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小莉

一九六九年的一个冬夜，刺耳的军号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我们照例顶着寒风，匆匆起身，跑步到营地，各连、各排的战士各就各位，敬礼立正稍息，身穿整齐军装集合待命。

我们从北京到此只有几个月，繁重的劳动已经令人力不从心，最怕的就是清晨突然从暖和的被子里被唤醒，一下子冲到门外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几度的低温中集合，连长的惯例是手拿秒表，计算每个班的速度，形成一个你追我赶的竞争气氛，人人争先恐后，谁也不愿因为速度慢让自己的集体落后。有时忘了穿上袜子，就会牙齿打仗，冻得发抖。这样的紧急集合天天早晨在演习，可是这次的军号声急促而长久，和以往大不一样，连长、指导员全部穿上军装，戴上领章帽徽，身带枪支，严阵以待，面容严峻，在没有电灯的荒原上，只有手提的马灯发出橘黄色的微弱光芒。时间好像是半夜，刚刚睡着没一会。

指导员宣布从师部团部传来急令，苏联和蒙古军队刚刚入侵中国，我们军垦兵团已处在前线。我们临战受命，被编入正式军队，成为后备军，立即入山，准备打战。连长举着手枪，警告大家，如在行军过程中不听军令，临阵逃脱，将处以军法，也就是当场枪毙。队伍中鸦雀无声，这些天来，每天接信后，都可听到悄悄的或大声的哭泣声，原来我们自秋天离开北京后，突然中央宣布备战，首都的中央机关大学工厂都纷纷外迁，不少人的父母都离京下放去了五七干校，北京到处都在挖防空洞，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我的父母也去了河南干校，哥哥们也离开了北京。好像这一场中苏大战势在必行，但怎么也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连长接着给大家二十分钟，要我们写下父母名姓和通信地址立即上交，告诉我们如遇不测，部队会通知我们的父母，并让大家尽快取出自己的轻便东西和军用被子挎包，准备出发。年轻的男女中学生穿着军装，平时显得很老成，半年来的严格军营纪律使大家变得冷漠而坚强，人人不敢表现出内心的情感，可是此刻却慌了手脚，许多人脸上挂着泪水，心中压抑着恐慌，可什么话也不能说呀，人人在慌乱中寻找自己的东西，在存行李的仓库里上下奔忙，在混乱中我的两个旧羊皮箱被众人挤踏的破碎不堪，这是当年我父亲从南方到北方上学时爷爷奶奶为他买的，我在匆忙中挑出信件和全部家庭小照，这是战乱中我唯一最珍贵的东西，我必须把它们带在身边。

每人分了一小袋面粉，一块咸萝卜以及一个薄薄的行李卷，就开始了急行军，向乌拉山进发。冬夜迷蒙，旷野开阔，星光闪烁，我想起初中一年级学的英语诗：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High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眨眼吧，闪烁吧，小星星，我多想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你高悬天上，象钻石在闪光。”

充满诗意的中学生活早已被几年的文革停课摧毁，现在也许随时会在这块冻土荒原上受伤死亡，我还能回到我亲爱的故乡北京再见到我的家人吗？童年和少年的无虑和悠闲已形同隔世，今夜我十八岁不到，走进了战争。

我感到恐惧伤感，这么年轻，有多少美好的未来在等着我，我还没看到世界，体验人生。如果我幸存，我将以十倍百倍的爱来拥抱我的父母亲人，我将以无限的柔情来爱上一个男孩子。

在接到批准去北京军区内蒙兵团的消息之后，我怀抱着多少梦想，如饥似渴地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共青城”等苏联战争年代小说，描写青年团员建铁路、开辟森林、建设新城市的壮举，那些美好心灵的年轻人，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不就是我们这些人将要体验的生活吗。我最喜欢唱的是“迎着晨风，迎着阳光，爬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可是战争怎么就这样来临了，我毫无准备。

天上渐渐飘起雪花，在雪地里不知走了多久，背上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也许今夜我就会死在敌人的枪弹下，每天连长都提示我们，中苏之间大战即将爆发，我们甚至喊出保卫边疆，死在边疆，埋在边疆的悲壮口号。我此刻想起洪湖赤卫队电影的优美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高山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儿要听那洪湖的浪，看那普天下人民得解放……”没有什么能比歌声更能激励少年的心，一种罗曼蒂克的情感充满在胸中，一种庄严高尚的精神在升华，我要像苏联小说中的卓娅和舒拉那样死去，怀里揣着亲人的相片，手上握着感人肺腑的诗行，人们会记得这么一位年轻的穿着军装的姑娘……

明明和苏联打仗，可为什么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苏联英雄的榜样呢，为什么不是刘胡兰上铡刀，或八女投江的壮举呢？我不知道，今天看来是潜意识吧，因为他们的英雄总和爱情诗歌祖国连在一起，可见我当时中毒极深。

这时行军在一个高坡上，我想象中的北京城此刻一定是万家灯火，那里有我亲爱的父母外公身影，有带我长大的奶奶，有我度过的部分童年和少年，我是在保卫他们以及千千万万人民的安康。“有位年轻姑娘，送战士去打战，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烁着灯光。”在去内蒙前的夏夜，我和朋友们一遍一遍地唱着这首俄罗斯的爱情之歌，憧憬着大草原上的新生活。我也许会平安回去，也许会沉睡在边境荒原。

古诗曰：“男儿为国沙场死，马革裹尸骨也香。”我的眼泪象珍珠滚滚而下，热泪化成一句句诗行，滚动在心间。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诗，也许是此生最后的诗行，这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乌拉山中一个飘雪的冬夜。

夜半三更,

行军匆匆急,

路滑风冷传狗吠,

奇兵涉雪擒“匪”。

身处远原边境，

戍边任重光荣。

登望千家灯火，

笑谈举国欢乐。

几小时不停地行军在黝黑的山中，背包越来越重，有几位体弱的战士昏倒了，被救醒后随着卫生员落伍在后。过了一会儿，天上出现信号弹，我们被命令匍匐爬行在冰冷入骨的地上，我能感到细微的沙尘呛进我的鼻子，进入了我的肺，可是一声也不能吭。最后在一条渠道旁，我们取冰化水，吃了一块冷馒头加咸菜，听了半天连长和指导员的继续动员，苏修联合美帝蒋介石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向我们伟大祖国发起猖狂进攻，我们军垦战士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边疆前哨，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十个小时后，我们在冻饿交迫，筋疲力尽的行进中，被骑马飞驰来此的通讯员告知，这是一场实战演习，连长团长也不知道，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绝密军事演习。几天后，师部嘉奖我们是祖国的好儿女，经受了生死考验。我的这首诗被现役军人指导员在总结会上高声朗读，令我很骄傲而自豪，而同是现役军人的连长却不以为然，他初小未毕业，平时除了读读几句毛选语录，从不看别的书，而且禁止我们看任何书。他认为打敌人就可以了，别想太多，写诗更是没用。他让我们唱的歌是：“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抓紧时间赶快练，练好本领上战场，不打垮反动派不是好汉，打他个样儿叫他看一看。杀！”

我知道我有点小资调，但我如何向连长学习看齐呢，我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