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

法国作家埃尔维.阿蒙在其《那一代人》书中把“红五月”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但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现在且让我们认清这一面面在街垒上飞舞的旗帜吧。

虽然中国“文革”和红卫兵对五月风暴的影响更多是精神而非实际上的，但在运动的早期和关键时刻，一些毛派组织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共产主义（马列）青年联合会（UJCML） 是运动中最具“正统毛派”色彩的组织，他们和在中国的“洋红卫兵”有一定联系，并定期向中国使馆索取最新的宣传材料，以获得“来自中国的革命经验”，早在 运动之初他们就提出，学生要走上街头，打出旗帜，而一旦工会宣布支持学生，工人开始罢工，学生们就应依照“中国战友”们的榜样，进行大串连，深入工厂，扩 大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和他们站在同一立场的，还有“马列主义联盟”、“马列主义小组”等几个组织，这些组织的人数都不多，但影响力不容忽视，正是因为他们 的存在和号召，起初茫无方向的学生们几乎立即学会了“如何革命”：按照中国同志的方法去做，虽然那不过是这些法国毛派分子们想象中的“中国方法”而已。正 是因为他们的影响，五月风暴中的巴黎街头，不但可以看到法国传统的街垒、红旗和鹅卵石，更可以看到具有典型“中国文革特色”的大字报、大串连、飞行集会， 在他们的影响下，游行的行列里出现了穿着打扮和红卫兵别无二致的法国青年，他们不但喊出了“与工农结合”的口号，而且真的试图这样去做了——尽管这样做的 并不只是他们，在运动的高潮甚至主要不是他们，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

比毛派组织更活跃、更有号召力的是托派。早在运动伊始，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曼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一场风暴的即将到来， 并连夜从布鲁塞尔驱车赶往巴黎，赶在街垒之夜前夕召开了托派学生组织会议，并旋即扩大为全体学生的大会，曼德尔在会上所作《从反对资本主义大学到反对资本 主义社会》的演说，被公认为将五月风暴的重心由校内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冲锋号。会后，曼德尔冲上街垒第一线，直面警察的警棍和催泪瓦斯。为阻挡警方的进攻， 他指挥学生们点燃汽车作为路障。望着街上熊熊的火光，他不禁豪情万丈地高呼“多美啊，这就是革命”，全然不顾自己的汽车就在这些被点燃的车中。

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是此次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红毛邦迪”本人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虽被法国政府驱逐，却又设法潜回巴黎，意大利诗人夸鲁奇更是在街垒中完成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部纪实诗篇，被誉为“五月风暴的最佳报道”。

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这些组织的成员都以“纯粹革命者”自居，推崇军事化的管理、严格的道德规范、清教徒般的生活，但五月风暴给当时和后来人的印象却是 完全相反的：奔放、自由、松散、无拘无束甚至纵欲，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们只是运动的参与者，而绝非运动的操纵者和多数，整个运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无 数有着不同倾向、不同主张的青年人自发参加、自觉推动的结果，他们的口号从反对主流社会、反对种族歧视到反对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反对美国对华政策；从争取 男女同班到以“最广泛的民主”取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从女权主义到环保主义；从思想自由到性开放，不一而足，即使同是革命者，他们的偶像也各不相同，切.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鲁迅、列宁、托洛茨基……这些来自不同国度和时代，有些观点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革命领袖的巨幅画像，被他们的支持者高举者，肩并肩地走在一起。骑在同伴肩上、高扬越南南方共和旗帜的23岁女子卡罗琳，更是被推崇为“红五月姑娘”，她的这一造型也成为“红五月”永恒的象征。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结构的逆反，和对物欲横流当代社会的反思。

法国学联（UNEF）和全国中高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在其领导人索瓦捷奥和阿兰.吉斯梅尔的倡导下积极投入运动，成为罢课运动的组织者；此前历次工人运动的主力、有浓厚法共背景的法国总工会（CGF）和民主劳工同盟（CFDT）则和学生组织共同发起了5月13日大游行，并推动了此后的全国罢工潮。

和这些组织、个人相比，传统左翼政党、政客反应要慢得多，13日 的大游行才首次出现了社会党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和法共总书记罗歇等人的身影。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左翼中的右翼”的社会党此番表现更激进，“红毛邦 迪”曾高呼“让我们和孟戴斯站在一边”，密特朗则干脆当众呼吁戴高乐辞职，由法朗士担任总理，他自己出面竞选总统；而法共则显得拘谨保守，在整个运动中并 无突出表现，其所影响下的总工会更毫不含糊地拒绝考虑任何以暴力夺权的想法。

绝大多数知名学者、教授站在了学生一边，如利奥塔、福柯、雅克.拉康、勒佛菲尔、布朗肖、西蒙.波娃以及西班牙社会学家卡斯特尔等，米歇尔.比 托尔为首的一群作家以占领作协办公室表示了对学生的响应，年逾七旬的著名诗人阿拉贡甚至在“红毛邦迪”陪同下前往孔特广场当众演讲。素以“介入政治”的态 度闻名的哲学家萨特更是积极参与，不但多次发起倡议、参加访谈，更以平等的姿态热情鼓励、赞扬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创造一个“与父辈不一样的将 来”，他不但呼吁知识分子支持学生，甚至坦诚地自我反省，声称“尽管我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尽管他坦称自己并未完全弄懂 学生们的诉求，但仍毫无保留地支持、参与这次运动。

当然并非每个学者都如此，哲学泰斗阿隆、楠泰尔学院教授莱维纳斯、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等就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莱维纳斯每天夹着皮包按时走进空无一人的教室，又按时下课离开，阿隆更是和昔日同窗好友萨特反目成仇，唇枪舌剑。比较特殊的是哲学家德里达，他积极参加了最初的集会，但很快选择了游离和躲避。

对于学者的不同立场，学生们作出了情绪鲜明的反应。萨特受到了热烈追捧，他演讲时，能容纳3000人的会场挤进了7000学生，“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成了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为了抗议阿隆的亲美立场，学生们甚至拒绝他在巴黎高师作学术报告。对于曾去过中国，并向学生们宣扬“中国革命优点”的罗兰.巴特，他们则辛辣的嘲讽“结构主义没上街。”

由于朗格鲁瓦事件，电影界积极响应了学生们的运动，特吕弗、戈达尔、路易- 马勒、罗曼-波兰斯基等四名戛纳电影节评委喊出“要电影更要革命”的口号，迫使电影节中止；《电影手册》杂志主编杜比亚纳和“真理电影”学派的电影人们也 公开声援学生。在索尔邦，电影人、影评人、观众、影院职工等聚集一堂，平等探讨法国电影的种种问题并汇集成册，被后人称之为“法国电影史上的三级会议”， 更多电影人直接投身运动，他们所拍摄的“红五月”胶片据说长达几公里，而正如贝特鲁齐电影《梦想者》中描述的，让-皮埃尔-雷奥手中的传单如烽火般燎动了 索尔邦，最终与学生运动联合演变成“五月风暴”。

被 五月风暴触及的还有艺术家们，著名的“情景主义国际”出于他们批判现实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中，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才能和想象力，创 造出许多生动形象的、被称为“涂鸦”的街头宣传画。该组织代表人物德波和范内格姆还创制了整个“红五月”中绝大多数最著名的标语口号，如“让想像力夺权”、“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等等，他们甚至主张直接建立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取代现有的政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艺术家们的头脑，甚至走到了“革命学生”的前面，这也充分体现了五月风暴“文化革命”的文化底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