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现存最大的宫殿是夏洛腾堡宫，这个宫殿有一个很有名的房间叫瓷器阁，里面收藏着大量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东方瓷器，经过了多次战火，现在瓷器阁里还有2700件藏品，其中收藏的中国瓷器大多数为康熙年间的。
瓷器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通的日用品，但在欧洲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当然在现在的欧洲也成了日用品，这种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转换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咖啡。
欧洲人开始喝咖啡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拿什么来喝呢？喝酒或者可可，随便找个不漏的东西就行，但喝咖啡或者茶这些来自文明的东方的饮料，则一定要用瓷器，与其说这是一种习惯，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对文明的致敬。但是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瓷器又不是任何人都能置备的，所以欧洲人立志要想法子自己做瓷器。
于是从16世纪开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就开始了制造瓷器的尝试，但出乎欧洲人的意料，怎么试也试不成，因为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烧制瓷器一定要高岭土。
除了中国人之外，朝鲜人和日本人那时候也已经会烧制瓷器了。制瓷技术在宋朝先传到了朝鲜半岛，后来在16世纪末期的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半岛，绑回去了一大堆各行各业的工匠，其中就包括了一位会烧瓷器的李参平。李参平在日本九州岛现在的佐贺县有田一带找到了高岭土，于17世纪初成功地烧制出了瓷器，这就是日本“伊万里”瓷器的由来。
日本和葡萄牙人有生意往来，葡萄牙人知道日本人也会做瓷器之后，也来买点捎回去，顺便也讨教烧制的秘诀。葡萄牙人把高岭土的样品带回了欧洲，这样，欧洲人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随随便便挖团泥土就可以烧制瓷器的，于是才开始寻找高岭土。
最后，德国人终于在萨克森州的科尔迪茨（Colditz）地方找到了高岭土，但是高岭土还只是烧制瓷器的起点，烧制瓷器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比如配方、窑温、时间等等，这些技术只能自己从无到有地去摸索，当时在摸索的欧洲人不少，但成功的是德国人，萨克森的德国人。萨克森人在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之后，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了真正的坚硬、洁白、富有光泽的瓷器。
德国人知道他们成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全欧洲都在寻求如何制造瓷器的技术，所以他们对制造瓷器的秘密采取了严密的防护措施。但是在1735年，有个叫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天主教会向全世界公布了制造瓷器的方法，使得德国人的保密措施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人应该对这个“耶稣会”不陌生，这是一个保守的原教旨主义的天主教会派。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利玛窦，就是耶稣会传教士。辫子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皇帝继续重用耶稣会的传教士，像服务于历局和钦天监的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人都是耶稣会的。
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中有一个叫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的法国人，和其他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殷弘绪，为了弄到瓷器制造的秘密，他在中国景德镇住了七年。据说他通过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关系给康熙皇上进献了法国葡萄酒，康熙一得意，下面也就没有人去追究他老在陶瓷作坊和窑厂传教有什么古怪了。他在1712年，将在景德镇探得的瓷器制造细节，写成报告寄回了耶稣教会，这样一来瓷器的制作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殷弘绪
为行事方便，殷弘绪极力结交中国官员。当时，外国人是不允许在景德镇过夜的，所以只好呆在船上，或者住在能为他们担保品德的友人家里。由于殷弘绪是康熙皇帝请来的，又与官员关系不错，所以能够长期住在景德镇。殷弘绪在传教的同时，还利用西医为当地百姓治病，这使他有机会进出各个窑厂，慢慢地，他探听出了一些关于景德镇陶瓷制作的秘诀。
1712年9月1日，殷弘绪给中国和印度传教会会计奥日神父写了一封信，生动、具体地谈到了瓷器生产过程中胎土、釉料、烧成等一系列流程的细节。时值中国瓷器在欧洲风靡之际，该信一经发表，立刻震动了整个欧洲。
殷弘绪写给神父的信
欧洲瓷器制造商和匠师们仿佛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希望，纷纷托人来信询问更详细的技术细节。殷弘绪原本已经在1720年被调升到北京，此时他已年近六旬，却仍不顾严寒，在1721年年底，专程去景德镇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并在次年1月25日又写了一封信，重点回答了一些具体问题。
前后两封信，使中国瓷器制作在欧洲再无秘密可言，法、荷、意、英等国的瓷器生产藉此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
法国制瓷作坊
1759年，英国人乔赛亚·韦奇伍德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动物骨粉的方法研制硬质瓷器获得成功。这种晶莹剔透、质地坚硬的产品即是著名的韦奇伍德骨瓷（Bone china），成为了餐具中知名度最高的品牌。
他在斯坦福德郡创办以自己姓氏Wedgwood命名的陶瓷厂。产品做工精致，风格简练优雅，受到维多利亚女皇青睐，成为皇家“御用瓷器”。
1793年英国使团曾把韦奇伍德瓷器作为国礼回赠给大清乾隆皇帝。这是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宣告了这么一个事实：虽然瓷器（porcelain）依旧被称作“china”，但是能够生产瓷器甚至顶级瓷器的国家已经不只是中国了。
现在China山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