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青春的印迹-----大串联见证文革

1，在上海下馆子

离开上海滩后，爸爸带着我们一行九人到上海饭店用晚餐。

我的第一印象是：这家饭店里就餐的人穿着都很讲究，男士们大多穿着毛呢短外套，女士们大多穿着毛呢大衣。

我们一行九人穿得都很随便，爸爸上身穿着已开始褪色的海军蓝短棉大衣，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卡其布裤子。我穿着一条已经穿了一个多月的底色是咖啡色，有白色格子花纹的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剪裁独特的绿灰色外衣。这衣服长达膝盖，袖子也很长，这是妈妈不经常穿的绿灰色春秋上衣。这衣服穿在我身上，像件中长大衣。这是妈妈决定让我乘车去长沙找爸爸时，特意给我穿上路的。

我们进餐馆后，忙碌的服务生们没一个理睬我们。爸爸和他的学生们在进门处站着等入座，我挤进餐馆里面看稀奇。不一会儿，有个像是大堂经理的人匆匆走过来，他一只手拉着我的衣袖，另一只手推着我的背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着什么。我听不懂上海话，但感觉他把我当小叫花子看待，想把我推出去。我一边挣扎着不让他把我推出去一边大叫：

“爸爸！爸爸！”

爸爸见状，大步跨到那人面前，操着四川话对他怒喝道：

“站住！放开你的手！你再碰她，老子对你不客气！”

爸爸愤怒地一边说话一边脱棉外衣，把棉外衣扔给他的学生们后，走到我身边怒视着那人，他左手臂上的红卫兵袖套露了出来。爸爸的学生们见状，都围过来站在我和爸爸一边，指责那人欺侮我。

那人看到爸爸的红卫兵袖套，弄清楚我们是一群串联的红卫兵时，脸上马上堆出一脸谦卑的笑容，弯着腰维维诺诺地向我们道歉，说他不知道我们是一起的。随后他大声吆喝着，很快来了一位女服务生，恭敬地打出手势请我们上楼，那位看似大堂经理的男士也跟着我们上了楼。我看见他径自走到一个有道矮栅栏门前，对站在栅栏门前的女服务生耳朵嘀咕了几句，那个服务生马上微笑着走到爸爸面前，左手放在后背腰臀部，腰略弯着，右手一边拉开栅栏门一边对我们说：

“请入座。”

这是一个单间雅座，我们坐下后，服务生们马上恭敬周到地开始让我们点菜就餐。这里与楼下相比，显得舒适安静，爸爸很满意。进餐期间，那位经理样的人来表示了关注，询问我们是否满意。得到这样的服务，爸爸没再生他的气，对他表示了感谢。

这餐饭，我们是冲着上海名菜“油煎小黄鱼”去的。当时还吃了别的什么我很快就毫无记忆了，“油煎小黄鱼”却清楚地在脑子里留了下来。这道菜的确名不虚传，小黄鱼煎得恰到好处，肉嫩骨酥，口感和味道都很不错，大家都很喜欢吃。我们点了三盘“油煎小黄鱼”，很快就风卷残云般地没了。

“油煎小黄鱼“能留在脑子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与服务员的对话。

我吃油煎小黄鱼时，连骨头一起嚼吞了，因为我喜欢那有嚼劲的骨头。服务员收拾鱼骨头和空盘子来到到我座位前，没见鱼骨头，便问我把鱼骨头放哪儿了，我毫无掩饰地回答道：

“我吃了。”

她惊奇地反问道：

“你把鱼骨头吃了？”

我很认真地回答：

“是的。”

大家笑着，服务生摇摇头，笑着走开了……

2，在接待站“视察”厕所

发育迟缓的我，十二岁还没有丝毫娇羞爱美之心，也没有收拾打扮自己的能力。妈妈会自己裁剪缝制衣裤，她做什么给什么我就穿什么，一点儿不会挑剔。从步行串联开始，除了一套换洗的内裤内衣，妈妈和我都没想过要带什么换洗的外衣裤。从普安到贵阳，到长沙再到上海，历时一月有余，我都没换过外衣裤。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们第一次看到并使用坐式厕所。我们入住的接待站的厕所都是坐式，上厕所，对于从来没使用甚至没见过坐式厕所的我们，真是个大麻烦。到接待站的第二天，我们九楼的厕所就出问题了，因为有人把大便拉到了马桶外面和马桶上面。打扫厕所的人在门上帖了通知：此厕所暂时不能使用。我没注意看通知，冒失地冲进厕所时，亲眼看到了马桶上和周围令人恶心的大便。谁也不知道这是谁干的，因为同一层楼住的串联学生远不止我们九人。

到上海后，我每天都习惯性地在特定时间段会有便意，每次到厕所坐马桶的时间都很长，可是，连续三天，我都没能把大便解出来。我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也感到很不舒服了。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李姐姐上厕所时常会碰到我占着马桶位置，她显得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悄悄告诉她这几天我都解不出大便来，很难过。她很温和地告诉我，要我一定要多喝水，不喝水就会这样，这叫便秘。

住进接待站的最初几天，我几乎没喝过水，因特别不习惯喝接待站里提供的那漂白粉味特别重的水。我和谢萍去探究小黑棚子时，发现接待站门口的街对面有个小糖果铺，有卖一截截的甘蔗。次日我们就去买了些甘蔗，我口渴时就啃甘蔗解渴。

李姐姐告诉我，不饮水会导致体内水分失衡，甘蔗燥热，会让内火上身，这样就会出现便秘，想解大便但解不出来。

听了李姐姐的话，我开始喝漂泊粉味极浓的水了。很快，再有便意时，我坐到马桶上，虽然坐了很久，但终于把大便解出来了。那些拉出来的超期存放了几天的大便，全是像羊粪一样的又干又硬的小疙瘩，受便秘这种难言的痛苦的折磨是此生第一次。此后，我特别害怕便秘，每天都把漂泊粉味的水当药喝，便秘到也没再发生了。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和谢萍有时候会在接待站大楼里视察厕所，好奇地从十一楼跑到一楼，把每个厕所都查看了一遍，发现这个接待站里，十一层楼的所有的厕所马桶旁边，伸手就能触及的墙上都挂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制手纸盒，所有手纸盒里都装着一叠叠吸湿性能较好也比较柔软的泛着黄色的草纸。那时的我和谢萍，从来没见过马桶厕所，更没见过带草纸的厕所。我们如此视察厕所不止一次，因我们曾尝试拿光一个厕所的草纸，次日特意去看有什么变化，发现次日手纸盒里又装满了同样的草纸。我们曾很神秘地把这一发现告诉了住在一起的两位姐姐，她们互相对视了一下，什么都没说。

在上海的最后一晚，两位姐姐笑着逗我和谢萍，告诉我们她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告诉过她们所有厕所都有草纸的事，说要看到我们把厕所的草纸都拿回来才会相信我们所言是真的。我和谢萍为了证实自己没扯谎，马上跑出寝室，熟练地走到螺旋楼梯间，一口气从九楼跑到十一楼，把十一楼到九楼厕所里的手纸全部拿了跑回我们的寝室，放下后又跑到螺旋楼梯间，一口气跑到一楼，把一楼到八楼厕所里的手纸全部拿了跑回寝室，两个姐姐看着气喘吁吁的我们和放在她们面前的一堆草纸笑得前仰后合。她们问我和谢萍要不要草纸，我们表示不要后，她们把草纸放到自己的背包里。

次日离开接待站到火车站后，李姐姐把我们昨晚的事公诸于众了。大家都为此大笑起来，说我们真行，在火车上大家都不用担心没草纸用了。我看到爸爸貌似严肃地对李姐姐说：

“你就是坏，居然叫小平她们去干这事儿。”

“我是逗她们的，没想到她们会这么认真。” 李姐姐忍住笑说。

串联结束多年后，我在上海的饭店里吃鱼骨头和拿厕所手纸的事，成了爸爸和跟他一起串联的学生们见到我必会忆起的笑话。每次他们在一起看到我，都会提谈并忍俊不禁地大笑。我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了那时很是无知无畏的自己。

来自贵州小县城里的我们一行九人，在上海人眼里，一定都是土包子。我们住进接待站时，在接待站工作的上海人曾问过我们是那里人，我们告诉他们是贵州人时，他们表示从来没听说过贵州，问贵州在哪里，甚至还会带着茫然不知的神情问贵州是什么，告诉他们贵州是一个省，与云南省四川省接壤时，他们似乎更显得更迷糊了，他们带着云里雾里的神情不断重复着说：“云南贵州，云南贵州”。堂堂大上海的人，竟然连贵州是个省都不知道，让12岁的我觉得住在大上海的他们，真是很没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