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范或者英伦风，在中国大陆的流行还需要时间。这与在香港的程度和阶段不同。你在香港的街道中就可以读出英国的痕迹，而地铁、医院乃至中小学的布局，都是深深地留着一个水印般“港英”两个字。中国人对英国的解读，在过去几十年里，基本上也是在港派作家的笔下，“香江才子”陶杰就是典型代表。

现在形势有点慢慢变化了，至少我认识的大陆朋友里，已经连续出了三四本类似于谈英国的作品集。孙骁骥就是其中一位作者。我认识骁骥，始于《纵横周刊》，他当时在谢菲尔德大学读媒体方面的硕士。2008年他回国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次面，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见面，其他都是通过文章读他的思想和对英国的理解。骁骥是重庆人，有朋友说，他气质不像。我倒不以为然，奥威尔与卡梅伦同为英国人，我就很难把前者和鸳鸯火锅或者九宫格联系起来。

同是在英国读过书、打过工的人，我们对于英国的感情是复杂的，而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英国好奇心，至今还存在。与目前流行的英伦风，略微有些不同，在骁骥的作品里，我没有读到对fish and chips过多讨论，不会摆出一副兄弟在英国的样子揶揄英国饮食趣味低下，他也不会滥用“底蕴”这个词，来掩盖自己对英国无法解释的现象，甚至他连最时髦的英剧都下笔吝啬，似乎有意地绕开。

说实话，反复地谈这三样：鱼条、底蕴和英语，是逐渐扼杀我对英国好奇心的话题，就好像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海外的新年晚会上，总是看到饺子、大红大绿的秧歌成为自己文化的标志，你总是会有一种羞愧。英国实质上是一个pretend to be small的国家，仅仅英格兰所沉淀下来的历史，哪怕其中一个细节，都足以耗尽一个人毕生的经历。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老舍先生在伦敦写下的一些随笔，储安平先生留英时代写的《英国采风录》，符合自己的趣味。老舍先生对英国人人情世故的描绘笔触，类似于毛姆，“假若英国人成不了你的朋友，他们可是很好相处。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作事该有的态度。他们的自傲使他们对人冷淡，可是也使他们自重。他们的正直使他们对人不客气，可也使他们对事认真。你不能拿他当作吃喝不分的朋友，可是一定能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储安平先生也试图深入到英国人的心里，比如他们对待友谊、家庭和政治的心理。

这样的文字，也许不适合今天这样个微博微信时代。但是，最终你总是想要找到一点时间，让自己读一点篇幅长点的东西。骁骥这本书，就是个好的选择。其次，与两位前辈偏软性探索的内容不同，骁骥写的内容都是偏硬的，政治是政治，媒体是媒体，没有小清新的东西。

最有意思的是，在骁骥的作品，我看不到那个水印，也很少感觉到他对英国崇拜的不得了，进而进行过于热烈的推销和臆测。这也许与他未来的志愿有关，因为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专栏作家。我脑子里有一个英国历史作家的影子，他叫Lawrence James，我读过他的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Raj: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和The Middle Class。我期待着自己有一天能够读到骁骥也有类似作品出版，而那时候，我确信对于英国的叙述，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