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春的印迹-----大串联见证文革

我们一行九人在上海四川中路的接待站呆了整整半个月后，终于可以离开上海了。没有人对不去北京表示遗憾，大家似乎都跟爸爸一样急切地想回家了。

我们乘坐的这趟车是上海到昆明的直达快车，途径安顺，我们将在安顺站下车，然后乘长途客车回普安。这趟车离开上海站的时间是晚上，因是始发站，我们都有座位。我们的座位在车厢的同一边。爸爸的六个学生座位面对面，我和爸爸还有谢萍的座位与他们隔着靠背。下午大家吃饱喝足后才到火车站，上车后我们就把与座位相连的“天上、地下”(列车座位上方的货架和座位下方的空间) 都占了。上车后不久，爸爸让我和谢平爬到我们的“卧铺”上 (货架) 睡觉。火车上那宽不到两尺的木条货架，成了我们的通铺，我们用自己的军用书包做枕头，头对头地和衣躺下，在单调的“咣荡、咣荡、咣荡......”声中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次日上午，爸爸把我们叫醒，我们爬下货架，让别的人上去拉直了躺下休息。车在大站停下加水或煤时，我们就跟爸爸一起下车去漱洗一下后回到车上吃爸爸在站台上买的东西。

爸爸每天都会细心地用小刀把为我买的甘蔗削净并切成粒状，让我象吃糖果一样直接放到口里嚼，吃甘蔗时我喜欢依偎着爸爸并随手喂他一粒甘蔗，但很多时候他都拒绝吃。我发现爸爸总是心事重重地什么都不说，不像从长沙到上海时那样，不时与学生们谈笑风生了。爸爸的神情，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有时候我会搂着爸爸的脖子看着他悄悄发问：

“爸爸，你怎么了？”

“没什么，爸爸这不是好好的吗？去，跟哥哥姐姐他们玩去！” 爸爸总是很快把我支开。

每天我们从货架上起来回到座位上时，李姐姐会来把我和谢萍叫到他们的座位上，然后关心地告诉爸爸：

“朱老师，小平跟我们在一起，你躺下休息一下吧！”

我和谢萍跟大家坐在一起，听他们说笑,，这种时候，我就不会再关注爸爸了。他们说到我吃鱼骨头和拿厕所草纸的事，都会忍俊不禁地看着我发笑。萌萌的我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那鱼骨头真的可以吃，很软也很香。我的话和神态让他们笑得更难忍，可我根本不觉得可笑。李姐姐还告诉我和谢萍，她把我们在上海厕所间拿的草纸分给大家了，这几天大家在火车上都在用我们拿的草纸。李姐姐说没有我们为她们拿的草纸，她们在火车上就麻烦了，李姐姐的话，让我和谢萍很有成功感，尽管那时我们不知道没有草纸她们会有什么麻烦......

在火车上呆了两天三夜，第三天上午我们终于到了安顺。爸爸把大家带到安顺接待站住下，很快拿到了次日一早到普安的长途客车票......

就此，举国参与、打着红卫兵旗号、初衷为步行到北京的革命大串联以形色各异的方式结束了。

继第一个含糊不清的停止串联的通知之后，原先计划步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串联队都跟我们一样，争相把步行到北京改变为乘车到北京，不少串联学生甚至利用这个时机随意乘车游山玩水，全国交通处于更加混乱不堪的状态。

为此，一个半月后，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又发出一个停止串联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全国各地串联接待站将在收到通知后拆消，各地设立串联办公室，保证让串联学生尽快直接返回本地。此通知发出后，近半年后串联才普遍结束，交通混乱状态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才逐渐恢复常态。

革命大串联运动自发起到结束历史近一年，国家蒙受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因为除了发放串联学生补贴，设立接待站之外，不少地方还备有冬装供串联学生借用，这些花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有串联学生以被盗遗失为由四处骗取钱粮，免费搭乘车船游山玩水。也有人借串联之机逃往香港、澳门等地滞留不归。还有不少人串联过程中失踪丧命，这一切的具体准确的数字至今无人知晓，因无人负责监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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