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到尾（1970年到1976年）存在过七届的“工农兵学员”是文革中倍遭痛恨的特色事务。其实，以文革时全社会的亢奋，大学就是不收工农兵学员而只收爱因斯坦类的奇才进去，也酿不出相对论。加上当时高等教育规模有限，七年下来所有“学员”放在一起总数并不大，对高等教育不该有持久的影响。可是，它的震撼力巨大，不是在高校之中，而是在高校之外的社会上。

吃饭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最好的数据可以在人停止吃饭时得到。工农兵学员也一样。 文革之后，邓大人时代，以工农兵学员的方式为高校招生的程序停止，恢复了高校在全国考试招生的“老”规矩。笔者之一就是在高校恢复考试招生之后的第二年考进了一所重点院校。 笔者的祖母，当时已经年近八十，身材不高一双小脚，体重不过40公斤。文化程度不高的她老人家，大概不知小数点是如何计算的。可是，当得知笔者被大学录取后，对笔者的考试成绩，几百几十几点五分， 倒背如流。逢人就将爱孙的高考成绩响亮报出， 以全场紧逼的气势将孙儿要进重点大学的信息与对方分享。无论听众是谁，老人家在每次准确说出这个带小数点的数字时，眼睛里都放着异样光彩。现在回想起来，那种光彩，充满了祖母之爱，但又不单单是祖母之爱。像许多老人家一样，祖母在文革中经历了无妄之灾，一只耳朵被造反的小将们打的失聪。孙儿考上重点大学，骄傲之外，祖母定有一种身份上的翻身享受和伴随而来的安全感。 孙儿马上就是权力系统里面的一分子了，社会再来欺负她老人家，伤及另一只好用耳朵的可能大大降低。老人家的激动，折射出工农兵学员这种遴选方式对社会的刺激曾有多大。

遴选大学生，是有找出咱们众多爱因斯坦苗子建设祖国的功能，可是在咱们的文化中还有比其更重要的社会功能。

封建皇权社会，严格的等级， 人不可尽其能是最大的浪费。时间长了就有罩不住的张力，每几百年就自我毁灭一次把张力释放出来。 如此愚蠢的系统，咱们居然在里面龟缩了两千多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咱们有个调和这种等级制度张力的缓冲机制。 就是咱们的科举制度。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有选举这个机制。 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当总统的现实机会，总是有理论上的可能。 像美国，每四年，每个人可以有一个总统梦，有个奥巴马梦。尽管只有一个奥巴马，尽管只是个梦。 封建皇权社会，皇帝梦是非法的，灭九族的事情。 太子梦，不现实，是有血统前提的。 可是，科举对全社会开放。考好了，就可以成为状元榜眼探花。 一不小心还有被选为驸马的可能。 从来理论上说，每个县，每个村，甚至每个家族，都有考出一个状元，做一次驸马的可能。 所以，科举就是有咱们“特色”的“民主”，咱们参与公众事务的最好机会，咱们对不公平的社会求公平的梦。科举，是咱们特有的驸马“民主”程序。

这种“民主”程序自然猫腻很大。 “民”的部分还好，虽然女性被除外，不识字者被除外，但是科举可以覆盖到每个村落，覆盖到每个家族，代表性算是说的过去。“主”的部分就玩虚的了。 科举的选择标准就很扯淡，皇帝那厮可以随意变换， 历史上众多弱智的皇帝，科举的标准不会比定标准的人高明。程序公平也有问题，不可能像奥运田径110米栏比赛一样，快百分之一秒就是快百分之一秒。还记得当咱们花样滑冰选手看似完美的表演后所得的低分吗？ 科举的程序公平不会比艺术类竞赛的捣浆糊标准强。最大的问题还在终极目的。据说，有证可考的由状元而驸马只在历史上出现过一次，问题是万一真中了状元再做了驸马又如何？金榜题名之后，状元奋斗出来了，可是社会的等级问题依旧。 万众参与的科举，结果不过是大家把中举之人给“肉包子打狗”送出去而已。科举从头到尾是每个臣民和圣上间的互动，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在中间。所以科举是有咱们封建皇权特色的伪民主， 有很多参与，有很少权利。尽管如此，咱们还是很在乎，那毕竟是咱们不多的参与机会。

然后咱们有了太祖爷之前短暂的大学经历。大学，是鸦片战争咱们挨打之后，学习船坚炮利时的一项辅助科目。 因为有了北大，有了蔡元培，有了陈独秀，有了五四运动，办出智慧，独立，探索，坚持的新型教育系统好像指日可待。不过，有咱们的传统在，不用说一个蔡元培，就是有十个百个蔡元培，要一下子把高等教育和咱们传统科举体系从精神上分开， 应该是痴人说梦。虽然有形，可是骨子里，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大学。 和科举的关系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干净。 要“做大事”而不要“当大官”是挺响亮的口号，可毕竟是口号。就是真要做大事，那做的事情后面可能还是和大官间有些朦胧的想象空间。因为咱们的历史，不当大官又能做出“事”来的如凤毛麟角。除非去造反，但造反成了还是当大官，殊途同归。蔡老前辈用他的智慧试图把大学从科举体系中转出来，可惜他超前社会太多。

然后有了太祖爷掌管的大学， 就是工农兵学员横空出世与文革开始前的大学。

因为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由太祖爷掌控，大学自然是太祖爷的大学。通过考试，招生和毕业分配，大学生也是太祖爷的大学生。大学生毕业后一律是“国家干部”，做什么想什么也许要受许多限制，但是生计无愁由太祖爷供养，都是系统里的人，国家机器的一分子。所以，文革前的大学，已经和蔡老前辈的理念再见，智慧，独立，探索，坚持的梦想重新让位给了咱们习惯的科举功能。太祖爷的干部当时虽来源于多种渠道（打天下时的下属们持有最好用的通行证），但是大学却是最明确的渠道， 可以通向太祖爷的体系之中。文革前的高考和高教继承捍卫和发展了科举。

工农兵学员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出现的。

太祖爷为什么要从考试招生变成工农兵学员进大学？ 这得问太祖爷。也许源于太祖爷深深的痛恨科举这种伪民主。可是工农兵学员制度废掉的不是伪民主中伪的部分，而是其中有限的民主部分。 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们，最早的两期也许还有随机的“工农兵”，而后面的学员多是和太祖爷基层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自己人”。把科举系统原有的大面积覆盖挑出尖子来培养驸马，变成了选好驸马们集中起来提高技能的私人俱乐部。当然，因为进来时就都是驸马了，忠诚度应该是高品质的，成为太祖爷禁卫军的一个分支应该不在话下（文革后期，太祖爷真派了自己禁卫军八三四一部队的一位亲信去清华大学坐镇指挥）（注1）。既然是禁卫军了，除了保卫禁城之外作其它事的水平可想而知。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注2），禁卫军和体系外的江湖有一次交锋。 江湖的代表，山西太原一位普通的年轻人王立山在北京的那个著名的广场上写出了令大家眼睛一亮的传世名诗“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而禁卫军的驸马们只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八股类的文章，“一小撮阶级敌人很坏，太祖爷很伟大”，交锋的高下立见。 驸马们的低下表现，对社会产生了更强烈的刺激，“他奶奶的，老子肯定比这些选出来的驸马更配当驸马”。

工农兵学员成为文革中倍遭痛恨的“新事物”，就在于它毁掉了封建皇权体系里仅有的民主成分。 前面所述笔者祖母的情感，说明就是在封建皇权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下，咱们还是有参与和权利这两个最基本的民主原动力。 封建皇权文化的伤害，是在于把民主的原动力引向了伪民主的方向。 工农兵学员的现象把伪民主变成赤裸裸的封建皇权，自然是过街老鼠。 恢复高考，回归到伪民主的科举，可能让咱们感觉上舒服不少，可是并没有给大家带来真正有权利的参与。

时至今日，高考，仍是咱们巨大系统里自愿参与最广，肮脏事情最少，运作机制最透明，公信力最好的公共大事。 为了自家的孩子高考可以“出成绩”，家长有卖血卖房子筹集基金的。 考试期间，为孩子能养精蓄锐有在考场附近租用高档旅馆安营扎寨的。为了增加录取的几率，有不惜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移动户口进入最佳考区的。所有这些，自然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不落人后的受教育机会。 但是，家长各种努力的后面，当年祖母报出孙儿带小数点考分时的那种眼神，那种异彩是否仍在？答案是肯定的。通过高考转辗进官场应该是家长们的期盼之一，社会现实如此。 2008年，咱们现代化的最前沿，广东深圳。一所大学里有一个处长的空缺，竞争上岗。居然有40位现任教授申请此位。教授们，一定是高考，大学，研究生一路过关斩将而来，其中很多可能还有博士学位。在咱们传统的科举系统里，教授们应该都是进士以上的身份。从教授转成处长，如同进士放了缺。只有放了缺，科举的价值才算实现。这个40比一，就是现今近乎神圣的高考后面社会寄托的一种写照。

做官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答案还是肯定的。

为什么要做官？在现时的文化之下，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愚蠢。2009年5月，“北京晚报”登了一篇苏文洋先生的有趣文章，题目是“上树为民，上床为官”。 说的是互不关联的两个法律事件。 一是四川宜宾县国税局的分局长卢玉敏，花6000元去嫖一位13岁未成年少女（也称买处）。东窗事发被抓。 卢大人号称不知女孩为未成年学童，此说法被当地执法机构采信，卢大人被以一般嫖娼罪处理，行政拘留15天并处罚金5000元。 另一件事是，四川成都新都区平头百姓李某，爬到其女邻居窗外树上偷窥该女，过程中或有些不轨之念。 后因忽然天降闪电被女邻居发现，李某从树上摔下，落荒而逃。后被执法机构处理，李某被判强奸未遂罪，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女邻居有否权势背景无从考证）。就算咱们的法律标准弹性很大，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做官，于是成为“打不过你，只好参加你”的条件反射，家长们凝聚在子女高考上某些含金量很高的寄托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与和权利这两个民主原动力的背后是人类社会进化所产生的求平等内涵。民主和科举是两个不同的手段。 到目前为止，咱们一直试图通过 科举和高考来达到不被别人欺负的目的。变换一下孙中山孙大人话， 目的尚未达到，咱们仍很无奈。以四川宜宾卢大人的司法事件为例，以角色客串的方式，咱们可以分析一下科举高考之路对此事是否有解。 最好的可能是你通过高考进入权利体系，成为执法机构的要员，把卢大人按应有的强奸现行犯定罪，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次好的可能是你通过高考进入权利系统，社会地位显赫，你的女儿不会被卢大人强奸。 再次的可能是你通过高考进入权利系统，女儿仍很不幸被卢大人强奸，你通过高于卢大人的权势，设法让卢大人被依法严处。 最坏的可能是，你通过高考进入权利结构，你成为卢大人，强奸了别人的女儿而从执法机构里面轻松逃过。可能当然有无限多，而现实中最大的可能是你的孩子高考时考不上大学，所以靠科举和高考达到目的的几率不大。 

民主就能达到目的解决问题？ 看你问谁。 四川宜宾的为人父母者一定愿意试一试。就是真能享受民主程序了，家长们对高考的额外热情也不会立马减退，这就是伪民主的魔力所在。不但要满足你一个求平等的期许，还给你一个高于平等之上 的可能。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等级制，沉积在社会上就是文化。 走出科举文化只能是渐进式的，民主是方向，但是不可能让大家快速放弃做驸马的念头。驸马文化只会随着驸马机会的消失而消失。

如此说来，大学毕业生不再由国家分配而改为自谋职业应该是淡出科举文化的一大促力。 其效果，和科 举时代选出不少进士，但无官职空缺，无法外放相同。虚幻的驸马期许消失了，与当年的工农兵学员现象有些异曲同工之效。自然，权贵子弟依然会有比众人多出许多的机会在自谋职业的过程中抢占有利地形，不平等不但不会消失，反会被放大开来。不全是坏事，民主的原动力不会消失，只是不再对高考痴情，而去追求真正而可行的民主渠道。资本主义对民主的促进，在某种意义上是靠将封建皇权控制的机会一个个拿掉的方式完成的， 无处可去的民主原动力会冲出新的民主大路来。

托邓大人的福，咱们给全世界做加工厂已经有一阵子。至于创造力，则是另外一个故事。 之所以第一台电脑，第一株疫苗，第一架飞机，第一家股份公司， 第一部手机，第一块iPod都不曾从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发生，是因为咱们本该酝酿新事物的教育系统在孕育众多的状元。 状元有状元的用处，但是，文明的演进，提升，需要人类最充满想象的创造力。只出状元，不出想像力，要从世界工厂前进一步，谈何容易。抛开科举，抛开皇权，抛开驸马，抛开禁卫军，抛开伪民主的诱惑，抛开家长们高含金量的期许眼光，实现蔡大人当年的“先进”追求，让教育归教育，官场归官场，仍然是个梦。有朝一日，梦圆了，校园只是培养情趣，提高技能，酝酿创新的“酷”场所，到那时太祖爷的“工农兵学员”没准是个不错的创意。 没有了功利算计，不需要为世俗包装，像跳水明星伏明霞、台球国手丁俊晖类的现代版工农兵大学生就没必要进大学镀金（注3）。 到时候大学没准能揽到王朔、韩寒类的全新“工农兵学员”进来。有这种同学一起侃创作，那大学，爽的没边了。不过想进大学依然不会容易，除了要与“土产”天才王朔们竞争外，也会有许多想沾点儿酷光的留学生往哪里挤。当然不是坏事，留学生也是广义上的工农兵学员，用世界的资源为世界创造，那个崛起力道， 必将后劲十足。

注1：毛泽东的警卫队，8341部队中的一名低层政工军官迟群在文革后期被毛派到清华任“革委会”副主任，全面接管清华。

注2：1976年发生在清明节前后的一场民众以吊念周恩来为借口表达对文革不满的抗议运动。

注3：跳水王牌运动员伏明霞退役后被“特招”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台球高手丁俊晖则被“特招”进入上海交大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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