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强弱分析：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
刘亚洲/文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像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20世纪90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

　　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少数一些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 

　　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它的干部制度，它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干部制度的局面是，有思想的人决策不了，做决策的人不一定有思想。而美国正好相反，它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它不犯错误。第二，它少犯错误。第三，即使它犯了错误，它也能很快地予以改正。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20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我们的对美外交，要么有措施没有境界，要么有细节没有全局。“9·11”之后，美国迅速在两个月之内拿下阿富汗，从西面包抄中国。日本、印度对我们的军事压力也未减轻。看起来我们从“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这些利益不出一两年可能就会消失。我认为对我国的战略包围是另外一种，不是军事，超乎军事。

　　你看，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的“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你去比较欧洲与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 

　　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宣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遭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恐怖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恐怖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

　　这样的民族，它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它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刘亚洲，1952年10月出生，1968年参军，1972年入武汉大学英文系学习，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长篇小说《陈胜》于1977年出版。大学毕业后到空军联络部工作，以敏锐的目光和宽阔的胸怀捕捉国际军事斗争新动向，创作了一系列国际军事题材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品有《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1984年，南国有战事，随军采访，负伤，创作了战争题材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引起反响。1984年在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6年，任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语言系客座教授。1990年后创作了《广场》、《胡耀邦之死》、《实录》等作品。多次获奖。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