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哥伦比亚大学荣誉教授、《纽约时报》前主编、美国普策新闻奖前评委会主席西默.托平2011年12月7日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发表校级演讲。他亲历国共内战战场，是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淮海战役结局的西方记者。托平教授是现代中国的见证者，曾采访过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年以90岁高龄采访了重庆，对中国充满期待。
当我们展望未来，并考虑世界安全问题时，就会发现如何定义中美关系将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对于美国而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危险的对手，还是如奥巴马所说的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呢？现在说来，我们无法给出肯定答案。一些矛盾和错误的观念使得未来疑云重重。
我们知道，中国正在稳步增强军事实力，已经在海岸线上部署了反舰艇导弹发射基地，如果美国阻止中国大陆以武力收复台湾，那么这些导弹的威力足以摧毁美国的海军舰艇。让我们再想想中国不断扩大的军械库，其中包括反卫星武器和远距离导弹等，足以打击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军事基地。根据五角大楼的一份评估报告，这些新动作使得中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地面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系统。
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泰国、南韩等美国盟友及较为中立的越南，受到了不断扩张的、更加主动的中国海军的威胁，因此转向美国寻求与其抗衡的力量。中国政府如今更加坚定地声明其长久以来声称的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
考虑到以上因素，五角大楼在制定目前的预算时要求国会增加拨款，以增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实力，尽管目前国内要求削减军费开支的呼声很高。奥巴马总统前不久宣布军事计划，向澳大利亚一个新的军事基地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菲律宾马尼拉湾的美国战舰甲板上，再次重申了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盟友关系。
然而，与这些紧张关系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目前有超过125,000名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在美国的教育机构里学习，其中当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外债国，拥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并且还在继续购进更多的美国债券。如果这些还不够，再看看北京麦当劳餐厅里成群购买可乐和汉堡的中国人，或是当你在梅西等百货公司购物时，一定能找到一堆标着“中国制造”标签的衣服。
以上这些我所罗列的中美两国之间交往时的矛盾是一段由来已久、历史性的爱恨交织关系的产物。我们必须追溯这段关系的根源，才能更好地了解如今中国领导人的行为、政策和意图。
我在延安：见证中美关系出现历史转折
托平夫人一家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合影。
在报道中美之间互动的半个世纪中，我发现两国关系向来是模糊不清且充满对抗。我亲眼目睹了三场战争：第一场是美国作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支持者，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展开内战；第二场是朝鲜战争，54,000多名美国人因此丧生，而中国方面的死亡人数更多，其中还包括在美国汽油弹袭击中身亡的毛泽东的儿子；第三场是中国在越南的“代理战争”，当时毛泽东为胡志明提供了战略方向、战术顾问以及在南中国保护区武装齐备、训练有素的共产主义军队。河内政府的胜利通常被归功于胡志明的民族主义号召力及武元甲将军杰出的战斗策略。这些确实是胜利的因素。但是我目睹了法国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因此我确信如果毛泽东没有向胡志明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军事援助，美国可能就会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爱恨情仇始于延安，那是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根据地。1946年11月我作为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到达延安。当时正值中国的内战时期，这个偏远的山谷小镇遭到了蒋介石军队的封锁。我之所以能顺利访问延安，多亏了中共一名高级官员黄华，我在北京时跟他结下了非常好的关系。黄华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人物。当年黄华为我安排赴延安的行程时，我们都没有想到我在延安期间，中美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乘坐执行总部派出的一架美国空军飞机到达了延安。这一总部是由杜鲁门总统派赴中国斡旋内战的特使马歇尔将军所建立的联合办公室。我受到了迪克西使团成员的接见，其中包括美国军官和外交官。迪克西使团由罗斯福总统创立，驻扎延安协调抗日战争，蒋介石曾反对建立这个使团。这一美国与延安之间的联系使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第一次有了与外界沟通的安全通道。在这之前，与毛泽东的总部联系必须冒着风险通过陆路跨越日本人或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
延安的黄土窑洞不计其数，我就住在其中一个里。在延安期间，我采访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包括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他是继毛泽东之后掌握中共权力的二把手。据说毛泽东当时生病了，我被邀参加的所有活动中都没有出现他的身影，包括每周的舞会。
我受到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邀请，到延安的歌剧院观看农民舞蹈表演。江青曾是上海滩迷人耀眼的电影明星，如今却素面朝天，像其他人一样穿着棉质外衣和宽松长裤，头戴一顶黑色帽子。我坐在她身后的座位，观察她和刘少奇的对话。刘少奇和毛泽东当时还保持着同志革命友谊，有共同的思想理念。他们当时都有所保留，因为刘少奇后来告诉我，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革命的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向美国发出过合作信号。1945年1月，他通过迪克西使团向华盛顿发去了密电，提议他本人和他的外交政策副手周恩来访问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举行谈话。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赢得美国对其在内战中所持目标的理解，并与美国建立经济合作关系。我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依然焦急地等待着美方的回复。然而，美国方面始终杳无音信。美国驻重庆的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是蒋介石的支持者，他阻断了毛泽东传向美国的消息。罗斯福逝世后，毛泽东继续努力赢得美方的理解，表明了他与杜鲁门政府合作的迫切心情。
我在延安的时候迎来了毛泽东政权与美国关系的历史转折点。当时我正在与中共政治局的成员们共进晚餐，接着得知周恩来刚刚被召回延安，中断了在重庆与蒋介石和马歇尔将军的谈判，马歇尔当时作为调解人试图促成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共得知杜鲁门政府已经和国民党政府达成另一项协议以低价将剩余战备物资卖给蒋介石，因此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和谈。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言辞激烈地对我说，这是美国坚持支持蒋介石的最终证明。这一事件是中共与美国关系破裂的转折点，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后双方关系才开始愈合。
与中共领导人对话，考量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立场
通过我在延安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对话，其中透露出的某些态度和原则在今天依然指引着中国的发展及其在世界问题上的立场。考虑到中国庞大人口所带来的实际问题，中共领导人强调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从哲理上，他们几乎没有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当然除了列宁所坚持的共产党掌握国家的绝对统治权及社会的完全控制权，以确保为实现发展目标提供稳定的环境。
这是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经济改革的基础。他的一系列改革催生了在国家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自由市场、银行及关键行业的公司由国家控制，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邓小平促成了中国的崛起，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他的改革措施使数百万中国人脱离贫困，虽然官方统计显示，至今仍有1.28亿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正如在延安时一样，共产主义这个词在当今中国更像是一个标签，而不是对统治体系的描述。中共将目前的体系形容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这样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明确的模式，“中国特色”也在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演进，以应对国内外形势及中国发展目标的变化。政府支持的智库机构为中共领导人提供建议，以作出合适的政策改变。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会议上，不仅中共领导人人选会发生变化，对于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战略也会作出相应改变。考虑到这一变化发展的情况，要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社会的面貌是有一定难度的。
未来中国的缩影可能体现在重庆的发展上。我去年12月再次访问了这座地处中国西部重要关卡的城市，并在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举办了讲座。重庆这座直辖市人口约3200万，被形容为地球上发展最快的城市。目前，重庆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16.5%，是中国各地平均增长速度的近两倍。拉动重庆经济增长的两大主要引擎是美国合资企业，其中一家是惠普公司旗下的工厂，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数以百万计；另一家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工厂，这是该公司在美国底特律之外设立的最大产品制造基地。
重庆的领导人薄熙来因实施针对贫穷农民、低收入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福利项目而受到广泛欢迎。他在2009年首次赢得了全国关注，大力打击中国严重的官员腐败问题，并铲除了重庆臭名昭著的黑帮犯罪团伙。这些举措受到了广泛好评，但也有一些律师认为这些行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薄熙来同时发起了红色文化推广活动，在学校重新设立学习毛泽东一些观点的教学活动。他向重庆的手机使用者发出了1300万条短信，内容是毛泽东强调关心大众和树立责任感的语录。中国人对于毛泽东的感情是复杂的。人们敬爱毛泽东，因为他统一了中国并奠定了新中国崛起的基础。但同时人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记忆依旧存在。
我的夫人奥黛丽是我新闻事业的伙伴。在她和我一起采访薄熙来的两个小时内，薄熙来大多数时间都在解释他改善低收入阶级住房条件的项目，及他派下属深入农村生活以熟知农民问题的政策。2010年，重庆市为50万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公共住房。薄熙来预想将重庆打造成世界第一的云计算机中心。目前，重庆的工厂每年计划生产约1亿台电脑。在汽车生产方面，2011年1月至3月间，重庆出口到世界各国的汽车就有936000辆。
薄熙来渴望吸引更多的美国投资，但对于打击他所认为的剥削行为却也毫不手软。2011年早些时候，他下令重庆13家沃尔玛超市关闭两周，并向沃尔玛公司罚款269万元，因为该超市将普通猪肉标为有机猪肉高价出售。
不久前奥巴马总统在夏威夷檀香山市的一次经济论坛上发言说，美国应该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也将刺激美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发言结束后，他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然而，奥巴马也强调中国应该遵守国际经济准则，批评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及违反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做法，包括版权、专利和创新产品等。例如，微软目前对于是否拓展在中国的业务表示迟疑，因为该公司在中国95%的软件使用都是免费的。胡锦涛主席曾向美国企业家保证，中国将认真对待保护知识产权问题。然而，中国人对美国也有抱怨，有批评认为华盛顿政局的一团乱麻阻碍了美国债务危机的解决。中国拥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并且还在继续用贸易顺差所得的利润购进美国债券，因此美国的经济稳定对于中国而言绝非小事。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校和现在中国各地的党校一样，在课上都详尽叙述了中国所遭受的来自日本和欧洲列强长达一个世纪的侮辱和侵略。约1500万中国人在始自1931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丧生。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英国用武力强迫中国开放口岸，方便英国商人自由地向中国倾销毒品。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强迫清王朝在中国沿海和北京开辟外国租界。考虑到过去受到的屈辱，中国政府毫不动摇地坚持抵制外国势力对本国内政的干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于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愤怒不已，同时把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视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坚决排斥。
1946年12月我离开延安时，中共领导人正忙于为长期斗争做准备。他们认为中共遭到了美国和苏联的背叛。为了维护雅尔塔秘密协定，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结盟条约，以换取苏联在满洲和外蒙古地区的特殊权利。再加上美国包括军事顾问、武器和强大空军力量在内的军事援助，蒋介石似乎对于内战胜券在握。1947年3月29日，蒋介石的军队袭击了延安。毛泽东率军撤退到陕西山区，为反击战斗做准备。后来毛泽东的军队打响历史上最非凡的一场反击战争之一时，我也在战场上。
1949年1月，我跨过了蒋介石政权的首都南京北部的国民党军队防线。当时我为美联社工作，希望能成为第一个跟随不断挺进的中共军队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并得到采访毛泽东的机会。我在两军之间的无人区被中共游击队员俘获，带到了一个战时总指挥部。在那个战场上，30万中共军队正包围着13万国民党军队。我被关在一个农家小屋里直到战争结束。那是两军在淮海战场上具有历史决定性的交战。在中原地区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在65天里失去了50多万人的兵力。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南京、获取大陆地区的控制权打开了通道。我被放到马背上押送回了国民党军队的阵线内，接着我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报道。而我采访毛泽东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因为那时他已经拒绝再和美国人对话。
蒋介石的首席美国军事顾问戴维德·巴尔将军后来告诉我，国民党的全盘失败是由于蒋介石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及国民党将领的腐败。蒋介石没有采纳巴尔的建议。当然，国民党的失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偶然听到过毛泽东对中共军队士兵的思想教育。他许诺把从地主剥削阶级手中缴获的土地分给士兵们。
1949年4月24日清晨，我再次遇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从南京西北部的城门进城。在控制了蒋介石政权的首都南京后，中共军队开向南部港口，准备夺取台湾。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杜鲁门总统没有在1950年6月得知金日成军队进入南韩后派出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中共军队原本可以在那时拿下台湾岛。当时台湾岛民对于蒋介石的统治抱有敌意，因为1947年军队屠杀了数千名抗议国民党官员剥削的台湾人。自杜鲁门的这次插手以来，台湾事务就成为了损害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主要问题。
我在中共占领的南京工作了7个月，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他在淮海战役期间开始担任中共政治委员。彼时，他担任南京市委书记，刘伯承担任市长。接管南京控制权时，他们对市民说，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富裕；然而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意识到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完成新民主革命，因此我们应该与90%以上的人民做朋友，只反对不超过10%的反动派；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发展生产力上，鼓励私营和国营企业同时发展，平等对待资本和劳动力。这也预示了邓小平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所实施的政策。
中美关系的超意识形态化视角
对中国人而言，目前中美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僵局可能会使人想到冷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因为他所谓的敌对包围圈而备受困扰，当时苏联与印度结盟，美国在南韩、印度支那和日本建立军事基地。越南战争中，毛泽东出于对包围圈的强烈担忧而向北越伸出援助之手，意识形态并非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通过消灭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基地而达到保卫中国南部边境的目的。印度支那战争结束4年后，中国与同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越南因为边境划界和西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斗争，再次证明中国关注的重点是物质发展而非意识形态。
与之相同，毛泽东介入朝鲜战争也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与金日成结成了联盟，其根本原因还是要保持北朝鲜作为中国安全缓冲地带的状态。毛泽东曾两次试图避免与美国军队的冲突。1950年9月，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在朝鲜半岛上强力推进直逼中国东北边境。周恩来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军队跨过三八线，中国将介入这场战争。这一警告通过印度大使萨达尔·潘尼迦传到了美方。我和潘尼迦在南京时私交甚笃，他是一名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外交官。然而，杜鲁门无视中方的警告，认为这是虚张声势，潘尼迦在帮中国人一起耍花招。杜鲁门的错误认识后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军事灾难的发生。
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握手也是更多出于毛泽东对中国安全的考虑，而非与美国建立贸易合作伙伴关系的期望。在满洲地区松花江沿岸与苏联发生边界冲突后，中国非常担心苏联会发动核攻击。1971年奥黛丽和我参观了为防苏联袭击而准备的地下防空洞和紧急备用品。奥黛丽的父亲加拿大驻华大使切斯特·朗宁是周恩来总理的好朋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对奥黛丽和她父亲说，如果苏联发动核袭击，中国人民可以在5分钟内躲到地下的防护设施里。中美《上海公报》的签署使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力量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平衡，这也是美国此举的目的。尼克松把与中国的新关系作为同莫斯科展开军备控制谈判的砝码。
中共政权自延安时期开始就致力于恢复传统边界。早在1949年9月，中共就声明把尽可能以和平手段解放西藏和台湾作为首要任务，但不排除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随后，解放西藏的另一目的慢慢显现出来，那就是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并支持不断增长、如今已超过13亿的众多人口。中国作为资源缺乏的国家，必须进口数量巨大的矿产品。
对于中国加强海军实力建设，包括从俄罗斯购进一艘航空母舰，多方对此所影射的战略意义表示非常担忧。除了这第一艘从俄罗斯购买的航空母舰外，中国还计划购进或建造多艘航空母舰，军事潜艇舰队也得到了扩充，其中有些是核潜艇。但中国完全可以认为，增强海军实力是必要的防御措施。中国依然有自己的弱点。贸易是中国的根本，中国必须进口不可或缺的原材料用于工业制造，还得从主要进口国美国等购买食物用于供给还在继续膨胀的人口。然而，我们再次看到了矛盾：美国海军守护着通往中东各港口的海上航道，往返于这些航道之间的油轮向石油需求庞大并增速飞快的中国提供了其所需的58%的石油。中国致力打造的海军将减轻其对美国海军在保护海上航道方面的依赖。中国已经部署了驱逐舰，以应对索马里地区猖獗的海盗活动。
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依旧是两国争议最多的话题。三方目前在南中国海及台湾海峡附近军事部署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提高因偶然事件或错误估计而造成海域和空域冲突的危险。我们可以回想2001年4月一架美国海军情报侦察机与一架中国拦截机在南中国海上空相撞而造成的紧张局势。
美国影响台湾问题的政治和战略政策实在非常模糊不清。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重申了美国对尼克松和周恩来所签署的《上海公报》的认同，同意台湾海峡两岸只有一个中国。然而，国会1979年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依然生效，承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其保有抵御任何武力或其他形式入侵的能力，从而维护台湾的安全。在现实中，美国其实坚持战略性的暧昧政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在一旦发生这类事件的情况下是否会以武力进行干涉。
遵照《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奥巴马政府与前几届政府一样，今年向台湾出售了53亿美元的武器装备，主要包括升级台湾的战斗机，但没有提供台湾想要的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一军售交易与往年一样招致了中国对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强烈抗议，但北京方面并没有像去年一样完全取消两国的军事磋商会议。我认为，对台军售对美国军事工业的重要性，其实超过其对台湾海峡实力均衡的意义。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于真正平衡军事实力而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随着两岸贸易、投资和旅游的全面拓展，中国大陆诉诸武力的威胁已经被大大削弱了。对于北京而言，对台问题一贯的政策是和平吸引，周恩来总理1971年在接受我采访时第一次公开阐明了这一政策。他认为两岸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独立问题在当前的台湾“总统”竞选中成为各党派争议的重点之一。但是台湾两个主要竞争党派的政客都必须顺应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密切的趋势。
对于未来，没有绝对的方式和准则可以维持中美两国的持续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说他正在努力达成这一点。两大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之间的竞争在某些程度上说可能无法避免。然而，自延安时期的两国交往经验告诉我们，领导人之间频繁、全面的对话及自由的经济文化交流是维护和平和达成共赢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两大强国之间的合作是在核扩散和全球变暖的时代保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先决条件。
（本文系托平演讲稿的中文版，由周燕翻译；有些作者回忆内容可能与史料有出入，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