发表他的看法：
“现在越来越不像话！把中国几千万党员当成了什么？都当成了阿斗！赵紫阳是总书记，他代表党中央，说撤就撤，像什么话！莫非他还非要按你邓小平的意思办？你邓小平在党和政两方面都已经没职务，可是却凌驾在党政之上，这正常吗？谁不听他的，谁就是反党，他又成了中国新的太上皇！他这样干，我们这个党怎么能在人民中树立威信？！他这样搞，怎么会让人信服？……”
等他发泄完自己的气愤，我提到为学生募捐的事，他毫不犹豫地打开抽屉，拿出一叠钱数了数，说：
“你有没有二十元？先替我垫上。”
“我身上的钱已全部拿出去了。你有好多算好多。”
他于是将八十元大团结交给我，我立即把钱交到学生宿舍的募捐房间，并开了两张收条。
学生宿舍楼大录音机不时地放哀乐，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在议论着时局，互相交换信息，互相传播着小道消息……
我碰到中文系的黎老师，他是川大毕业的研究生，专门研究和教授古典文学，平日他埋头教课和搞学术研究，不太关心政治。现在他心情也平静不下来，对我说：
“郑为民老师要辞去政协常委的职务。”
郑为民是我院的数学教授，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五七年他被错划成右派，饱经磨难，但骨气和正义感没被磨掉。不过我认为，他不应该辞去常委的职务，他在里边仍然可以代表有良知的中国人讲话。他辞职，让那些投机分子钻进去，在里边奴颜卑膝，看领导眼色行事，广大人民群众岂不是更找不到代言人？黎老师听了我的分析，说：
“是啊，我也是劝他不要退出来。”
正说着，郑教授从教学大楼走过来，只见他花白的头发像一堆乱草，胡子很长也未刮，双眼红红的，好像哭过，也许是通夜未眠。我说：
“郑老师，您不应该辞去常委的职务。”
他平日耳朵有点背，但这次他听得很清，他说：
“我不干了，我豁出去了！”
我向他提出为学生捐款的事，他认真听完说，好，我个人都要捐。我们数学系已经捐了一百。说完匆匆走了。
我回办公室时，走到三楼，在楼道里，正碰到外语系主任吴文凡。他站在那里，正专注地听一个男人在介绍什么情况。等他听完，我向他招招手，悄悄向他询问给学生自治联合会捐款的事，他听了说：
“老弟，我被打成右派，二十年人不人，鬼不鬼，比在地狱中还难熬！那会儿，连妓女都敢欺辱我，骂我‘臭右派’。我当时气得失去理智，一耳光打去，告诉她：:你再喊我右派，我用斧头砍了你！现在，我心中的怒火也像火山一样。可是，一想到我家中有生病的老婆，还有正在读书的孩子，我的勇气就没了！那二十年的右派日子把我的骨气都磨没了……”
我听了他这些肺腑之言，心中很不是滋味。是呵，听说他妻子身患癌症，已经几年，他的心理压力肯定很大，所以我赶忙安慰他，说吴先生，我能理解你……
这时，我马上想起，在胡耀邦去逝后，他曾悄悄地给我打过招呼，要我讲话注意点，“有人已经向上汇报你的情况，告你的状了……”我当时想，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这么多年了，经过十年的思想解放运动，难道还会有人打小报告？我很想问一问吴先生，究竟是什么人还在干这种事情？可是转念一想，没必要。便说：
“我只要不犯法，他们敢怎么样我？”
“老弟，”吴先生当时看我无所谓的样子，提醒我说，“我可是好意。共产党整人可从来不择手段。他们要想整你，办法多得很。你忘了古人讲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点了点头，连连称“是”。
我自知自己虽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在政治上仍然是摆脱不了天真和幼稚，吴先生终究吃过当“右派”的苦头，比我更清醒，对这个体制认识也更深。
回到办公室，我刚坐下，政教系主任林大杰来送稿子。我又向他提募捐的事，他说，他回去商量一下。他虽然是系主任，但不是党员。系里有个支部书记，叫卜史玲。凡遇事必须取得这位女支书的同意，才能办得成。据说这位女书记课讲得不怎么样，不受同学欢迎，但对党却忠心耿耿。这次学潮中，她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去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劝导学生不要走出校门去游行。这样的人，对学生的爱国行动难道会支持？
果然，快下班时，林老师来通知我，他说：“募捐的事，我们商量了，意见不一致。”接着，林先生叹口气，说：
“在这场运动中，每个人的态度都明朗了！”
“对，”我说，“每个人的灵魂都暴露了！”
二
从办公室走出来，下楼到操场，只见几个老师在议论什么情况。走近一听，还是在谈北京的部队血腥屠杀爱国学生和平民的事。只见中文系青年女教师吴晓兰正在气愤地讲：
“为什么要封锁消息？为什么不向广大党员讲事实真相？就怕人民知道事实！”吴晓兰讲着，哭起来，“我从十几岁就入了党，对党从来就是抱着满腔希望，真没想到……”她抹了一把眼泪，本来就苍白的脸，显得有些发青，她气愤地咬紧牙关，说：
“我要退党，我要退党！”
旁边站着资料室的小熊，他说：
吴晓兰说，到时候，我也敢。我也豁出去，我也要和他们拼！
这时，有人走过来说：“快过去看那张大字报……”
我们走到布告栏前，只见一张对开报纸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
“历史系主任周某某在今天的课堂上当众讲，学生闹事，该杀！试问他还是不是个人？还有没有人性？！”
在大字报下边，有人用钢笔签字：“搞死周某！”大家看完，议论说，现在有人想用学生的血染红自己的乌纱，向上爬……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历次运动都有一批踏着别人尸体向上爬的人。”
“从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候就开始了……”一位教现代文学的老师讲。
“现在有人已经拟了黑名单，把上次游行的人都统计上去了……”
“无非是秋后算账！大不了开除公职。到时候摆个小摊也能活下去……”
“应该将这些打小报告的人像周某那样，公布出来，搞臭他！”
“当老师的就没有学生那样无所畏惧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个个脸上都是悲愤、失望或者是无奈。
三
中午下班，路过东方广场，只见在毛主席高达数米的水泥雕像下，聚集了上千的群众。有人还安上了扩音器，正在广播一些有关时局的新闻。在马路旁挤满了自行车和小贩的货车，快车道上，则车来车往。
我推车走近人群，只听扩音器里广播：
“最新消息：杨尚昆及其家属在四辆装甲车的保护下，已经逃出了中南海……”
“好——”上千名群众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再报告一个最新消息，据香港报纸透露，邓小平已经患前列腺癌症，住进上海的一家医院……”
“好——”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还有，据英国BBC广播电台报道，邓小平和李鹏的儿子已乘飞机逃跑到瑞士，那里他们有大量存款。……”
“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愤怒的口号又响彻广场上空。
我推着自行车，边停边走。
六月的山城已经绿树成荫，中午的太阳也有些热辣辣的。走出人群，又听扩音器大喇叭里传出播音员朗读鲁迅当年的文章：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听到这些，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没想到，六十多年前北洋军阀段琪瑞政府向请援学生开枪的野蛮行经，今天竟重演，而且比当年更野蛮，更凶残，更无耻！想到此，眼眶里仿佛已经涌出泪水，我抹了一把脸上冰冷的泪水，怀着沉重的心情，骑上车，急急往回走……
午睡起来，觉得自己没什么本事，但还有一支笔，可以写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为后人和历史留下点真情实感，以便揭破御用文人所编造的谎言。刚抽出笔，摊开笔记本，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小江来了。
小江是我的老朋友。他原在某县文化馆，头几年调省《大众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并且入了党。平日我们喜欢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也议论一些社会问题。进屋落座以后，说他刚从街上回来，在大十字书店买了两本书。回来的时候见省新闻界的一群人上街游行，人不多，但他们全用白布把嘴包起，意思是被封住了嘴巴。我们各自交换了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
他说，他妻子谢晓云听到北京血洗天安门时，哭了起来，觉得自己的信仰崩溃了。他妻子也是个党员，热心于政治，粉碎四人帮以后考上某高校中文系，毕业后留在省民委，很快就当了处长。
我想，凡是爱好文学、内心保存着一些知识分子良知的人，在这个历史时刻，面对这场屠杀，没有一个不感到愤慨和难过的。除非这个知识分子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成为特权阶层死心踏地的工具。
我们两个都认为，如果学生领袖读点毛主席的书，知道妥协、让步，知道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就是说，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战术，也许不会失败得如此惨。另外，倘若38军支持学生，在学运高潮攻入北京，抓起那一小撮顽固派，占领电台、电视台，宣布党中央应以赵紫阳为首，中国局势也许会走向安定，改革也不会夭折。甚至会像菲律宾那样，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独裁统治，走向现代民主社会。
五点多，我与小江一同走出来。他骑车回家，我与孩子去买米。刚走下坡，听原来的同事王友顺喊我的名字。平日王友顺沉默寡言，有点愤世嫉俗或者说高深莫测的样子。在这个时候，他也一改往日的高傲，掩饰不住兴奋和激动地问：
“有什么消息？”
“你呢？”
“27军与38军交火了。38军已经控制了局势。忠于邓小平的四川成都军区的部队正往北京调。”
“真的？”平日王友顺熟读《三国演义》，为人老练，言谈稳健。这次他发布的新闻令我感到吃惊。
“消息可靠。工学院的学生正去火车站堵火车，阻拦四川部队开往北京。”我知道，王友顺的儿子可可就在工学院读书，所以消息可能比较可靠。
“可可他们学校的学生都写了遗嘱血书，身上带着刀子，正去火车站。他们原计划的游行示威都取消了……”
说完，王友顺骑上车子匆匆向市内方向驶去。望着他的背影，我觉得他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真没想到，平日谨言慎行有些孤傲的王有顺，内心深处竟也有一把火。
走到粮店门口，见窗口前已排了十多人。听说上海、武汉、西安、长沙、沈阳等大城市都发生了真正的动乱，或者说是带有某种暴力行为的抗议活动。因为北京的屠杀是非理性的野蛮行为，它必然要引起有血性的年轻人的反弹，采取某种暴力方式，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古人早就讲过，你不仁，我不义。毛主席讲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广大群众却感到惶恐不安，小道消息说，乱起来将买不到粮食，所以，不少群众开始抢购食品，以备不测。虽然快要下班了，排队买米的人仍然不少。
我拿着购粮证，刚刚站好队，恰在这时，邮电学校的刘老师来了。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他教过妻弟的中学语文，调到邮电学校仍是教语文。我对他的印象是言语虽然有些迟钝，但是个老实人。所以试探性问：
“听说北京发生了流血事件。你怎么看？”
“不能听小道消息。”他冷冷地说，用眼睛望了我一眼。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他近年入了党，已经有了党性。我知道他是典型的教书匠，就顺着他的思路说，对，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忘记你是党员了。他说：
“现在很难说，事情很复杂……”他慢吞吞地说。我仍忍不住问他：
“党的总书记是不同意镇压学生的，李鹏、杨尚昆主张军队解决问题。你怎么看？你究竟同意谁的主张？”
“不能这样看。”他仍然固执地不表态，而且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
“好了，快去买菜吧。我们不必统一认识，可以各有各的看法。”我知道人的思想观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
我曾见过不少这种有文化的驯服工具，他们在党的红头文件和报纸社论的哺育下，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永远和当权者唱一个调子。这些人，四人帮在台上他们紧跟；希特勒上台，也会紧跟。只要不伤害他们的个人利益，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统治者的应声虫。
（1989年6月6日）
注：据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高新所著《江泽民的权力之路》中披露：“1989年5月，北京发生‘政治动乱’，时任38军军长徐勤先接到上级电话通知，要求他率部武装进京时，立即表示此命令违反中央军委过去的有关规定。据说是毛泽东时代曾经定下规矩，平时驻扎于北京城外的所有野战部队均不得擅自带武器进京，一个班以上兵力带武器进京，必须持有中央军委三名以上成员亲笔签字的命令。而这次命令徐勤先率部进京，仅仅是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电话通知，徐勤先当然有理由拒绝。结果，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亲自下令，以违抗军令罪名将徐勤先逮捕（中央军委的军事法庭归总政治部领导），同时任命张美远为38军代军长。此后，因为张美远忠实执行镇压任务的命令，并因此立功受奖。1992年，张美远在14大上成为中央委员。”（第77页）另据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出版寒山碧所著《邓小平最后岁月》一书披露：“海外传媒指控的27军所干的坏事，查实是38军干的，是在代军长张美远的指挥下干的，从五棵松、万寿路口、公主坟、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到天安门的绝对是38军。”
“统治者用政府约束凡人的野性，可是一旦治人者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
——刘军宁《统治者》，1999.12.29《南方周末》
“走出书斋的浮士德带给历史的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灾难，从巴黎公社到古拉格群岛，批判理性经由武器的批判而演化成一种空前的疯狂，因为批判一旦诉诸武器，那么理性在著述中所省略或忽略的种种人性的绝望就会在暴力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满地流淌，将理性的批判变成欲望的宣泄。当年曾经那么风度翩翩的批判理性，在暴力的火焰中蜕变成为一根粗鄙的阳具，沉溺于对世界历史无度的施虐快感。社会层面上的暴力，在其心理层面上乃是一个精神分析医生（所面对）的病理现象。正如在阳具施虐下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强奸的少女一样，被暴力所蹂躏的主要对象通常是思想的自由。”
——李 劫《给大师定位——20世纪西文文化风景》（第220页）
3、由学生组织召开的追悼会
全国形势骤然陷入恐怖之中，学生以大无畏的勇气组织了追悼会，追悼六四镇压中的死难者。学校里凡参加了这场追悼会的师生，在以后的清查中，都算是政治上有问题，要检查，要交代。
大约在11点多，有人通知说开会，人们纷纷从办公室走出来，只见学生已经在操场站好队，整整齐齐约有四五百人。他们现在已经不再听学院学生处的招呼，而在自己组织的联合会的领导下，上街游行也好、搞募捐也好，完全实现了自治。今天的追悼会，就完全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广大教职工，则是在学生们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感召下，自动走来参加的。
在学生队伍的两侧和后边，稀稀落落地站着几十名教职工。我看了看，大多数是中文系的老师。而学院的一些党政干部、包括学生处、政治部、党办等部门的人，则站在楼门口，或是在窗口，远远地观望……因为形势骤变，北京的镇压已经发生，恐怖即将来临，在这个时候谁还敢冒风险？谁不害怕丢掉党藉，丢掉仕途，丢掉工作？在这种专制主义社会，正如俗话说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六四以后，这些党政干部采取观望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有这些大学生，他们在一种激愤的心情驱使下，把‘秋后算账’抛到脑后，无畏地组织了这场追悼会。
追悼会开始，一个男生用很憋脚的普通话念悼词，声讨李鹏、杨尚昆一伙动用军队屠杀爱国学生和北京市民的暴行，表达全院广大学生的愤慨和沉痛心情。悼词很感人，可惜长了点。
不过，这个追悼会开得还是庄严肃穆。四五百大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北京街头的死难者；同时，在悲痛之中，这些青年学生对统治者的仇恨也更深了。我想，这次追悼会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也是他们终生难忘的。因为这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他们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组织召开了这次会。实际上，这也是四五百大学生及站在周围的教职工，声讨法西斯罪行的一次大会。学生们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应该记入史册。
追悼会结束时，我见站在操场边的一个女同志在抹眼泪，并且好像还在对旁边的人讲述什么。我想，也许是她的孩子在北京遇害了？或者是她的什么亲属的子女被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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