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的柏杨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不朽巨著，《柏杨曰》就是其中的一部。 《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是《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精华版。细读全书，触动最为深刻的是柏杨先生不断重复的一句话：“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动辄被屠城、被大规模坑杀；军队粮草不足时，多抓百姓充当军粮煮了吃；还有兵团绑架百姓到大街上屠杀切割，零卖人肉，像对待猪羊一样……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频频上演、史不绝书的太多苦难太让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了，不忍卒述！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的苦难？原因在哪里？ 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读《柏杨曰》，痛感于我们传统文化中腐朽卑劣的一面，或可称之为国人之劣根性，郁结于胸，不吐不快。 我们常说自己是文明古国，以五千年的古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世代传承、延续至今而自豪。而与我们的古文明齐名的古埃及尼罗河文明、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都没有能延续下来，湮灭了。 真是这样的吗？其它的远古文明，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分明不是湮灭了，而是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进步而升华，形成了当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主流价值，以及分权制衡的现代先进政治文明。 而我们的文明呢？所谓的一脉相承、延续至今，只不过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拒绝进步。由于固步自封的太久，反而沉淀了太多又臭又长的腐朽成分，然而我们自己却自我陶醉在“悠久灿烂”当中，不自觉。 我们的大众文化是明哲保身的文化。传统文化中最卑劣的一个部分——明哲保身，两千多年来不断受到鼓励和赞扬，至今不衰。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只是没有说出来，看透别说透，还是好朋友，这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你胆敢不识时务，冒天下之大不韪，“傻乎乎”的说了出来，怎么能不招致非议、不受到非难排挤呢？是非可以不分，黑白可以不明，活命才是第一。你坚持分辨是非黑白，就是个没有头脑的傻瓜，别想有人会敬佩你，不惹人哄堂大笑就不错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明哲保身的“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人不尽苦难的源头。明哲保身的“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我们的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的哲学引导下，中国人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明哲的意义，就是畏缩圆滑、崇拜权势、丧尽礼义廉耻。判断一个人而用能否明哲保身作为标准，说明他不但媚俗，而且简直是没有良心。 一个人如果只要活着，而不要是非黑白，那么还活着做什么呢？人，还是要有一点品格、有一点精神的。我们对在权势面前低头的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而我们对敢说敢做、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从心底深处生出钦佩。我们深深了解那才是人类中最可贵的道德勇气，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我们的大众文化是奴颜婢膝的马屁精文化。我们官场文化的本质是等级文化、势利眼文化。被当权分子所豢养的、信奉明哲保身的“知识分子”都避馋畏饥、胆小如鼠；他们追求的是曲学媚世、持禄固位；他们坚决不愿意探求真理，却精于在官场上摇旗呐喊，为当权分子制造迫害老百姓的理论根据，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他们一味心思钻研拍马屁的学问，勇于拍马屁，以拍马屁为荣，一个个都成为了精于拍马屁的马屁精。当权分子放个屁，这些马屁精们立刻就能发明出这个屁的伟大精神、哲学意义。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拍马屁更精致的了。《资治通鉴》记载：公元875年7月，一望无际、漫天遍野的蝗虫从东向西飞来，遮阳蔽日，所到之处，树叶和庄稼全被吃光，只剩下赤地千里。首都长安京兆尹（特别市长）杨知至奏报说：“蝗虫飞到京畿，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官员们于是纷纷向皇帝祝贺。你能说这样的马屁不精致吗？我们的马屁精文化实在是源远流长，蔚为大观。 拍马屁无底线，只因是拍马屁，所以才精致。拍马屁的人太多，互为补充，互相竞争，以至于精益求精，“马屁精”的称谓由此而来。马屁的精致登峰造极，就是一代代、一群群，直到现在依然还是不竭不尽的马屁精大军所造就的。 当权分子也大多都是混沌之辈，马屁精怎么拍，他就怎么信。当权分子与马屁精就是这样的狼狈为奸，双倍无耻。 马屁精文章不歌颂应该歌颂的人和行为，只歌颂奴颜婢膝、媚上求荣的人和行为，中国人的品质就这样被败坏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戕杀精英的自戕文化。从比干到商鞅，从岳飞到袁崇焕，从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到徐锡麟、秋瑾、宋教仁，从遇罗克、王佩英到张志新、林昭，从顾准、李慎之到何家栋、谢韬，乃至于到今天的焦国标、辛子陵、茅于轼等诸公，从整风到反右，从镇压“反革命”到平定“暴乱”，几乎每一个刚烈正直人士的遭遇都艰难、坎坷、悲惨。戕杀精英，自古而然，至今未息。有一位女士说：“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我不能保证面对苦难时保持沉默。假如我面对苦难和恶行保持沉默，那么下一个被恶行打倒的就是我自己。”这位女士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也是这么做的。就在这个月内，这位女士被判刑了。这位女士叫王荔蕻。 暴政诬杀异己，暴官诬杀无辜，强梁就成了公理，不仅摧毁法律，而且摧毁道德人伦。一个社会，你敢刚烈正直就要付出血肉模糊的代价。太多的千古奇冤，人的尊严受到无底线地长期摧残。对社会的影响，既深远而又凶恶，使中国人患上神经质恐惧病——恍惚、反复、狡狯，只敢奴颜婢膝、崇拜权势，不敢明辨是非善恶。当厨师把手伸进鸡笼，要抓出一只鸡宰杀时，鸡群因惊恐而啼叫蹦跳，震动耳鼓。厨师一旦抓定一只拖了出去，其它的鸡便安静地排排而卧——感谢厨师手下留情，准许它们继续活在笼子里。中国人，在太多的时候，太像这笼子里的鸡。 冤狱，不单是政治问题，症结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处。明哲保身，不明哲的精英便要被戕杀，这种戕杀精英的自戕文化该结束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固步自封的保守文化。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刘彻采纳，儒学遂成了神圣的国策。而儒家是崇拜祖先、厚古薄今的，凡是促使中国进步的任何改革措施，儒家系统几乎全部反对，于是造成中国几乎是两千年的停滞。儒家学派的始祖孔丘，虽然崇古，但也是一位心胸开阔、见解智慧，以及教人不诲、使人敬佩的教育家，在儒家学派的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一位不可侵犯的圣人，因而也承担了阻碍进步的恶名。 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完全剥夺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你要是胆敢超出“圣人”划的圈圈，就必然有文化打手愤愤出拳。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学派大圈圈，还不可以跳出“师承”的小圈圈。儒家的知识分子再也用不着思考，因为古之圣人已经思考得很全面、很精密了。这种精神在今天中国社会流行的武侠小说里也得到充分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笈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父。 中国史书，除了记载帝王将相之外，遇到儒家系统有一丁点表现，总是特别夸张，以使流芳千古。而对非儒家领域的发明创造，几乎全部抹杀。八世纪二十年代制造的“浑天仪”、“地动仪”，应是精密的天体物理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然而《资治通鉴》却潦草几句，既不记载是谁发明的，也不记载是怎么制造的。 儒家学派最恐惧的莫过于史无前例，一旦没有了古人古事可以遵循，立刻就成了夜盲。积极进取必然会被消极保守的儒文化视为敌人，凡积极进取、锐意创新、意图改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赵（紫阳）新政，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已经太多，不胜枚举。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和古希腊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曾发出万丈光芒的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从独尊儒术开始，中国人被一家之言——儒家思想控制，随着岁月的延续，控制也越加严密，终于几乎丧失想象的空间，中国人的视界、担当、气魄，以及高贵的情操，逐渐萎缩。 任何一种思想，即令是最可敬的思想，只要定于一尊，就会变得可厌。中国文化像一条澎湃壮观的大河，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日，这条大河开始一渣一汁地沉淀。千百年来，由于沉淀太多，而停滞、而腐朽、而缺氧，而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酱缸。 我们的大众文化是自虐的奴隶文化。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被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动后人的奴隶性而已。”在专制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的联合作用下，中国人的人格，一直被凌辱、被蹂躏，不能保持尊严。你胆敢有一点点尊严，有一点点羞耻之心，暴君暴官，以及马屁精之类，立刻怒火冲天。 儒家文化决不允许人们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最善于侮辱人的尊严，从侮辱中迷醉灵魂，获得被虐的快感。因为自己怯懦，所以也绝不希望别人勇敢，因为别人勇敢，恰恰反衬出自己胆小如鼠。 儒家主张“君尊臣卑”，对君主的无限权力，束手无策，唯盼望他能有高贵的品德，自我约束。在儒文化的笼罩之下，中国人便只能世世代代做奴隶，期待明君圣主，一旦遇不到明君圣主，便只有引颈就戮的份了。纵然是在朝廷之上被扒下裤子受廷杖，被打得皮开肉绽、一命呜呼，那些大儒们也不敢反抗一声。对“屠灭三族、株连九族”的酷刑，以“仁义”自许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两千年来噤若寒蝉。 中国君王最主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如何使部属效忠，一切儒家学派的努力，也都朝向这个目标。礼教所以被重视，就在于它能使人心甘情愿地当仆当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儒家跟君王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学说，奴化人们的思想，使百姓更容易被控制。只要是对当权者有利的建议，儒家知识分子就如醉如痴地赞成，永远不会想到如何保护小民的权利和尊严。纵然是对当权分子的谏诤，目的仍然是维护统治者的地位、保护当权者的利益，警告当权者如果再继续施虐施暴，就可能失去权力，而不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尊严和权利。 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追求的是安定不变。在儒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的道德勇气逐渐消失，大家都变成了一堆软柿子，官老爷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对毫无人性残酷折磨半数中国人（女士）一千多年的缠脚陋俗，儒家知识分子不仅未予谴责鞭挞，反而由衷赞美，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让人匪夷所思。传统文化之丑陋腐朽，中华文化之耻辱，莫此为甚！对于较少女缠脚更为悠久的一门“艺术”——宦官，儒家的知识分子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以为理所应当。 中国人太善良了，善良到成为懦夫，甘为奴隶。而懦夫和奴隶，正是暴政的帮凶。善良人的恐惧，正是暴政的土壤，正是对邪恶的鼓励。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鼓吹暴力的文化。我们五千年来政权的转移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不流血手段，二是杀人如麻。对于和平转移，儒家知识分子斥之为“篡夺”；对于暴力出来的政权，则歌颂它“得国最正”、神圣合法。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上古到近代，中国几乎全是暴力出政权。靠暴力起家的统治者，习惯于暴力万能，对于任何反抗势力，只知道镇压。他们只看到百姓反抗，而看不到反抗的根本原因。于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那些马屁精们替君王指出原因，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分的缘故。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就更凶不可挡，肆无忌惮。这样的文化，简直是被奸者对强奸者的献媚。 我们的大众文化是混的文化。近来怎么样？混呗！混得怎么样？混得不错嘛！大家都在混，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之一，就在这个“混”字上。 儒家培养出中国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识，道家培养出中国人的消极无为，佛家培养出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卑屈心灵。 政治运转的轨迹，常被政治文化所决定，中国过去的每次革命几乎都停留在原地盘旋，不但不能起飞，反而更向地域下陷，原因脉络可寻。西方则无论英国推翻专制、美国三权分立、法国砍掉国王人头，而政治品质都在节节跃升，人性尊严也日益提高。西方文化中，很早就肯定人权、平等、自由、法治和权力制衡，而用心追求。中国恰恰缺乏这些。中国人宁愿吃“苦中苦”，也要成为“人上人”，心底里压根儿就没有平等观念。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多年间，政治以及文化学术，漫漫如同长夜，一片漆黑，所有反抗暴政的斗争，几乎每次都带给人们比原来暴政更沉重的枷锁。 最使人困惑的一件事是：罗马帝国怎么一开始就有元老院？当中国正沉醉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追求思想统一的时候，希腊、罗马已了解议会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功能。 我们都知道井底之蛙坐井观天的故事，儒家文化就正像是一口井，我们就在这井中困坐了两千多年。一个民族自我陶醉在“伟大、悠久、灿烂”的洞穴中太久，心智便不可能开阔，不仅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也看不到自己的短处。 美国为什么强大？我们为什么不强大？你抱着落后的文明不进步就必然落后，落后就必然被淘汰！ 难道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没有积极进步的成分吗？当然也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确博大，百家争鸣，各种文化元素都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自由民主法治等成分，但远不是主流，而多是凤毛麟角、昙花一现式的，被遗忘在角落里，人们难能想起、难得一见。 与儒家文化势不两立的是侠义精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唯一向苦难大众伸出援手的，只有侠义之士。“侠”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以补求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侠”则挺身反抗。全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酱在“天王圣明，罪臣该死”的奴性呻吟中，只有侠义之士，才敢向这种“礼仪圣训训勉，风俗习惯确立，教化完成”的统治阶级挑战。 侠义精神就是道德勇气，一个民族失却了侠义精神就成了一堆烂泥。 我们的文化当中有牛郎织女、七仙女、梁祝、白蛇，有人们从内心最深处、潜意识里对人性的纯美性情的向往和赞美！ 我们的文化当中蕴藏着夸父追日、刑天舞戚、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的精神、气概、风采和气度。这种蕴藏在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里、潜意识里的夸父精神、刑天气概、精卫风采、女娲气度才是我中华文化的元气，才是我中华文化的始源和本真！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历史创造精神支撑着我们走过了五千多年，屹立不倒。也只有秉承并发扬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历史创造精神，我们才能够走出过去，开创未来。 同样的人类，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园。人类不仅有着共同的祖先，而且必然走向共同的归宿。国家、民族、主权的概念是狭隘的，是需要被超越的。人类的未来没有什么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分，也不需要拿什么特色做遮羞布、挡箭牌，全人类必将共同创造出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先进的文明。 我们该反思些什么？我们该不该为全人类的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先锋队”，一定要带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你说河上边有桥，有高速公路，开车不减速就过去了。那绝对不可以，你必须跟着我“摸着石头过河”，就因为我是你的先锋队。我有警察、有军队，你胆敢不跟着我摸石头过河，那就是犯罪，我就用刑罚惩处你。我纵然是一直在往后倒退，你也必须跟着我一起倒退，就因为我是你的先锋队。无论我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无知、多么的野蛮、多么的邪恶、多么的无耻、多么的丑陋不堪，我也永远是你的先锋队！这绝对是个金科玉律，你们一定要永远牢记！因为这对于你们而言，都绝对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情，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社会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社会，这个社会好了，我们每个人就都好了，想不好也难。社会不好，我们每个人就不可能会好，好人尤其难做。 我想做一个文明的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让每个人都能做一个文明的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 马克思曾经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给钱，资本家一样卖给你。在当今发达进步的文明社会里，资本家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是我们现在正有最多这样的人。污染大气、河流，贩卖假药、假种子，制售有毒食品。只为了今天赚钱，那顾得明天自己被毒死！只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哪顾得断子绝孙！ 我们为什么如此的苦难深重？我们苦难的根源在哪里？是谁直到现在还愚弄着我们、戕害着我们！ 判别一个社会品质的好与坏，就要看这个社会的文化是怎么样的。文化悠久不一定就是灿烂，更多的可能是腐臭。 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让我们改造自己的文化，提升自身作为一个人的品质，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 天下之根本，唯人心而已矣。让我们唤醒自己内心深处做为一个人的良知和本真，聆听自己的内心，尊重自己，永远都不做违背自己心灵的事情。 2011年9月25日12时16 | 古人云“道可道，非常道”，“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今天的“道”在哪里呢？ “不管白猫黄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就是我们的大“道”吗？ 在这“猫论”的强有力指导下，我们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成绩骄人，以致于一些人感到自己更加的伟大光荣正确。已经不仅仅是沾沾自喜，而且已经是自大狂妄、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垂死的了！ 还有谁会瞅一眼“白猫”与“黄猫”的区别呢？ 温饱思淫欲，抓多了老鼠的“猫”已经远不是当年饿肚子的时候了，免不了的要想入非非。你仍然要他一心一意的“抓老鼠”，而不要想其它，是不能够的了。你是“白猫”、他是“黄猫”，少不了要争论一番。不辩个水落石出、是非明白，是不会罢休的。 数百年来的中国人都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十六计》等文化的熏陶下成长，崇拜的是足智多谋、神勇无敌，迷醉在足智多谋连环计的争斗中，神勇无敌杀人无数的暴力血腥中。 迷醉使人冥顽不化、执迷不悟，自认为无比英明正确，骄狂不可一世，好像真的是天下无敌、勇不可挡。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自由平等博爱在哪里？对人的尊重在哪里？普罗大众做人的权利、做人的尊严在哪里呢？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一个人，是恪守高贵的品格、崇高的道德更重要，还是追求无底线的足智多谋、神勇无敌更重要？ 我们的各级组织都在扎扎实实的大抓学习，政治学习的目的正在于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目标、统一口径、统一步调…… 统一真的有那么好吗？没有什么比统一思想更可怕的了！统一思想的实质就是扼杀个性、扼杀智慧、扼杀思考、扼杀创造…… 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却有一个部门总是拥有绝对的“真理”，总是教导我们那些话能说，那些话不能说，那些书能出版，那些书不能出版。你的“真理”是从哪里来的？谁赋予了你这么大的权力？我有心思，自崇所信，我有口舌，自陈好恶，不用你来教我！ 我们反掉了“两个凡是”，却又祭起了“四个凡是”；我们高举“人民民主”，后边紧跟的就是专政；我们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又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多数都被领导代表了；我们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却又常常是“不明真相的”；我们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却总是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同时又高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热爱祖国是壮丽的事业，热爱真理是更壮丽的事业。祖国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片热土，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祖国，人们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祖国。然而祖国却不等于统治者，因为有的统治者是邪恶的，热爱邪恶的统治者无异于热爱邪恶。恰达耶夫说：“我宁愿伤害我的祖国，宁愿使她蒙羞，也绝不说一句假话。” 只要经济发展就可以了吗？财大气粗、扬武耀威就等于伟大复兴吗？GDP能等于信仰吗？GDP是崇高的道德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让崇高的、激动人心的道德发挥作用呢？ 人毕竟不是猪，只有GDP是不行的！还要有精神食粮、道德追求——高贵的品格和信仰！ 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社会溃败，我们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如果还不能直面现实、汲取教训、痛定思痛、痛下决心进行重大的改革，结果就只能是人亡政息、死路一条。 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着重大的改革吗？还是在竭力的阻止改革呢？维“稳”维的是什么稳？“六不搞”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我们还可以“不争论”吗？我们可不可以对那些人说：先生们，你们错了，你们欺骗了我们，也欺骗了你们自己，忏悔吧！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百姓惯常容忍、奉养统治者，让统治者骑在自己头上，为所欲为。社会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社会的罪恶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恶。也不只是那些人应该忏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思。 “道”在何方？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脚下 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们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把章宗祥当做是曹汝霖并痛打，并火烧赵家楼。学生们虽是出于爱国之心，但诉诸暴力也是显著的不当。梁漱溟是当时难得的一位十分清醒的年轻知识分子，对当事学生的处理明确提出两点主张，第一必须提起公诉，第二必须当庭特赦，不公诉无以维持法系，不特赦无以维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参见朱学勤复旦大学演讲《近代革命与人性改造》录音）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中央政府的扩大会议上发言提到“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毛泽东在16日至18日的会议上，讲了以下的话：“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果然是这样美吗？不见得。……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参见曹徳谦纪实体《中国现代史演义》） 梁漱溟是没有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美”，但三农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国家的头等问题。 王国维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开山宗师，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仅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更在于识见和思想的洞察与不拘流俗。王国维关注的并非是人世纷争的心计和权谋，而是相当纯粹的人物心绪和精神风貌。王国维的学问，源自心灵，因而不会被历史地表的尘埃所迷惑。 王国维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且从宇宙的视野对人类加以审视，得以洞见他人难以觉察的历史走向。王国维从苏俄的十月革命看出了乌托邦专制的暴虐，从北伐军枪杀叶德辉的事件中，看出历史走向“先共和后共产”的灾变，其对历史的预见是透明的。王国维正是看破了无法逃避的“先共和后共产”历史劫难，才毅然决然自沉昆明湖，其绝决有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参见李劼《枭雄与士林》下篇） 徐志摩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近代中国早期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苏联的十月革命还不曾显露出革命的残酷和肮脏，尚充满诗情画意而令人憧憬的时候，徐志摩就在《欧游漫录》中评论苏俄人散布到中国来的马列主义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徐志摩还在与人争论苏俄的文章中，如此表达他对列宁的看法和感受：“他生前成功是一个秘密，是他特强的意志力，他是一个Fanatic（狂热的）。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徐志摩深谙苏俄教育底蕴，指出苏俄新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或是‘党化教育’”。“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徐志摩指出：苏俄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始终是不曾开刀或破口的一个大疽，里面的脓水已经痈聚到一个无可再淤的地步，同时各地显著和隐伏着的乱象已经不容我们须臾的忽视。”（参见李劼《枭雄与士林》下篇） 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四人考察团去苏联，实际考察使蒋认识到：他们的见解如此褊狭，怎能冀望成为世界革命的核心？至于我们对俄党之态度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实际与理论。我们不可仅因在理论上信之，而忽略了实际的一面。据我观察，俄党缺乏诚意，他们所说的话，最多只能相信百分之三十，我们不能信任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参见《陈洁如回忆录》） 对苏联实地考察的经历，使蒋介石一眼看出了联俄联共的荒唐，天底下哪有免费午餐？ 1925年10月，蒋经国赴苏联留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蒋经国在苏联曾发表声明、公开信，声讨、谴责蒋介石。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十二个年头，1937年回国。回国以后，蒋介石安排他读《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古书，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蒋经国也抛弃了在苏联接受的共产主义。 在各个历史时代，都有一些难得清醒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晰的洞见与先知，然而却都未能避免人类社会历史灾难的发生。纵然如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先生也没有能够使中国大陆民众免遭毛氏共产主义的屠戮。 在希特勒将德国绑上战车、实施罪恶的时候，爱因斯坦也是很清楚的，同样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怎样才能让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少走弯路呢？那就是民智的开启、文化的启蒙，就像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一样。 2011年8月3日22时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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