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父母离婚后了，1964年5月母亲生下我的小弟弟朱波，她和朱叔叔被普定县领导决定调离普定，1964年底，朱叔叔先离开普定到两百多公里的兴义地区普安县去了。

仍然在劳教的父亲委托他的弟弟、弟媳我们的二叔、二婶照顾他的四个9岁到14岁不等的孩子，每月由他付生活费给二叔、二婶，希望二叔二婶能设法让我们都拒绝跟母亲走，愿留在普定老家三合院里。二叔没负哥哥重望，努力说服了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留在了普定老家三合院。可无论二叔给我买了多少我喜欢的和好吃的东西，无论他和二婶怎么说，我还是选择跟妈妈走了。

1965年初，未满11岁的我和未满1岁的小弟弟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兄弟们，离开了老家的三合院，离开了每天必走的石块铺就的被千万人次脚板踩磨得圆润光滑的前大街，跟妈妈一起乘长途汽车，到离普定有两百多公里远的兴义地区普安县，与1964年底先到那儿安家的朱叔叔相聚，开始了在陌生环境里的新生活。

普安是贵州省兴义地区的一个山区小县城，离云南只有一县之隔。在普定，我和兄弟们住在老家的三合院里。到普安后，我们与其他教师和他们的家庭同住在中学的一栋教师宿舍里。这栋宿舍是建在一个小土丘上的一栋用木柱和木板建成的木瓦结构的两层楼房，是当时普安中学仅有的三栋教师宿舍之一。

这栋木楼建在一个3、40米高的小土丘上，木楼有14间独立进出的宿舍，一楼有五间，从左到右的前四间宿舍居住面积都在30平米左右。每间宿舍都有两个房间，进门的房间小一些，后面的房间大一些，因含有走廊的空间。最右边是第五间宿舍，这间宿舍进门后是公用楼梯间，所以这间宿舍只有一个较大的房间。

木楼一楼从左到右第一间宿舍里住着教体育的戴冠老师一家三代五口；第二间宿舍里住着教中文的曾輏鄑老师一家六口，曾老师的两个大女儿都已成年，她们姐妹俩共用一间与他们后面的房间相对应的楼上的宿舍；第三间宿舍里住着校长王幼勤一家九口，校长家除了楼下的宿舍，还有一间与他们进门的房间相对应的楼上的宿舍；第四间宿舍里住着教历史的谭淳老师一家五口；第五间宿舍里住着总务处的许云峰老师夫妇，他们的房间外是楼梯间，他们把楼梯间公用空间之外的空间变成了自己的杂物间和厨房。从楼梯间走上二楼，会看到宽约两米的走廊，楼上的宿舍被走廊平分开来，与楼下对应成为9个接近正方形的宿舍。走廊右边有五个门对着走廊的房间，第一个房间对着楼梯，走廊左边有四个房间。右边的房间门开在房间最左边，左边的房间门开在房间的最右边，这个设计不错，走廊左右的房间门打开后都看不到对面的房间。走廊里没有灯，光源来自走廊两头与木楼所以窗户一样大小的窗洞。楼下的四间宿舍前后都有窗户，楼上的宿舍窗户在与门相对的墙上，木楼所有窗户尺寸都一样，高约1点5米，宽约1米。

这栋木楼比较新，尽管每间宿舍里什么都没有，简陋得像个木制集装箱，还是比另外两栋低矮的灰头土脸的土墙平房给人的感觉舒服得多。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楼上走廊最后的左右两间宿舍里；教地理的蔡德垠老师夫妇住在走廊右边第一间宿舍里，跟住在一楼的许云峰夫妇一样，蔡老师夫妇也把自己房间对着的空间变成了厨房和杂物间；教物理的单身老师孙运仁住在走廊左边第一间宿舍里；其余的三间宿舍里住着家在普安乡下的三位老师，他们周末就回家了，我对他们没有特别的记忆。

这幢木楼离教学区不远，教学区集中建在一个十来米高的黄土坡上，由三栋门字形排列各有三个教室的平房和一栋L形两层楼房组成，这四栋教学楼共同面对着一个十几米高直径几十米的黄泥堆。

每个月中学的住家户包括学校食堂都会到这个黄泥堆弄黄泥到自己煤坑里，因为细煤粒需要黄泥搅拌才能粘连在一起做成煤球，晚上封火时也需要黄泥混合的湿煤。为此，这个黄泥堆被挖出了一个可以容纳几个孩子的洞。这个洞曾经垮塌过一次，有孩子被埋在黄泥里受了惊吓还受了点儿伤。为了安全，学校组织住校的学生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把这个黄土堆的土搬到靠近南山坡的教学楼旁边一个长着不少小丛林的洼地里。从此，教学区内少了个小土坡，小丛林洼地里填出了一片平地，黄土坡上的教学楼面对的不再是是个黄泥堆，而是一个能容纳全校四、五百名师生的活动场地了。

木楼到教学区中间隔着一大片空地，这片空地中间有四个粗糙的混泥土篮球场。从县城的大街走到中学，首先进入的就是这片空地，空地右边有几个农家小院，与农家小院紧邻的是普安中学唯一的学校食堂；空地左边有一栋两层楼的砖瓦结构的学生宿舍，有两位单身教师住在这栋宿舍的一楼。学生宿舍对面的靠近农田和菜地的空地上，有一个长满杂草的屋基。

从我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大操场和普安中学的教室，看到南山坡和坡下的大片农田和一条蜿蜒的小河。住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中学生们课前课后嘈杂的喧嚣声，比靠近教室的那两栋土墙宿舍清静多了。从妈妈房间的窗户望去，能看到比我们住的楼房高的土坡上县政府大院的围墙，还能看到县公安局的岗楼。妈妈房间的窗户和走廊尽头的窗户下都是菜地，楼上住的人都把脏水从这窗户往下倒到菜地里。

这木楼离学校食堂很近，顺着小土坡上就坡势挖出的十几步土台阶下去，食堂就在自己的左手边。右手边是一个食堂的垃圾场和猪圈，猪圈前面是一条通往南山坡的小路，猪圈右边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附近农民盖的分男女但各只有一个蹲位的简陋的土墙茅草厕所，厨房工人和打饭的学生内急时都会到这个最近的厕所去方便。

学校食堂是唯一的有自来水龙头的地方，这个自来水龙头是大家共用的水源。木楼离食堂近，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厨房早餐前和晚餐准备就绪后，木楼里的住户才被允许到厨房取水，因白天厨房用水量大，开饭时人多不便，更重要的是水要先保证食堂使用。厨房晚餐供应停止后，总务处会让工人把厨房门开到9点才上锁，为的是让教师们能到厨房取水。

天晴时，晚饭后我会跟爸爸一起去厨房取水，取水时爸爸拿煮饭的大锅，我拿烧开水的壶。家里有两只木桶，我们每次取水都会往返几次，直到把木桶灌满，锅里壶里都有水才停止。厨房里只有一个的自来水龙头，自来水流量很小，自来水龙头整天都是开着的，水自动流到厨房里一个巨大的蓄水池里。

记忆中这个蓄水池似乎从来没有满溢过，甚至偶尔会供不应求。当自来水供不应求时，学校会组织部分住校生到南山坡脚下的一口天然的地下水井去担水，我们也就不得不也到那口水井去取水了。大弟弟到普安后，我们常常一起去厨房或那个水井取水，一开始是我们两人担一锅，后来改为一只桶，最后是大弟弟一个人负责担水了。那时从厨房和水井取回的水只供煮饭洗菜刷牙洗脸用。

这栋木楼前面有一个细长的夯平的土坝子，与从木楼到食堂的小坡路一样是天然泥地，阴雨天会变得滑溜难行。好在食堂的大煤灶每天都会烧不少煤炭，煤灶的洞口就在土坡旁边。那时的食堂工友很关心住在木楼里的老师们，下雨天他们到煤灶洞口通火时，常常会把煤炭渣滓顺便撒到土路上，走在煤炭渣滓上就不会滑倒了。

木楼里除了校长家因孩子多子砌了个大土炉灶之外，每家都使用同一形状型号略有不同的火炉解决“民以食为天”和取暖的问题。那时的火炉像是用比较特别的泥烧制而成，腰鼓形，有大中小不同型号，火炉外面有铁丝网和两个铁扣，很容易移动，也很容易破损。能源是煤块或自制煤球，夜间很容易死火，几乎每天都得重新生火。生火时需用木材或木炭，烟很大，此时人们常常把火炉拿到室外，为此每天上午县城里到处可见老人或孩子们眯着被烟火熏得发红的眼睛，不停地用纸板或大棕树叶扇子煽火的情形。60年代，这是全国城乡到处可见的景观。

走廊的起始处和尽头都有窗户，起始处是公用空间，从这里的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附近的农家小屋，窗户下面是一块空地，供木楼住户做储存细煤粒和黄泥的煤坑。那时煤块比细煤粒贵而且不多，每家都需要用黄泥把细煤粒用水使劲拌粘后做煤球和湿煤晚上封火用。

煤坑旁边是个男女分开使用的公用厕所，这个厕所是在一个大茅坑上用几根木头柱子支撑着一个有油毛毡屋顶，厕所的四面墙都是用竹篱笆钉成的，竹篱笆两面都敷上沙土，还用石灰刷成白色，新的时候看上去很有安全和卫生的感觉。厕所的茅坑上是用粗糙的木板钉成的蹲位，女厕所一开始有四个蹲位，每个蹲位木板之间都有缝子。后来，农民来取粪便时，嫌蹲位太窄小不易劳作，他们把第一个蹲位的木板弄掉一块扔到粪坑里了，于是第一个蹲位成了最恐怖的位置，除非内急难忍没有蹲位时，才会有人使用那个蹲位。不管怎样，这个厕所比起可以使用的农民建的茅坑，还是感觉好很多。教学区那边的厕所虽然是矮小的土墙平房，但茅坑设计较为安全正规，下过大雨之后，白天我会不辞辛苦地到教学区去上厕所，因为木楼旁边的厕所大雨过后茅坑会水满为患，大便拉到坑里会溅起粪水，更恐怖的是我无意中发现厕所蹲位的倒影非常清楚，此时在男女厕所蹲位上的人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住在走廊尽头基本上只有我们使用，我们有些得天独厚的感觉，因为我们可以把两个房间之间的走廊空间利用起来，这样可以使用的空间会多有几平米。隔壁的老师们偶尔会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倒脏水，我们开始利用走廊空间后，他们都把倒脏水的时间改到晚上了。那时我们除了用走廊来储存煤块木炭之外，还在走廊上放上几块砖头，用来放火炉。夏天，我们会在楼道里生火做饭菜，冬天，我们白天把火炉搬进我的房间，在火盆架子中间放上砖头与楼板隔热，在房间里做饭兼取暖。晚上担心煤气中毒，就把火炉搬到走廊里。很冷的冬天的晚上，爸爸有时会把木架子拿到他们的房间里，放上火盆（一种生铁铸就的近似草帽形状的铁盆，放在近一尺高的正方形木架子上）烧一阵木炭以暖和房间。

那时有单位的人基本上都会有住房，各单位每个月从分到住房的人工资里扣掉几毛钱住房费就行了。那时分配住房，不用找关系，更不用开后门，因分配住房考虑的因素是家庭常住人口。那时的住房很简陋，人们的住房概念和要求都很简单，只要有个四壁不通风，顶上有遮拦的空间就算是有了住房，也算是有了归宿，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