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死一生的游水逃港亡命记（一） 伟少江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执政时期，出现许多人类历史未曾出现的新名词。这些现已死亡的名词，当年牵涉亿万家庭的命运，制造出无数骇人听闻惨剧。例如“土改”、“镇反”、“反右”、“四清”、“文革”，这些名词的背后，是无数惨死的冤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就代表几千万活活饿死的中国人。有一个名词永不被当局载入史册，叫做“逃港”。同样包含无数冤魂，以及悲欢离合故事。 九龙半岛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叫做深圳河，二十公里长的深圳河把半岛割成中方和英界两部分。河两边居民自古一直自由往来。 1950年10月25日中共军队“进入”朝鲜领土，联合国宣布对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香港参加对中国经济封锁。1951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宣布封闭香港边界，香港成为一个需要护照、旅游证件出入的外国领土。直到1979年12月的二十八年间，先后有超过一百万政治、经济难民越过边境封锁线，非法进入香港。这种香港称为“非法入境”的行为，中方初期称为”叛国投敌”，后来叫做“逃港”。 在香港七百万人口中，有近百万“逃港人士”。他们原本在大陆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生路断绝的蝼蚁。香港给他们新生机会，通过在自由社会的努力打拚，出现不少成功人士------如政府高官、富豪、学者。最一般者当个普通市民，也能够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且衣食无忧，这是他们逃港前难以想象的。 逃港是九死一生的冒险行为。一百万成功逃港人士，意味着为数过千万失败的逃港者，意味着无数曲折动人的故事。我侥幸是成功逃港者中的一名。我也有刻骨铭心的游水逃港故事，原常慨叹命运对我的不公。今天从积极方面自嘲，也算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吧，这里说出来与大家共享，让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历史上有过那么一段极其黑暗的时期。 　　

我出生在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一座小县城，名叫榕城，属揭阳县（现揭阳市榕城区），因全城四面环水，遍长榕树得名。三岁那年共产党掌管县城，父亲避难躲到香港去。他是国民党政府教育局公务员，留给妻儿“反动官僚”的家庭成份，让我们生活在阶级歧视和迫害的无边苦难中。
 
　　从我有记忆时起，便见母亲终日愁容满面。白天她靠替人缝衣赚点微薄的工钱，根本养不起六个子女。除了生活的重担压著她，晚上她还常被公安局或居民委员会干部叫去开会恐吓，要她揭发交代父亲及其同僚的〝罪恶〞。半夜我在睡梦中醒来，常见母亲去公安局开完会后，被公安共干恐吓得回来在家啕嚎大哭。为养活子女，母亲变卖稍值钱的首饰换成食物，卖完之后，家里便无隔宿之粮，我常被母亲叫去向邻居叔辈开的米舖赊借点米来下锅。后来香港及南洋的姨舅们知我们困境，时加接济，我们一家才不致成为饿殍。总之，童年留给我的回忆是恐惧、贫穷与饥饿。 一九六六年我高中毕业，那年夏天爆发的文化革命，断送参加高考的希望。其实即使有高考，像我这样的〝狗崽子〞也断无录取的可能性。当时政治纷争混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社会上充斥大量失学待业青年。束手无策的毛政府，无法为日益增加的毕业青年提供工作职位和粮食，采取了最不负责任的办法：全部驱赶去农村自生自灭。
 
　　作为“老三届”毕业生，属于最早被驱赶对象；更不幸的，是“反动官僚”的家庭成份让我全家最早被遣送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一夕之间，丧失住房、户口、粮食供应。我出生成长的小城镇，把我们全家关在城门外。

　　潮汕平原是丘陵地带向海洋延伸的小片平地，密集人口拥挤有限耕地上，生存竞争十分激烈。潮汕的农村如同所有农业社会，都是宗族集结居住地。外姓人在村里不待见，来和农民争夺有限粮食的上山下乡青年更不待见。而我们戴著“阶级敌人”帽子一家，在严酷的环境中有多少生存空间可想而知。　　说起粮食，现今青年人听起来会觉得天方夜谭，难以置信。粮食在50年代初被宣布为“统购统销”商品，也就是由政府统一收购、销售商品。50年代中期推行户口制度，将国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类户口。政府确保“非农业”户口，即揭阳城市居民户口每月有10.75公斤大米供应。而农民在交完公粮和提留粮之后，才有机会分配到剩下来的少量粮食。大饥荒饿死的几千万中国人，就是没有基本维生粮食保障的农民。
 
　　当时全国的标準工资是36元上下，就是中专毕业生，国营工厂正式二级工人，政府最低级干部的法定工资。政府供应的大米每公斤0.24元，也就是说，每人10公斤大米，100克油，200克肉及10公斤煤佔十分之一标準工资。因为住房租金极低 ，夫妻，子女和父母的六口之家，可以靠一份标準工资维持饿不死水準的生活，这也是当年中国社会最普遍情况。这种低工资、低定量粮食供应制度，从50年代起运行30年，直到80年代初期。
 
　　黑市粮食是公价的五倍，一个黑市居民的生活费相当于三个城市户口。巨大的差额使下乡青年的地位跌落到社会最底层。经济情况十分严峻，我的家庭成份，一家七口绝不可能在共产党社会找到工作。之所以没有饿死，是因为有香港亲人接济。一九七四年，失学失业第八年。我28岁了，没有收入，没有口粮，没有住所。虽说天无绝人之路，但地上偏偏找不到任何让我存活的生路。

　　1974年香港的标準工资是大陆的15倍，一个车衣女工两天可以挣到三、四十元。香港经济在起飞，劳力需求大。许多目不识丁的广东农民跑到香港，马上进工厂当工人，寄钱寄物回家乡。而大陆这边安排一个工厂岗位要县劳动局批准。户口“农转非”全县一年只有几个名额，走后门要去到县常委一级。两相比较，香港就是天堂。

　　“逃港”原先被官方称为“叛国投敌”。1960年大饥荒，成千上万的惠阳、宝安饥民冲垮边防线涌入香港，被港方军警截堵在梧桐山余脉英界边境“华山”山头。消息震撼香港社会，英国人基于和满清政府租借新界条约中，“凡我广东官民有权进入，不得阻挠”规定，不能从法律上阻止入境者。这项容许入境政策吸引无数青年，千方百计突破重重阻拦，去追求自由，追求梦想中的天堂。

　　饥民大规模冲击边防事件惊动了中南局书记、南天王陶铸。调查发现，宝安许多村庄，全村青壮劳力，干部民兵都跑去香港了。政府低调处理事件，把50年代初期政治逃亡的“叛国”罪，正名为非法经济移民的“逃港”；在全省高调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和香港资本主义的黑暗，以遏止大规模逃亡潮；同时整顿边防，将深圳以北50公里半径划为边防管理区。这一对付逃港政策从60年代延续到深圳特区成立。 文革时逃港已非大饥荒年那种数以万计饥民如大兵团般冲击边防形式，而是“小分队偷袭”方式。有东，西两路。西路我不太了解。潮汕人偷渡多为东路，可分海，陆，及半海半陆三条路径：海路由潮汕的达壕，南澳，海丰，汕尾镇，稔山镇等港口登上渔民偷渡小船直驶香港（俗称“屈蛇”，偷渡者在船舱中象蛇冬眠一样屈身以缩小所占空间，带领者叫“蛇头”），这一条较省体力，但要花大钱买船位，如马思聪，他也是潮汕人，但走的是西路，时值文革初期，大音乐家身无分文，只好写了五万港币的欠条给船工后，全家在南海县登船；陆路由惠阳白云嶂西转梧桐山到深圳河北再爬铁丝网过河（俗称“扑网”）；半海半陆路也经由白云嶂，直往南穿龙岗平原，再登梅沙尖山到大梅沙海滩，最后下海游4-5公里到香港管辖的吉澳岛，或从石角头游到东平洲岛（俗称“笃卒”----象棋中的拱卒子过河之意），走这条路水性一定要好，我走的就是这条路。

　　惠州市以南至深圳河直线距离60公里土地上，连续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演出无数情节不同，内容相同的“逃港”故事。如果说二战后地球上有两个地方日夜不停，廿余年如一日发生无数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人间惨剧，那么，一处在柏林围墙以东，一处就在深圳河以北。（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