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 19, 2024, 9:00 a.m. ET

By Ezekiel J. Emanuel and Harun Küçük

原文链接在此：Opinion | Higher Education Must Reinvigorate the Liberal Arts - The New York Times (nytimes.com)

右翼将高等学院和大学攻击为左翼和“Woke”。而“进步派”人士则谴责这些机构延续了父权制和白人特权。同时，父母们在担心高等教育的高昂费用不值得，这加剧了校园里“文化冲突”的力道。

难怪美国人对大学的信心很低。盖洛普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36% 的美国人对高等教育有信心，比八年前大幅下降。这还是在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卷入针对加沙战争的抗议和反抗议浪潮之前。

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对多元性、课程内容、公众话题和演讲者的抗议和文化冲突。问题在于高等教育从根本上被误解了。修正误解，学院和大学必须重申使它们变得伟大但正在流失的自由主义人文教育。

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人文教育是指基础广泛的教育，旨在向社会输送受过教育的公民，准备好在一个日益复杂和分裂的世界中负责任地前进。我们担心，在许多大学，学生可以满足全部或大部分必修课教育要求，并选修任意数量的选修课，而不触及任何与公民政治生活相关的有意义课程与讨论。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高等教育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不是其在职业培训方面的优势，而是教育学生民主公民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通过自我创造为学生的个人成长奠基。为了重振美国高等教育，我们需要重振这些文化。

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学院和大学的本科生从第一天起就开始专业学习，专注于培养特定领域的技能和知识。大学生被培养成为医生、律师或国际关系、英国文学或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

在美国，欧洲式的医学、法律、商业或公共政策职业专业化是大学后职业院校的功能。传统上，美国大学一直致力于传授自由主义人文教育，强调推理和解决问题。这些持久的技能是企业和国家蓬勃发展的关键要素。

从历史上看，来到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在头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所谓“专业”之外的课程。这让他们接触到了“公公课程”，让他们接触历史上深思熟虑的著作，以培养形成合理、独立判断的技巧和能力。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已经偏离了这一理念，对教育学生的民主公民能力越来越缺乏信心。这导致他们对自由主义人文教育的投入有所下降，《高等教育解析》去年对美国学院和大学首席学术官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突显了这一趋势。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自由主义人文教育正在衰退，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政治人物、大学校长和大学董事会越来越不认同自由主义人文教育。

如今，几乎不再强调专业之间的共享课程，包括探讨和辩论有关平等、正义、爱国主义、个人义务、公民责任和人类生活目的等重大问题的课程。曾经只需要 8 到 10 门课程的专业现在需要 14 门或更多课程，而且学生越来越多地选择双专业——所有这些都挤出了自由主义人文教育。渴望找到一份有声望的咨询、金融或科技工作的雄心勃勃的学生会发现很容易忽视艺术、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课程——自由主义人文教育的核心。

对大学头两年共享自由主义人文教育的轻视已经损害了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国家。教育年轻人成为公民是大学前两年人文教育很重要的原因。

为此，所谓的伟大书籍长期以来一直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首选方式。与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相反，这种方法并不是为了崇拜而神圣化特定的文本，也不是为了特权传承的机制。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康德、爱默生、梭罗、惠特曼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奥斯汀、伍尔夫、鲍德温、赫斯顿和奥威尔（所列人名原名在此：Plato, Aristotle, Hobbes, Locke, Kant, Emerson, Thoreau, Whitman as well as Wollstonecraft, Austen, Woolf, Baldwin, Hurston and Orwell）的书籍都值得所有专业的学生作为大学入门课程。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试图探讨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这就涉及到自决、友谊、美德、平等、民主、宗教宽容和种族等学生成长中要思考的诸多问题。

当学生们探索这些重大问题时，伟大书籍的作者们为读者提供了一张路线图，用他们在相互挑战和批评中形成的传统智慧来启迪。柏拉图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范——询问信仰，然后对它们进行尊重但批判性的分析和怀疑。

这些书最好在小型讨论式课程中学习，从而让学生理解与体验民主实践。这种学习过程是对当今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中哗众取宠现象的一剂解药。

老师不必是特定作家的专家，而是求知欲的榜样，提出探究性问题，提供批判性分析并寻求更深入的理解。以理想化的苏格拉底式方式，这些讨论需要详细聆听和简短发言，最重要的是，愿意接受论证得出的结论。

支付大学费用的父母可能会质疑每年花费 80,000 美元让自己的儿子或女儿阅读柏拉图、霍布斯和梭罗而不是学习分子生物学或机器学习的价值。但在研讨会上讨论人生的重大价值问题可以让学生与教授进行个人接触，而这是在大型演讲厅中上大课永远得不到的。学生之间关于他们最深层想法的讨论会培养好奇心和同理心，并在彼此的对话中建立至关重要的友谊纽带并理解生活中的公民概念。

尽管我们喜欢通过诉诸现代性来将自己与过去区分开来，但我们发现自己提出的基本问题并不总是现代的，而且最新的答案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自把这些伟大书籍的问题与探讨拆解一遍，你怎么知道如何超越现成的多选题进行思考呢？

对于修昔底德、塔西佗和梭罗（Thucydides, Tacitus and Thoreau ）来说，战争的担忧丝毫不亚于今天。讨论伟大书籍可以让学生远离日常喧嚣，让他们的理性在原则和基础之间自由漫游，而不是沉迷于当代事件。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的最佳方法往往不是靠前，而是退后一步，反思问题的实质。

自由主义人文教育不是价值中立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自由、批判性推理、对他人的同情与尊重不同意见对于繁荣的民主社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在当今恶意的公共话语中普遍受到无理谴责。有了它们，我们才有希望对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形成普受的治理模式，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