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民主吗?无需置疑。但世界需要何种民主却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一直以来，在许多国人看来，民主是十九世纪末西方文明带给东方的福音，西方是民主精神的发源地，西方人普遍具有民主观念，西方国家是民主国家，西方民众享受着民主的幸福。这样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在笔者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才是民主精神的发源地，东方社会不但具有深厚的民主土壤，同时还有远比西方世界长久的民主奋斗史。然而由于东方民主运动的发展一直深受封建君权思想的困扰，当西方的“形式民主”作为一种新的观念进入东方时，它成了东方资产阶级精英向封建君权发起挑战时发动民众的有力武器。但西方民主文化的本质却表明：西方世界非但不了解民主精神的精髓，而且处处显示着反民主的一面。何有此说呢？这是因为：西方世界既缺乏民主的土壤、也缺乏民主运动的洗礼，其民主文化既幼稚又虚伪，同时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西方民主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其只有华丽的外在形式，但却缺乏内在的民主本质。相比而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不但具有肥沃的民主土壤，而且还得到民主运动的反复洗礼，虽然东方民主观念也曾受到封建君权思想的歪曲，东方民主运动也曾受到封建君权的长期压制，但东方民主文化却紧紧抓住了民主的本质问题。为了证明上述观点所言非虚，这里不妨就东西方民主的文化的各方面做一番系统的比较：首先，从东西方民主的发源来看：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观点，这里的民包括了官僚体系以外的所有人，其主体则是身处社会最底层，占社会人口大多数、主要从事社会生产的劳动阶层。编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中也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论点，这里的天下人则涵盖了社会全体成员。这些观点不但表明了民为天下之主的观念，而且其对民的定义与当今世界对人民的定义非常接近。而中国历史上推翻残害人民暴虐政权的行动也大都是在“吊民伐罪”和“救民于水火”的旗号下进行的，而此类行动的最早记录则比孟子所在的春秋时代还早不止千年。反观西方世界，虽然其所谓的“民主”追根溯源也可达到是与中国春秋时代几乎同时的古希腊时期，但古希腊所谓的民却与当今世界及中国古代所谓的民在概念内涵上几乎完全相反。它将处于社会上层的奴隶主与自由民视为民，在当时社会上层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这些人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而身处社会最底层、占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层则不属于这个民的范畴。继承古希腊政治传统的古罗马也没踏出这个界限，从凯撒独裁到文艺复兴之前，整个欧洲始终处于封建贵族与宗教势力构成的黑暗统治之下，其间未见任何民主的火花产生。直至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欧洲兴起，在其向封建贵族和宗教势力争取政治权利才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中找到精神力量，但其所宣扬的“民主”亦然与处在社会下层、作为社会人口主体的劳动阶层关系不大。欧洲的民主意识觉醒其实是源于无产阶级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欧洲民主文化的形成则基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由此可见，东西方民主文化起源的时间差距几乎就与人类的整个文明史相当。其次，从民主产生的根源来看：直至近年为止，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都是农业生产经济，几乎整个社会所需的一切物资都源于处于社会最下层，占居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层，也就是所谓的民之手。这种状况客观上促使整个社会，包括统治阶层，不论是奴隶主还是封建主，都不得不正视民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并且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也迫使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常常会感激民众所作出的奉献。另外，中国社会进入封建时代以后，并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贵族阶层，统治阶层的许多人原本也来自于民间，更兼中国社会已从很早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士绅阶层，这一阶层的人士部分存身于民间，部分跻身于官僚阶层，或者有时存身民间，有时跻身官僚阶层，其特殊的身份使之既能深刻解民的苦衷，又能懂得统治阶层的深层需要，其文化人的特质也使其能够在社会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并在许多时候充当着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力量。而古希腊与整个欧洲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商业经济十分发达，其利益主要源于商业交换。虽然多数的物资需要仍需由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阶层来满足，但欧洲直至近代才完全摆脱奴隶制度，由于生活物资和奴隶均可以通过交易来买卖，这就使得他们更为重视对内商业交换的公平性和对外商业交换是否有利可图，至于民的需要和利益，在社会统治阶层的眼中却并不重要。另外，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世界，贵族与平民阶层壁垒分明，在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以前，一直缺乏一个能够沟通社会上下的中间阶层，而宗教势力的存在，一方面通过虽然有限、但却十分有效的慈善活动缓解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另一方面又通过宗教意识形态对民众思想的麻痹维护了贵族统治的稳定，这些都从某种程度上遏制和阻碍了欧洲民主意识的觉醒。再次，从民主运动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虽然君权始终处于主宰地位，但“民为天下之本”的思想却始终未曾动摇过，中国社会的民主精神和中国人民追求勇气却始终没有消失过。虽然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私欲总是像氢气球一样试图胀大，但却不断被民主的空气压瘪或被民主之矛戳破。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其实就是民主运动的发展史。中国封建社会以前的历史发展虽非民众主导，却不能不说是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愿望。而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比较有影响的改朝换代，除了宋朝的灭亡主要是因异族入侵以外，其余的几乎都是由社会底层发起、以争取民的基本权益为动机的农民起义所致。并且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享年比较长久的几个朝代，差不多都是由于期间充分重视了民众的利益诉求才致如此。也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一些所谓的明君，虽非完全出于良知，却也能正视人民的力量，他们所处的“大治”的时期，着实也使当时的民众享受了短期的“近乎民主”的幸福生活。西方的民主意识的觉醒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上层社会，欧洲民主运动的发展则遭到欧洲资产阶级社会改良运动的“设计”。目前的欧美民众看似享受着“民主”的福分，但这种福分并非来至于民主精神，它其实是建立在压迫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之上。欧美民众所享受的福利，更像是强盗家属的福利，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欧美民众与古希腊的小奴隶主和平民并无多少差异，他们是跟在帝国主义者身后的世界统治阶层中的一员。此外，从东西方民主文化的本质来看：中国民主文化所展现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观念。它虽然没有政治制度的依托，但却将普通民众构成的群体始终视为社会的主人，这种观念根植于儒家强调仁义爱人的思想土壤中，对响应社会多数派的利益诉求、保护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环境氛围。虽然西方民主意识在其萌发之初并非不是以一种思想观念出现，但当其与政治制度构成联系以后，逐渐地就失去本质，转而变成一种形式。这种民主文化所依托的政治制度对于同一社会阶层而言，它的确能展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但对包含着众多阶层的复杂社会而言，它虽然也能响应多数派的利益诉求，但却既不能保证这种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也无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不受伤害。也正因如此，这种民主文化让在全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很享受，却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很受伤，西方在国际事务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道德也皆因“民主”二字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而被掩盖一空。就此而言，西方民主文化可谓一种极具欺骗性的“假民主”。这也难怪，二十世纪初，有位叫辜鸿铭的中国学者曾说：“欧洲人所热切希望并极力去实现的民主主义文明，就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的东西。”无独有偶，也有一位叫迪金逊的欧洲学者在其一本叫做《中国旅行日记》的书中说道：“中国人是民主性的人种，至少他们对他们自身以及对周围人的态度方面，已达到了欧洲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程度”。当前，世界民主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倒退的根源并不在于反民主势力的强大，其根本的原因主要在于世人被各种“假民主”与错误的民主观念蒙蔽了眼睛。假民主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形式，即“替民做主”和“由民做主”，错误的民主观念则主要是 “让民做主”和所谓的“先民主后集中”。上述词语中虽都存在“民主”二字，表面上看来也差别不大，但若仔细分析起来，却不难发现其本质及存在的问题。“替民做主”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主与封建贵族统治者几乎数千年不变的论调。基于这种论调，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将其与民众的关系定义为父子关系，作为社会主人的民被剥夺了主人权利，处于受管制的被动地位。虽然旧中国的封建民主理论要求统治阶层要爱民如子，但民众享受民主幸福的权利只能被寄托在少数的“明君”和难以再现的“圣王时代”的再次到来，而民众因为没有民主所遭受的伤害则被推到了少数“暴君”的头上。这种论调毒害中国人民达数千年，它一次又一次地夺取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成果，并使中国社会对民主的追求始终处于历史轮回中。虽然它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中国社会争取民主权利的热情与斗志，却也让中国民众看清了它的本质。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西方民主文化一经传入中国，就受到国内许多民主“热情的拥趸者”的极端崇拜，同时也被视为“真正的民主”文化。“由民做主”可谓西方民主文化的主要关键词。这一口号再加上古希腊发明的所谓“公平原则”，打造了一种彻头彻尾的“形式民主”，并以其看似完美的外表蒙蔽了大多数人的眼睛。“由民做主”的背后是“代民作主”，“代民做主”者虽然没有像旧中国的统治者那样将自己与民众的关系说成父子关系，但看似平等的“兄弟关系”却与前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还是在于剥夺民众的社会主人地位，且比前者更具欺骗性。其所谓的人人“平等”其实是为了混淆“你我”，其所谓的“公平原则”又让民众如同哑巴吃黄连，在丢掉自身权利后无话可说，也无可奈何。众所周知：基于多方面的原因，世界上不可能有真正的人人平等，而所谓的“公平原则”在同一阶层内也许还有公平可言，在超出同一阶层，所谓的公平往往也无从谈起。也正是因为存在着种种无法克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致使所谓民主国家的社会精英阶层与少数投机分子能够打着平等与公平的旗号，肆无忌惮地通过“民主”来危害民主，同时也使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能够借助“民主霸权”来谋求“民主红利”。“由民做主”有如一桌美味大餐，看着好，吃着香，但用餐以后仍会饿肚子。当前所谓的“民主国家”，尤以发展中国家为甚，所不时表现出的浮躁、暴虐和颓废也正好验证了上述观点。 “让民做主”是我国“文革时代”特有的一种理想化民主思潮。就其本质来看，也是一种形式化民主。它通过让民直接做主而非常貌似真正的民主，但实际上却无视民主的本质之所在。它让社会几近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最终不仅伤害了民众利益，甚至还危及民众的基本权益。不能说“文革”的本意不好，但“文革”对当时社会造成的伤害却并不因其本意尚好而有所减轻。“先民主后集中”早先被视为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这种思想深受西方民主文化的影响，虽然出于民主的本意，但也是一种无视民主本质的形式民主。这种所谓的民主制度既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民粹主义倾向，也可能导致社会陷入一种另类的“封建专制”状态。中国社会业已走过的路确也说明：这种制度不足以保障和实现民主。然而何为真正的民主呢？笔者以为：民主是一种形而上的政治哲学观念，它将人民视为社会的唯一主人，将人民的权力视为社会最高权力，将追求以社会主体利益为代表的人明利益视为最高道德。人民与任何政治团体、小群体及社会个体之间都可视为近乎父与子的关系。民主不具备任何外在的制度形式，故也不会因任何政治解释而被剥夺或弱化。谈及民主一般会涉及到三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何谓民?其二是何谓民主？其三则是如何才能实现民主？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中国古代传统上将官僚阶层以外的所有人都归为民，其主体就是占社会人口大多数、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阶层，其中也包括士大夫阶层的未士者。古希腊则与古中国几乎全然相反，它所谓的民仅指小奴隶主与自由民，而处于社会下层，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阶层则不在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则将人民定义为：在人口中占大多数、顺应历史发展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当今所谓的民主国家，对内其所谓的人民一般泛指全体社会成员，对外则会依照政治外交需要，将某些特殊的集团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笔者以为：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社会范围内，所有与当时特定社会主体利益一致的人都应属于人民的范畴。就此而言，人民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只能根据特定的社会范围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比如就当前的世界而言，欧美世界的普通民众在其国内或其阵营中或许多可归入人民的范畴，但就世界范围而言，其中的许多人则有可能被归入统治阶层，从而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至于何为民主？简单地来说就是“以民为主”，将以社会主体利益为代表的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民主的精神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点，即：道德、人性和公平。民主的道德性，并不意味着它就简单地支持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它所支持的多数派利益诉求必须具有正当性，否则，二战时德国民众追随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日本民众追随军国主义者侵略邻国、当今民族国家对邻国的施虐及目前西方列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欺压都会成为符合民主精神的行为；民主的人性原则要求多数派的正当利益诉求必须在少数派的基本利益面前做出让步。各派的基本利益产生冲突时，都应本着互谅互爱的精神做出必要让步。将自身基本利益视为高于他人基本利益的一切想法与行为都是违反民主精神的；民主的公平性则强调不同个体在基本利益面前人人绝对平等，其基本利益以外的利益诉求则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相对公平原则。这种民主精神不但适用于解决一般的国内问题，同样也适合处理目前的国际关系问题。民主好自由，对于与社会主体利益相符的行为，民主给予的是完全的自由；对于与社会主体利益不符的行为，它给予的是有限自由；对于与社会主体利益相悖的行为，它则体现为一种霸道和专制。也只有通过给反民主的势力这种霸道与专制，方可在全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王道”。管仲行霸道，而孔子赞其仁，即是此理。民主爱公平，它只支持个体基本利益的绝对平等，在此以外由个性差别所导致的社会差别其实就意味着公平。西方民主文化处处标榜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放大了社会精英阶层的自由，制造却是更大的不平等。这也正说明了其反民主的本性。除却反民主的势力，遵循民主精神行事，虽然会使某些群体失去一些暂时利益或次要利益，但最终却会符合其长远利益和主要利益。而违反民主精神行事，虽然也会使某些群体得到一些暂时利益或局部利益，但最终却会危及其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若非如此，民主就不配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崇高理想。也正因如此，只有民主会为全世界人民带来美好的明天。欧美世界目前在国际事务中处处展现出的自私自利，也正好说明他们普遍缺乏民主性。虽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观念与社会制度无关，但社会制度对能否实现民主却有着几近决定性的影响。历史业已证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民主的。虽然中国传统民主思想的鼓吹者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宣扬“圣王时代”的美好，也想尽一切办法规劝君王成为社会的“明君仁主”，但在人民的社会主人地位无法确立的前提下，一切都是幻想。即便有所谓的“明君仁主”能够在良心和社会压力下使社会呈现暂时的“民主”状态，但这种状态是十分脆弱的，它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实现民主的需要。而资产阶级的贪婪同样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地会反对真正的民主，而资产阶级的脆弱与狡诈却也使其既无法也不会像奴隶主和封建统治者那样肆意地来镇压民主运动，于是乎，极具欺骗性的假民主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符合民主的需要，但要实现民主，除有社会主义制度以外，还需要社会民众明白民主的真谛之所在，且愿意依着真正的民主精神去行事。诚然如此，实现民主也就易如反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民众不能明白民主的真谛、或者不愿按照真正的民主精神去行事，民主却只会离我们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