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 " - Последние статьи г-жа Чэн Naishan Внесенный

★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 - The Last Article Ms. Cheng Naishan Contributed

（此文刊登于《上海文学》2013年1月号）

 程乃珊

 一.

有时候姓名已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犹如家族遗传基因一样，深深镂刻在我们血肉之躯上。

中国传统姓名中承载着太多祖辈的期望，对家族的责任，个人的发奋图强……诸如此类种种沉重的因素，反正四个字“荣宗耀祖”；中国名字还讲究排行，这是一种最简捷最有效的档案归纳法，只要根据你的籍贯、姓氏和名字排行，无须现今的身份证、任何电脑信息和DNA等现代科技帮忙，就可准确无误核查到是否有血缘关系。

我们程家祖籍浙江桐乡梧桐镇, 追溯更早应是安徽休宁人,好像曾任过当地的盐公道, 大约也算一个公务员吧, 太平天国时移民至浙江桐乡"桐乡程家祠堂曾有家谱详细记录, 可惜历经风云,这本家谱早已不知去向。对于程家的姓名排行辈分 “汝、树、传、家、宝”, 却是雷打不动地传流下来。中国传统五代为一服,以此计算,我的曾祖父政权公,就是“汝”字辈,祖父字树涌,为“树”字辈,名 “慕灏”, 我父亲叔伯都为“传”字辈,哥哥自然就是“家”字辈。

哥哥1944年农历正月初九出生于上海宏恩医院(今华东医院),由著名妇产科专家黄淑贞接生。说起黄淑贞,上了年纪的都知道,中国两大著名妇产科专家“南黄(黄淑贞)北林(林巧稚)”。哥哥出生的那天说是玉皇大帝的生日, 都说是个良辰吉日, 此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上海已全面沦陷,祖父奉中国银行总裁宋汉章之命,留守上海中国银行,与敌伪周旋斗争心力交瘁,作为长房长孙,我哥哥的出世,多少令祖父添几分喜气。

父亲在德资拜耳药厂做工程师,收入颇丰,当时我们的老宅就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31号,那是一栋仿岩石贴面的三层德国式小洋房,解放后为政府某机关,直到上世纪90年代造延安路高架时才拆除。不管当时形势多艰难,在外人眼中, 哥哥的出世都被视为含着银匙出生的。

得了孙子,首先当然要取名, 哥哥是“家”字辈，祖父为其取了个“濓”。身为银行家的祖父,希望自己的大孙子一生清廉守法,规规矩矩做人。当时父母这代的教会大学毕业生很流行以英文名字为小孩取小名,哥哥的大名已有了程家濓,英文名呢?父亲从来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叉着一双八字腿的查理-卓别林的粉丝,家濓——查理,皆音相近,父亲眼睛一亮,“就叫查理吧”。

作为长房长孙,哥哥的出世着实轰动了一时,祖父人脉广,朋友多,各方贺客贺礼不断。按旧俗,收了礼要请众宾客吃满月酒, 1944年正是抗战最惨烈之时,作为中行留守上海的高层,向来行事谨慎周到的祖父考虑到国难当头,为了个人得孙如此大摆满月酒,影响不好。但是收了人家的贺礼,总得还对方一个情, 正好此时中国银行在福煦路955弄内要修一个网球场供中行员工休闲娱乐,祖父将收到的礼金全部捐出, 资助这个网球场,满月酒就不办了。

四十几年以后.托邓小平改革之福，这个旧上海银行家的洋名叫查理的孙子,出任北方某市副市长,这个城市是著名的煤都。煤一直被誉为黑金子, 多少人在黑金子的诱惑前犯事落马。哥哥恰恰是管工业的副市长,80年代, 也正是无数港商开始到内地来掘金的时候,不少人托关系走人情来找哥哥,但查理悟守住祖父当年对他的期望——清廉。人说,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湿鞋”,偏偏哥哥就是清清白白，两袖清风。

 二.

1946年,我来了。说起我的出生,十分险乎。妈妈是铁了心,早在建国前就坚决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在我和哥哥之间, 我应该还有一个哥哥或姐姐,但妈妈坚决把“它”拿掉了。可没过多久, 我又不识相地来了。妈妈同样也要把我拿走,主治医生还是黄淑贞,合该老天爷要让我在人世间走一遭,约定做手术那一天,妈妈莫名其妙地发烧了。

那时做人流手术,可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黄淑贞立时决定停止手术,要等热度退尽了才可做。岂知,妈妈的热度就是不退尽,大约过了三个礼拜才好,但这时,黄淑贞觉得胎儿已过了最佳做人流时期,她反过来劝妈妈“再生一个给儿子找个伴也不错, 说不定是个女儿呢”。如是,我才有机会来到这个人世。

“文革”中, 听到黄淑贞备受摧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我曾有个傻傻的念头,向她当面鞠个躬,“谢谢你当时没有将我刮掉”。

爸妈就我和哥哥这一对儿女,我们程家的家风就是重女轻男,在福煦路931号四代同堂的日子里,哥哥从小就被教育成处处维护我、爱护我。现在想起来,大约从一出生开始,他就无形中受到“男儿当自强”的祖训熏陶。虽为长房长孙,但家里对他不宠不娇。

我和哥哥这一对兄妹,似从一出生开始就已显示出截然的不同。首先是长相上,哥哥集爸爸的线条清晰分明的轮廓和妈妈的明亮水灵的双眼于一身,而我是一只扁平没有起伏的大饼面孔、塌鼻梁和一双“天不亮”的眼睛,与俊朗、俏丽的父母一点都不像,以致亲友们都一口咬定我是在医院里给搞错了,他们甚至不无惋惜地说“两兄妹的面孔要是调一下,那该多好”。言下之意,我长得不够漂亮。

直到我们都长大成人了,亲友们还老拿我们兄妹的长相开玩笑:“要在以前,你这个漂亮的哥哥可要让人上当了!”以前媒人上门说媒,女孩子家是养在深闺的,不能随便走出来给人家看,那时又没有照片,男方如果要想知道女方的模样长相,怎么办呢? 很简单,只需请女方的兄弟出来应酬一下,如若眉清目秀,举止斯文得体,那他的姐妹一定也差不离。说到这里,他们就会对着我哈哈大笑:“如果遇上你的哥哥,娶回来的妹妹,却和哥哥一点也不像,那人家不是要上大当了吗? ”

其实,对福煦路931号的那段时光,我根本已没记忆了。现在所得到的记忆,完全是从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的老话中剪辑出来的,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听老话,那是堪属可贵的我们生命的补白。

我家姑姑多,自然来串门的小伙子也多。四五岁时的哥哥,已很会观察哪位小伙子来是找哪位姑妈的,他十分清楚,很起劲地去通风报信,一点也不会搞错。很快,叔叔们发现了这个机灵的“小交通”大可帮忙,来我家必先找这个“小交通”,用糖果饼干塞满他的口袋,让他把相关的姑姑叫下来,如是不必惊动太大,就可与心仪之人约会了。

老家有两条宠物狗,一条是牧羊狗Bobby,一条是狮子狗Lily,我和哥哥从小就与这两条狗混在一起,这也奠定了我们爱狗的遗传基因。后来允许养宠物了,早在80年代, “宠物热”还没兴起时,我和哥哥已不约而同地养起了宠物狗,而且名字都叫Bobby和Lily。

而今我与哥哥都已向古稀之年逼近,我们真正在一起朝夕相处的日子其实只有十九年。自从哥哥十九岁那年市西中学毕业考上北京大学, 我们兄妹俩就很少长期相聚。

说过了,我们程家的门风是重女轻男。从祖父开始,就对几个姑妈千宠百娇还嫌不够, 但对仅有的两个儿子,父亲和我叔叔,却是不苟言笑,要求严厉。长大一点了才明白, 祖父自小单枪匹马从底层打拚出来,深知人生的艰辛和险恶,也目睹了太多的败家子将祖业家业付之东流的真实个案,他实在害怕自己两个儿子生活过得太安逸而丧失了自强自立的男人气概。

好像我爸爸妈妈也受其影响,从小对我宠爱有加,将我打扮得花蝴蝶一样,对哥哥却时时提点他要爱护妹妹、谦让妹妹,因为他是哥哥。哥哥从小就是一个礼貌、用功的好孩子典范, 也是我们家中出名的乖孩子。直到读初中时,我还记得他到楼下信箱拿份报纸都要穿好鞋袜而不肯拖着拖鞋下楼。他虽然只比我大两岁,但我从小就觉得哥哥比我大好多,是我可以依靠的。

犹记得小时候穿马路,他也不过只是个小学生,却已懂得紧紧抓住我的手。他教我下斗兽棋、下陆军棋,还有打扑克“克那斯打”,不记得英文怎么拼了,但知道英语名称叫塔牌。童年时我一直是哥哥的小尾巴,跟着他玩集邮、去小书摊租小人书(为此没少挨爸妈的骂,因为爸妈嫌小人书不干净,但挨骂的总是哥哥,不是我) 。

记得那时放学后回家,哥哥就会带着我先洗手,然后在一只我们熟悉的小糖果盒里, 摸出爸爸妈妈预先为我们准备的几块饼干和几粒糖果,那是我们的点心。作为哥哥,他从来与我公平分享,不会仗势欺人。现在回忆起来,真叫岁月神偷,那欢快无优的童年时光散落在哪里了?

记得1962年夏天,全家上北火车站送哥哥去北京大学报到, 在月台上,我再也止不住嚎陶大哭, 可能我已预感到十九年朝夕相处的亲密时光从此不再。车窗里的哥哥满脸憋得通红,想必他也想哭, 但从小的教育令他觉得他不能哭, 做一个男子汉, 什么都得忍。哥哥这一表情,从此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其实从哥哥北上这一刻起,命运已注定哥哥将离我们这个家越来越远, 这不是物理空间的远, 而是化学概念上的“远”,是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物质的无法逆转、无法复原的“远”。不过, 世界纵然千变万化, 总也有永恒不变的, 比如哥哥如今已两鬓斑白了,但我还是一直叫他的小名“查理”, 还有我们兄妹俩那份诚挚的爱。妈妈一直责怪那时祖父给他取名取坏了——程家濓, “家濓”在上海话中与“家离”发音很像。

三.
我们这一代都有过在日记本首页写上奥斯特洛夫斯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的名言,从小懒散、娇生惯养的我也不例外, 但哥哥整个青少年时期, 是真的把这段话作为他的座右铭, 用一种类似苦行僧的精神真心要将自己打炼成一块社会、国家需要的优良钢铁。

或许我和哥哥的命运之路早在哥哥北上之前我们中学时代就已埋下种子, 到底是两兄妹, 我与哥哥有很多习性很近, 比如都很静, 喜欢阅读。我们的婶婶是少儿出版社的英语翻译, 社里常有打三折四折的少儿读物, 优先给内部职工供应, 因此我和哥哥从小就在《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泡大, 再后来是前苏联儿童读物《铁木耳和他的伙伴》, 然后是《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直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好像分歧就来了。这本书是我们这代人必读之书, 但我不太喜欢这本书, 我也不喜欢保尔,觉得他就像一片干面包。我更喜欢读《简爱》。不过,我太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亚了。因为冬妮亚我也喜欢保尔, 特别青年保尔在监狱里时, 一位同监的女难友, 明知自己逃不了狱警的强暴, 而主动愿以处女之身献给保尔时, 为了冬妮亚, 保尔拒绝了。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 对爱情、对性还是朦朦胧胧, 但那段情节令我热泪满眶。整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这一段感动我, 而不是那段最有名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

我至今不知道哥哥是怎么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从来也没就这本书进行过任何交流, 但我下意识感到哥哥十分喜爱这本书, 看得出书已翻阅得很旧了, 但边边角角十分整齐, 到处可见用钢笔画出的条条杠杠,还小心地包着封皮……

我觉得自从哥哥过了变声期以后, 开始变得越来越革命, 不过当时的用词是“进步”, 而且越来越激进。

那时妈妈还年轻, 打扮时髦。我从来是妈妈的小尾巴, 但哥哥已开始回避与妈妈一起上街,一方面可能因为是男孩子, 更主要是因为他怕跟着这样一个时髦的妈妈上街, 遇上同学会很尴尬, 因为那个时代“时髦”就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但有时妈妈必须要他跟着一起上街, 比如做衣服、买鞋子,他就会跟妈妈讲条件, “你不许穿尖头皮鞋”或者“你不要抹唇膏”, 而且讲明几点钟在哪个铺面,他在那里等着妈妈。

三年自然灾害时, 为了去餐馆吃一顿饭, 全家必须要早上一早去等开门抢桌子, 以致我常常要把功课带到餐馆的餐桌上去做。哥哥对此十分不屑, 觉得国家困难时期, 我们应当与国家共进退, 而不应当有这样的行为。他从来不参与我们这种“小市民”行为, 倒是父母经常于心不忍,用饭盒给他带点吃的回去。

我们这样的家庭, 父母长辈都是知识分子, 凡事当然都有自己的分析能力, 对当时社会种种现象难免会在家里发发牢骚,如若给哥哥听见了, 他一定会据理力争, 极力为新生事物辩解。

爸爸是个音乐发烧友, 收藏的老唱片不计其数, 多是英语老歌和西洋古典音乐, 如《As time

goes by》、《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Home,sweet home》 等, 可以说我和哥哥在襁褓时期, 已对这些老歌耳熟能详, 那已成为我们童年的一部分。记得很小的时候, 我和哥哥就会缠着爸爸“放老平的歌”。“老平”就是平.克劳斯贝, 好莱坞著名歌星, 他演唱的最著名的歌曲是《白色的圣诞节》。在老上海,每逢圣诞节, 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他这首歌。

爸妈都是平.克劳斯贝的粉丝,直到解放后,还经常会拉上窗帘,在落地收音机的四个脚下,垫上厚厚的橡皮垫子,播放平.克劳斯贝的唱片,只是不敢提他的名字,怕我们小孩子不懂事传出去,就叫他“老平”,我们也就跟着叫“老平”。

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社教)运动开始了,不记得哪天哥哥说了“这种老的美国电影音乐,不要放了,给邻居听到,影响不好”,爸爸妈妈立时同意了。从此,家里难得放这些老唱片了,即使放,也是背着哥哥,以致后来父母亲讲话都要有意识地避着哥哥,有意无意中与哥哥有点疏离了。这种疏离,在当时称为“划清界线”,对亲情伤害极深。

现在想起来,那是“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很重的伤害。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选择的首条就是与家庭划清界线——事实上就是疏离亲情。现在想起来,这种教育是有悖人性的,整整几代人深受其害, 危害甚深。
对这位儿子,用自惭形秽来形容父母的心态,一点不过分。哥哥成绩优秀,是年级里数一数二的,这是当时好孩子标准里最重要的一条。一个孩子无论怎么优秀,如果功课不出类拔萃, 似乎就不能称得上好孩子。哥哥在这一点上是十分过得硬的。

说起他的好成绩,也与他着力培养自己钢铁般的意志有关,每天天蒙蒙亮,我就听见哥哥在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早在高中时代,他已经订阅英文《北京周报》。晚上我早早就躺进被窝里看小说,哥哥还在书桌前温习功课。他先后出任校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社会工作繁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

我家父母和一应亲友都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面对哥哥这样一位一身正气、成绩优秀、富有上进心的共青团小辈,虽是长辈,却仍有几分敬畏,这是“后生可畏”的“畏”。记得有一次,我和爸妈一起去看一部苏联电影,名字好像叫《罪与罚》,情节已不大记得了, 主角是一位革命党人,有一个镜头是这位革命党人难得回家一次,父母又惊又喜,还有点敬畏,母亲给他端上一锅热乎乎的汤,然后躲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儿子喝。这时母亲悄悄对父亲说:“不知儿子觉得这个汤的咸淡如何,你去问问他。”父亲却推搡着说:“不,还是你去问问他。”那种对儿子的怜爱加敬畏的感情让我的爸爸妈妈感触不已,只觉得黑黝黝的影院里,父母亲相视一笑。

哥哥是真心要将自己锤炼成一块钢铁,我不敢说,在无情冷酷的淬化过程中, 是否也因此流失了许多可贵的天然秉性?有一件小事,不知哥哥还记得吗?那是“文革”前他回上海过暑假,那时他已不要我们去北火车站接他了。这次他一进家门, 行李都不及放下,就面有难色但很坚决地对爸说,他一个北大同学因火车票根找不到了,被困在闸内,必需补了票才能出来。哥哥要求爸给他一点钱补票把同学先赎出来。

那是一张京沪火车票,哪怕学生票也要十来元钱,不是一笔小钱。爸迟疑了一下——他为什么不直接打个传呼电话通知一下他自己家人?哥哥没有马上回答,然后轻轻说了一句“他家里很困难，他不敢跟家里讲。。。”爸不等哥哥讲完,就开了抽斗给了哥哥廿块钱，哥哥如释重负拿上转身去北火车站。这时爸妈无奈地苦笑一下,妈轻轻说一句: “喏, 像煞你的爷! ”他们是明知这张火车票钱是拿不回来的,但还是满足了儿子的要求。

从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父母亲对我哥哥的爱!他们对我是宠,对哥哥就是这样一片充满自豪又敬畏又怜惜的爱。我不知道那个同学有无将车票钱还回来。但是, 那年过寒假,哥哥借口功课忙,没有回上海。

我这个不求上进的妹妹, 一度也让我哥哥操透了心。我的成绩除英文和作文外,其他都平平且不说,政治上的不求上进更让这个身为团支部书记的哥哥头痛。我喜欢看《长城画报》(当时的香港电影画报),读18世纪的外国小说,听靡靡之音(其实就是古典名曲),喜欢打扮,从来不写入团报告……说实在的,不是我不求上进,我实在觉得,如果要做一个像哥哥那样的有上进心的学生,实在太苦了,要放弃那么多好的东西:美食、好书、好音乐、漂亮的衣服……我做不到。我真佩服我的哥哥, 他能有那样的意志,完全将自己改变过来,变成一个我敬畏的但是却越来越陌生的哥哥。

记得高中时,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本书《军队的女儿》送给我,在扉页上写着要我向小海英学习的话, 很遗憾我辜负了哥哥, 这本书我连书皮都没摸一下,因为我不喜欢这样的书。不过,在高二那年,我们中学一次《我与祖国》的征文比赛中, 我与高我两级的一位同学余秋雨同获该次征文的二等奖(没有设一等奖),奖品是一本《红岩》。

说来好笑,连我的女同学们都十分惧怕哥哥。她们来我家以前必在门口轻声地问: “你哥哥在吗? ”如果哥哥在, 她们一般都不敢进来玩,反过来,如果我的爸爸妈妈在,她们倒是敢来的。因为人以群分,我的那帮女同学都是与我一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十分浓厚, 私下要传阅《长城画报》和亲友带进来的外国时装画报,讲讲香港电影明星,如果我哥哥在,她们就觉得很拘束。不过后来我又知道,因为哥哥长得十分俊俏,功课又好,又在重点中学,其实有几个女同学,对哥哥有种朦朦胧胧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俱往矣,那青涩纯真的学生时代!

那就是十九年间我心目中的哥哥:常年一身蓝布学生装, 一条黄卡其裤, 一双篮球鞋, 每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

1962年,哥哥以全五分(当时成绩是五分制)的优秀成绩从市西中学毕业,按理说,他的高考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众所周知在那样的年代,高考成绩是从来不公布的,再摊上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实在没有把握。说起专业选择,我们程家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虽然祖父是个银行家,但是我的父辈叔伯没有一个愿意继承他的事业,连我的祖父也不赞成子承父业,而是纷纷继承我的伯祖——曾被称为“中国微生物学家第一人”程慕颐公的衣钵(关于他的故事会有另文撰写),清一色都学的或医或药或化学专业,女孩子则是清一色的学外语或艺术类(钢琴、绘画和翻译写作) 。

哥哥作为长房长孙,是早就铁定了走这一条路——生物化学之类。当时北大化学系由著名专家周培源教授坐镇,哥哥坚定以北大化学系(六年制)作高考第一志愿。父母怎么舍得把儿子放那么远,曾小心翼翼地提醒哥哥,复旦化学系也不错,但哥哥求学心坚,退而一想,男孩子应该志在四方,以学业事业为重,上几代的人,哪个不是这样走过来的?

哥哥不负众望,一张北大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时,哥哥犹如中了状元,亲友成批成批来祝贺。远在香港的祖父母欣喜若狂。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哥哥赴北大的所有行装和四季衣着,全部是祖父母从香港寄来的,在北大新生中引起一阵大大的轰动,害得哥哥烦恼不已。后来好多衣服他都没机会穿,因为那时的大学生实在太穷,他不能表现太突出。

北大之大,却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课堂也没坐热,这批大学生就被拉去四川大凉山搞“四清”。哥哥从大凉山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我,还寄了张照片,是他和一群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的凉山孩子合影。哥哥特地在信中和我说:“乃珊,这些小孩子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一双鞋,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将来让他们都能穿上鞋……”现在想起来,大凉山的孩子们应该都能穿上鞋了吧。

哥哥就是这样, 从小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但事实证明,这份情怀对一个大学生来说,太沉重了。文革前的北大四年,哥哥没让爸妈少操过一天心,特别那阵正值自然灾害,初时妈妈还隔三岔五地寄点邮包给哥哥,后来哥哥说,他们一个宿舍有八个人,每次哥哥来邮包,全宿舍的人都虎视眺耽,最终邮包都共了产,根本不可能一个人躲在帐子里独享。最后哥哥劝妈妈不要再做此无用之功。

当时大学校纪非常严格,绝对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但青春的火花是捏不灭的。哥哥一次从上海回京,在站台上,他用手肘轻轻碰了碰我,用嘴努一努另一簇送行的家人: “她是我们同系的。”他报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我瞄过去一看,那是个十分俊俏的标准的上海姑娘,她穿着一件于干净净的风雪大衣,一条火红的围巾随意一围,皮肤黑黑的,一对大眼睛扑闪扑闪, 脸上一对酒窝时隐时现,正应着上海人说的“黑里俏”,那时的女孩子的漂亮完全是自然美。送行的女孩子的家人,看上去好像是她姐姐姐夫,也是一派斯斯文文的书卷气。

这是我见过这个女孩的唯一一次,但这一瞬间, 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火车开走了, 我们这才与女孩的家属随意交谈了几句,1962年北大化学系一共在上海录取了六名学生, 哥哥和这个女孩就是其中的两名。

我们常说的缘分,是很玄妙的,我们两家人虽然只是在月台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但都觉得意犹未尽,未尽在哪里? 回家的路上,父母亲一再谈论着女孩和她的家人, 我的母亲真伟大,她有着惊人的观察能力,就那一瞬间,她已从女孩子敞开的风雪大衣的隔里看到露出的白狐嵌(一种名贵皮草)里子,因而肯定,女孩子也属出身不过硬的。但她也能考上北大,可见也是和哥哥一样十分努力,十分要求上进的。

所谓风雪大衣,类似今天的羽绒大衣,但风雪大衣要笨重多了,作为没有收人的学生,也只有家中环境好的才置得起。解放后,一应皮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的代表,根本不能穿出街。于是聪明的上海人纷纷将它们作为风雪大衣的衬里,又御寒又不招摇。

从此,爸妈一直在赞叹着女孩,那种气质,那种教养,言下之意,很希望她能与哥哥……不过,当着哥哥的面,他们从没提过一个字,因为当时是坚决抵制大学生谈恋爱的,有好多话不能点明。只是后来的事实是,这个女孩嫁给了哥哥北大的好朋友,一个北方人。我总是在想,那是因为哥哥不主动出击,在这方面太矜持。我相信以女孩子的真心和她家里人的愿望,我哥哥肯定是首选。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从来没有正面问过哥哥。

说起这个女孩子的家庭, 也是一个传奇。她父亲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律师, 她家一门亲戚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弄堂……对一门擦肩而过的姻缘(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姻缘),父母是十分惋惜的,我不知道哥哥是怎么想的,至今我也不敢问他。或许,这就叫人生。

作为长房长孙,祖父很以此为荣,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祖父每年都要去北京开会,祖孙俩一年也只有这一次短暂的团聚。这时祖父总会很自豪地把哥哥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时我们全家都认定,哥哥前途无量,而这是他完全靠自己苦苦追求来的。

“文革”开始了, 北京大学武斗猖撅, 一片混乱,哥哥扔下全部行李从北京逃回上海,北大已不复是他当年梦想的那个校园,他很仿徨,很失落。记得“文革”刚开始, 家里抄家了,他还写信开导爸爸妈妈“摔破几个坛坛罐罐没关系”。或许直到他 从北大狼狈逃回上海时, 他才开始思考,他所孜孜不懈的、对此无限忠诚的革命, 与现实中差异如此巨大。那次我问过他:“你小时候怎么那么能忍得住,那么革命？” 他回答:“你们女孩子怎么样都可以,但我是男孩子,我必须要争取我的前途。”

从抢出来的档案中,有人告知哥哥,他原定的培养方向是留校。我们都认为,做一个学者才是哥哥最好的出路。但是,哥哥被发配到塞外一片不毛之地,在那里度过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关于哥哥这一段经历,我和爸爸妈妈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的世界与他原来所属的与我和爸爸妈妈同一个世界相差实在太远了,所以他从来不说。有时妈妈想试图了解一下,他只是对妈妈苦笑: “你不会懂的。”

“四人帮”粉碎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上海不愧为上海,70年代后期,最早的“出国热”已经开始兴起。那时出国的人少,光凭个语言学校的入学通知就可以拿到签证，父母意识到出国是“拯救”哥哥的唯一途径。远在西雅图的舅舅给哥哥办好了一应人学手续,此时哥哥正任当地一个化肥厂厂长,据他说,他们生产的化肥是列不出化学方程式的,且这也不是他的专业,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哥哥坚决不肯走出国这条路。

他明确地对妈妈说: “你们不要管我了, 全心将我儿子培养好吧。”(我的侄子一直在上海与我父母一起生活。令我们全家欣慰的是,作为程家的第四代,侄子继承了他曾祖父的金融专业,苦读到康奈尔的硕士学位,现在是某世界五百强企业亚太区财务总监,这是另一个故事了)。或许,他还是想抓住青春的尾巴,再做一番事业。

80年代,他被批准人党,又从厂长提到局长到副市长。在上海街头,他已很明显地带着几分外省人的粗犷和不拘小节, 但不改的是那口标准老上海话和那个洋气的“查理”外国名, 还是那个从冰箱里取一个水果都要问过爸爸妈妈的乖儿子。

退休之际, 哥哥曾考虑过是否要叶落归根,回到少小离家的上海,但哥哥很快就否定了。他的理论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在哪里,他就必须生活在那里。确实,自从十九岁那年哥哥离开上海北上后,他在这里再也没有朋友、同事等种种社会关系,唯有爸爸妈妈和我这样一个妹妹。

当春回大地之时,我才发现其实哥哥什么都没有变,还是那个从小就小合翼翼牵着我的手过马路的哥哥；市面上流行卡式录音带时,他要我在上海帮他翻录平.克劳斯贝的《白色圣诞节》、《绿袖子》、《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蓝色的多瑙河》等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名曲；知道我在写老上海的故事,他要求我把家族的老照片复印了一大套给他,还常常与我一起回忆我们小时候在福煦路、在香港、在他去上北大以前的往事……

这一度令我十分惊讶, 我本来以为哥哥已经把这些从记忆中全部抹掉了, 原来并没有。他只是把这一层温暖的记忆用又冷又硬的冻土硬生生地掩埋了。但每逢夜深人静之时,这冻土下的那点温暖, 会不会悄悄地啃咬他那点还没有被生活磨成硬茧的心灵和那还没被炼成钢铁的血肉之躯? 不过即使至今, 我依然不敢问哥哥任何有关在火车站月台上碰到的那个“黑里俏”女孩子的事。

这就是我的哥哥。我不敢说他是否已炼成了一块优质钢铁, 但我很欣慰, 他依然是那样, 永远维护我、爱护我、疼惜我的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