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官权力管制，抵制“先进性”奴役

                      
牟传珩

眼下，中国官方正在为打造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文化”模式，和代表与控制文化发展方向的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为此刊发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伟大进军》社论。社论称：全会提出了新形势下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措施。强调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接着，新华社10月20日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章称，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权力干预文化注定失败

中共正在把文化当做竞争世界的软实力被推向政党政策的前台，借助于意识形态捆绑和“先进性”包装来推动其“大发展、大繁荣”。为此，官权力要全面劫持中华文化进入“主导向”、唱响“主旋律”、培养“主力军”、疏通“主渠道”、建设“主阵地”。

然而，自由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思想自由则是文化的灵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发表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主题就是“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它的自发性与自由性。历史上凡是权力干预文化的时代，文化就会发生灾难。任何试图用一元化的官方价值管束文化，把控发展方向的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上帝死了”才有文化复兴

早在古希腊时期，并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宗教意识，没有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统治和宗教崇拜，因而各种学术思想和对自然的探求可以在宽容文化环境下多样化的发展起来。只是到了古罗马的铁骑征战时代，由于强权的介入才拦腰斩断了文化自由发展的过程。中世纪西方树立神学统治为官方的主流价值观排斥异己，从此文化就陷于了大凋零时期，直到以人的名义，对具有世俗统治滥用“神”的最高权威，进行了观念上的彻底澄清与批判，最终宣布统治者依赖的“核心价值观”意义上的“上帝死了”后，欧洲才迎来了真正的文化复兴。“上帝死了”的深刻揭示，所带给人们巨大的震撼，从根本上规定了20世纪文化的发展方向。当时，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体认与诠释“上帝死了”所具有的深遂意义，并积极地挖掘上帝不在场的自由与开放的种种可能性。只有在如此精神解放的环境下，人类才可以独立自主地营造自己精神上及文化上的“巴比伦塔”。于是人的世俗自由便成为了这个文化大发展时代的主题。如果说，文艺复兴导致了“人的发现”，那么，随着“上帝死了”而后的时代，可以被视为宽容的基督文明激发“人的自由创造”的文化时代。

“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悲剧

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正是因为社会没有主流价值观，文化才能在百家齐放的竞争时代大繁荣、大发展。当历史进入秦朝专制社会，统治者在思想上要用“先进”统治“落后”，强求价值观统一，在文化上大搞“焚书坑儒”，导致了中华文化的一次空前大劫难。其文化“文字狱”迫害，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国家借助于一元化“核心价值”消灭多样文化的先河。汉朝初期，虽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文化形态有一定的放松，经济也就取得了不少的成就。但到了汉武帝时，又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治者强制灌输他们自认为的正确“核心价值”，结果又一次导致文化从复苏走向没落。事实上中国历朝各代都是从文化的相对自由与开放开始，到管制文化自由，把控文化发展结束的。满清时代也是被一元主流文化压制拖入低谷的，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满清社会封闭状态被迫开放之后，最先觉醒的还是文化代表，如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他从主张改变制度入手，要求文化自由。清之后，中国的文化又一次进入了一个自由开放的时期，似有战国时期之像，各种思想、主义任意表达，文化自由大大发展。

“枪杆子语话”下的强行代表

然而，正当中华民族处于千年之变的历史机遇时，却又灾难性地遭遇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一统天下的红色革命价值观，畸形发展出了以“枪杆子语话”强行代表中华文化的历史。直到中国“十年浩劫”，当权者更以发动“文化革新”为名义，发动以先进阶级消灭腐朽阶级，铲除一切封资修的文化运动，结果致使千年中华文化毁于一旦。改革开放时的中国，“毛帝死了”，曾有一场“人民思想解放运动”，文化相对放松，带动了各种世界哲学思潮冲击了中国的“红色记忆”。这时有了伤痕文学，有了朦胧诗，有了星星艺术展，甚至高质量的《今天》等民间刊物。然而，不久“四项原则”的一元化“核心价值”，再次被强调，重新全面、深入、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中国大陆的社会精神，“红色记忆”价值观垄断了中华文化的所有语话权，成为全民族的行为准则、社会规范和国家原则，中华文化再次遭遇厄运。

“lus”后的中国，在反“自由化”与“反精神污染”的文化管治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长城内外，人民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了。文化馆变成了歌舞厅、酒巴和练歌房，文化艺术家不再争取思想自由，一切的艺术创造和文化产品，无一不与商品交易密切相关。

被“主义”伦理了的“先进性”

眼下，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再次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名，以强调“文化先进性”来确保红色意识形态在全民中的主流地位。官方要进一步加强权力对文化的管制，和以“先进性”自居，强行“代表”文化发展方向。当今中国的所谓“先进文化”说教，就来源于党的“先进性”。其实这种“先进性”就是将平等的国民划分为先进与落后的价值判断，使党性不仅体现一种主观被造，更成为分裂人性共同本质的文化楔子。今天，当红色语话中一提到“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文化运动。从党的“先进性”出发，就注定要教育群众，改造群众、代表群众。毛泽东时代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来源于自封的这种“先进性”的“主义”伦理。在如此强调“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权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又将他们的党文化的“先进性”放在哪里？由此可见，所谓“先进性”，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官方要在文化上维持“先进性发展方向”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社会的平等性和文化的自由性！

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

回首整个人类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两大强调“优秀”与“先进”摧残文化的逆流：一是希特勒是以尼采的“优等人有必要向群众宣战”为核心价值，并借助“真理部”进行统一思想控制，为其以“优秀者”自居，对内实行民族清洗和文化专政，对外发动“优等民族”征服“劣等民族”的逆流；二是斯大林及其追随者们的“阶级斗争”价值观，以“先进阶级”的代表自居，发动消灭“腐朽阶级”的阶级大清洗和文化大专政。这两股逆流都导致了人类文化惨遭了空前绝后的灭顶之灾。人类只有经历了如此灭顶之灾，才开始有了整体性的“类”平等意识的反思。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在《总报告》和《宣言》中说，“文化赋予我们自我反思的能力，文化赋予我们判断力和道义感，从而使我们成为有特别的人性的理性的生物。我们正是通过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正是通过文化表现自己、认识自己、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怀疑自己的成就、不倦地追求新的意义和创造出成果”。由此可见，人类的理性的成熟，正在于借助于“文化辨别各种价值并作出选择”。人类文化演进史一再印证，文化的发展是放出来的，而不是“管”出来的；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竞争出来的，而绝不是“代表”出来的。古今中外，任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是率先从拒绝文化被“代表”，解构官定“核心价值”的呐喊开始的。

结束语：新文明理性批判之呐喊

当今中国，文化正处于一种“清末至五四乃至当今之变”的时代。这次变革也是受激发于域外而起于本土，不仅反映“人类主义”时代的整体“类”化意识的觉醒，而且来自于民间对一直掌握中国思想、文化、政治、伦理等主导话语权的“红色记忆”、“媚态文化”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今天，伴随着网络文化席卷全球，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拒绝旧文明一切政治原则的文明大断裂和文化大呕吐时期。一种“否定党性文化，走向人性复归”的新文化批判正在兴起。我曾撰文把这种新文化批判称之为“新文明理性批判”。新文明理性批判，就是从摆脱文化被强行“代表”的时代呐喊开始——拒绝一切权力操控性的文化管制，抵制任何要“代表”“文化发展方向”的领导。在人们走向后对抗时代的文明断裂与文化呕吐中，正需要这样一场崭新的理性分析洗礼，来开启中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