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环球时报》在北京举办了以“世界变局•中国战略”为主题的年会。著名理论家郑必坚先生做了《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经济共同体——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主旨发言。笔者认为，世界是“变”的，而且永远在变，作为应变之策的任何一种“战略”，都应该体现“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哲学思想，顺应世界变化的基本规律。“致人而不致于人”是战略的精髓，根据良好愿望预先设定框架，不管外界情况如何变化也不适时调整的做法是危险的“作茧自缚”，只能导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一再被动。
从三个世界到三大战场：冷战后世界进入“温战”时代
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很多人希望历史大幅度转弯驶向和平。不幸的是，它还是沿着原来的惯性并且加速冲入了战争。美国把苏联垮台当作建立世界帝国的天赐机遇，立即展开海湾战争，并接着在欧洲拔除最后一个社会主义据点南联盟，然后又以反恐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夺取前苏联的战略遗产，占领世界战略制高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多管齐下，压缩、包围潜在对手。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军事革命，就是美国在这20年的时间里打出来的。
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写了一本书《竞赛方案：进行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毫不避讳地提出美国统治全球的战略目标。他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集中在三条战线上：一是欧洲战线，斗争焦点在东欧；二是远东战线，斗争焦点分别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最关键区域是韩国、菲律宾、台湾；三是远西战线，战略焦点是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确保三条战线同时设法向前推进，美苏竞争的实质与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布热津斯基现在是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今天美国正是按照多年来的战略导师布热津斯基为美国设计好的大战略进行布局的：美国锁定对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有潜在挑战能力的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和中国，在三大战场腾挪转移，全面推进：在伊斯兰战场，从颠覆、肢解伊拉克、利比亚、苏丹、也门到现在对叙利亚、伊朗的包围，顺便还纠结着巴基斯坦；俄罗斯方向，在北约东扩的基础上，美国正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进一步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并试图对俄罗斯新一轮总统选举发起“摧毁性的攻击”；在中国方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把中国周边“搅得周天寒彻”。
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在国家大战略层面总是一以贯之，今后依然如此。改革开放，中国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思维，事实上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不划阵营不搞对抗。
但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本质，更不可能改变美国称霸全球的一贯战略。埋头于经济建设的中国人，和当年马克斯•韦伯批评过的德国人一样，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懒洋洋的乐观主义”。
按照两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对今天国际现实进行定性，很容易陷入当前和平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认识误区。笔者认为，20世纪至今的历史，和以往一样也是一部以战争为主线的历史：在殖民美洲和亚洲的长期战争基础上进入20世纪，先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和日俄战争拉开血腥序幕，然后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中叶，中间只有短暂的停歇，接着便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作为大背景的美苏阵营冷战；然后是20世纪末美国以各种理由发动、实质为征服世界的战争。这种战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就在这貌似和平之中，美国有条不紊地实施着“征服”，在民主、自由、人权、反恐的旗号下，导致残酷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这是近代历史上欧洲、中东和东方三大政治力量体系一盛二衰、一强杀两弱的博弈形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势后的继续。冷战结束，北约不仅没有因为主要对手而消失，反而形成并扩大为一个更加紧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板块，同时力图将伊斯兰世界和俄罗斯以及已经在近代史上被敲碎的中国进一步碎片化。这就是美国时而指责伊朗、伊拉克、朝鲜为邪恶轴心，时而把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列为核打击对象的原因；这是美国不顾严重的金融危机加速研制空天飞机等新一代战略武器，实行“一小时打遍全球”的原因；这又是欧洲一直跟着美国在伊拉克、在巴尔干、阿富汗、利比亚血战，眼下又跟着美国围堵、制裁并准备进攻伊朗的原因；也是欧洲以防御伊朗导弹为由执意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中国周边构筑反华联盟、进行对华空海一体战部署的原因。
冷战结束后的这种状况，我称之为“温战”，它既比冷战激烈，又不如热战那样看上去明火执仗、阵线分明，但它依然是一种广义的战争状态，照样会给世界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考虑，就是要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今日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维护世界霸权和各国抵制美国独霸世界、实现自身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中国如果要构建当前形势下的利益共同体，在时间要素确定之后，仍然离不开战略的空间要素：敌、我、友。
美国全球战略是打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温战”的基本特点是，美国按照巩固世界帝国的战略目标，率领欧洲盟军，凭借广泛的地区联盟及各地盟军，对美国自己认定的“无赖国家”进行帝王削藩式的依次征服，简而言之可称为一个帝王与三大战场。
这个“帝王”各方面都居于独步天下的位势。美国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说：“传统上和平的美国，通过规模巨大、难以想象的社会改造，转型，已经从根本上变成一个处于永恒战争状态的斯巴达国家。”艾森豪威尔当年说美国的危险是出现了一个军工综合体，今天，美国已经是经济、军事、工业技术、资本、政治一体化国家。只有全世界的资源才能支撑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全球美国化，美国当下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就是美国凭着它的军事和金融霸主地位挥霍世界财富造成的。所以，美国在世界的扩张和掠夺，已经不能用普通的政治道德标准去评判它，正如不能用好坏的概念去评论狮子的胃口。
被称为“21世纪的诺查丹玛斯”、预测准确率达85%的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说：“美帝国最少还有500年，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日本将再次崛起为亚洲最强国家。”自我称谓帝国虽然没有出现在美国官方的文件中，但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宣称保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在这个坚定不移的国家战略目标下，是美国明确的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和文化战略。就像普遍意义上的“政府”主要靠货币和军队进行实际统治意义，美国今天事实上的帝国地位，也主要依靠世界通用的美元和全球部署的美军。这也预示着世界将在漫长的时间内处于“温战”状态，除非美国的霸权地位被平衡或颠覆。
在分割欧亚大陆、各个击破的战略意图下，美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很清晰的。当下，是以立体围堵方式对中国、以战略挤压方式对俄罗斯进行威慑性战略牵制，在一系列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包围和进攻中东最后的战略孤岛伊朗，并为此扫清叙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外围，然后再把战略重点逐次转移到中国和俄罗斯。这种态势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打一个（伊朗），夹一个（中国），看一个（俄罗斯）。
所以，如果一定要对2012年及未来世界局势作一个预测的话，我认为今年有可能爆发伊朗战争。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终极需要、美欧转嫁金融危机的现实需要、以色列对国家安全的强烈担心，将当今世界和中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集结起来；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各政治力量却一盘散沙。一边倒的战略打击态势已经成型。美欧正在酝酿的对伊朗石油禁运，其实就是宣战令，之前作为序幕的双方间谍战、网络战、暗杀和国家心理战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美、以、伊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前期准备。打掉伊朗，对中国是釜底抽薪，对俄罗斯是唇亡齿寒。俄罗斯已在一年前做好了“世界末日大决战”的准备。
出于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需要，巴基斯坦也会有麻烦。美国已经设想了巴基斯坦内乱的场景。美国的战略家一直有一个隐秘的梦想：那就是没收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武库。此举美国还可以一箭双雕，同时切断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陆地接口及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后金正日时代的朝鲜，也在美国的强烈关注之中。
在美国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不仅2012年的世界仍将战云密布，未来很多年世界都不可能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作为必须仰望星空的中国学者、军人和外交界，面对这样的现实，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历史上遭受了陆地帝国、海洋帝国的入侵之后，今天中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空天帝国的威胁之中。
美国对中国的C形合围正在收紧并呈立体进攻之势
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战争的四个阶段，也可以看作是大国博弈的四个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在前三个层次上都有巨大的进展。这些进展全面体现在政治高压、经济控制、军事威慑、地缘包围、文化瓦解等各个领域。
美国从冷战年代至今，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利用中国的全面开放，全力实施以“中情局十大诫令”为代表的分化、瓦解、渗透、演变中国的整体战略。它不断炮制中国威胁论，然后贼喊捉贼式地组织“亚洲北约”；率领工业化国家对中国武器禁运和高技术封锁；撬走中国周边的卫星国；干涉台湾、西藏、新疆等地区内政，支持民族分裂势力，悄然完成对中国的C形地缘包围。2010年2月，美国发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对手；4月，美国公开宣布实施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空海一体战。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起公布了未来十年的美国军事战略，宣布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策略，改为打赢一场战争，同时在另一场战争中破坏干扰敌人的行动，并强调中国应被特殊盯防。这说明美国已经开始进行调动、部署军事力量等“伐兵”阶段的战略威慑。
美国调动了以技术工业体系、美元金融体系、军事力量和地区战略联盟为核心的硬实力；以贸易、汇率，自由、民主、人权的文化体系和附着其上的宗教元素等软实力，并以上述两种实力的运用为“巧实力”，合围中国。
中国追求和平不能无底线让步
郑必坚先生说，现在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就在他畅想“人类共同利益”的时候，美国政府智囊兰德公司2011年10月份公开发表一个《对华冲突》报告，提出为防止未来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应准备“相互确保经济摧毁”，因为“这两个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该报告还建议美国“威胁运用核武器”。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日前在CBS辩论节目中说：“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扳倒中国。”显然，美国战略家并不认为美国离不开中国，也根本没有与中国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意思。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从鸦片战争打响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而那时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多极化，除了中国是弱者，其他欧美俄日列强实力相当。但是，那时的全球化和多极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了吗？
20世纪至今的历史已作了血淋淋的回答。这种多极化随着二战的结束被美苏两极化代替。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进入的是单极化状态，美国迄今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维持这种一极压制、领导多极的政治生态。
在这种政治形态下展现的所谓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世界经济生产大分工：美、欧、日凭借多年工业化的基础，靠技术和资本获利，总体上相当于世界资本家的角色；中东、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凭借上天的恩赐，以出卖矿产资源为主，相当于世界大地主的角色；而印度、非洲、中国及亚洲的一些小国，基本上可以看作给上述两类“经济共同体”打工的工人和农民，处在全球生产食物链最低端，工作辛苦，环境恶劣，而收获微薄，既受制于技术和资金，又受制于矿产原料，自己让出全部市场却还要依赖它们的“市场”。这本质上是以经济形式进行着的国家斗争。世界上没有孤立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为了维护这种食利性的经济形态，美国、欧洲和日本统一步调，对中国禁止出售先进技术和武器；而矿石和石油跨国组织则联合盘剥中国。美国更利用其世界霸主地位，享用并巧妙劫取中国外汇。
德国19世纪战略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书中说：“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使斗争变得更加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这段历史性论述的现实意义。
郑必坚先生的“战略”视角只突出经济，这难免会造成其他方面的思维死角。社会是一个综合系统，经济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在它之上有政治，在它之下有军事，在它之外有外交，在它之内有文化。只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很容易陷入以无底线让步追求和平共处的认识误区。宋朝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澶渊之盟带来长时段的边疆安宁之后，统治者不仅在经济繁荣中安于现状，反而迷信以金钱换和平的万能魅力。北宋神宗年间，西夏屡次寇边，朝廷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的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由经济到政治再到外交和军事，是一条直线。只有思维混乱的人才在这些看似孤立的概念中纠缠不清。
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机会可能并不太多
透过所谓全球化的纷乱世象可以看到，历史并没有中断。西方列强仍然横行于世，中国还没有完成现代化转型，中华民族遭受欺压、威胁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国际共产主义的兴起，是中华民族在当代最大的历史机遇。靠着这一思想武器，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近30年，美国抢夺世界要地的过程中，中国聚精会神搞建设，积累了资金，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是中国抓住的第二次历史机遇。但是，由于政治衔接问题，中国并没有在这两个机遇中完成工业现代化，没有足以和美欧老列强“竞逐富强”的国家体力。在技术决定社会变革的根本规律面前，财富数字的对比是没有意义的，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痛批“GDP”主义的原因。小平同志提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意是解放思想，结果却成为各行各业急功近利的尚方宝剑，这给国家的吏治、道德、思想、文化、环境及经济领域的几乎一切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影响，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美国正是看到中国的这一根本性缺点，所以，加速对中国构筑包围圈，同时准备策动中国内部动乱。以历史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很类似于甲午战争前后的整体形态。
20世纪40年代，感于内忧外患的形势，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个以 “自存自强”为最高目的的“战国策派”，致力于从“现时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处境出发唤醒国民。其代表人物之一的林同济说：“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即或了解而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分歧、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另一个代表人物何永佶形象地将当时中国比做一条金鱼，别国早已对它垂涎三尺，日本更张开血盆大口欲以吞噬。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然而，国人犹浑噩如梦，以为现在仍是“金鱼缸”的政治，而不知早已变为“大海洋”的政治了。“战国策派”那时已经意识到：强势的西方文化正在主导全球。从拿破仑的统治到一战，是西方文化的“战国时期”的序幕，20世纪则将成为真正战国的世纪。“各个大陆将被孤注一掷..主要的世界权力中心将随意处置较小的国家——它们的领土、它们的经济以及它们的人民..文明可以尊重追求这一切的愿望，但是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事实的真相..”。彼时今日，何其相似！
当代中国战略家李际均说：我们正处在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当代思想家何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盛的中国，但也是一个问题丛生的中国。中国要么走向民族及文化复兴而成为世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为内外压力而分裂解体——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可能并不太多了。笔者对世界变局观察的一家之言，并不是鼓动国人重树对抗思维，而是希望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一个真实、清醒的认识，以知己知彼，从容应对。
2012：中国国家战略如何规划？
郑必坚先生还提出2012年应该是“战略规划年”。笔者对郑先生的忧国情怀十分敬重，但对于“战略规划”仍想商榷几句：战略规划是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早就应该进行；战略规划的起点应该是国家利益，终点是更大的国家利益。从来没有高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共同利益。
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国要想构建利益共同体，必须对现在世界各大国的利益有一个基本分析。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国家，才可能寻找到利益汇合点；根据利益的重叠程度，才能构建利益共同体。而对于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冲突的国家，则需要分析利益冲突点，能避免则避免，不能避免则要坚持自己的利益。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纵横捭阖才是真正的“战略”。中国固然不应该采取冷战思维，但也没必要不合时宜地固守不结盟原则，战略之魂在于“战胜”，战胜之道在于致人而不致于人。和平求不来，买不到，但和棋却可以通过博弈、运筹来实现。
以当下的国际现实论，美国的国家战略是清晰的：率领西方国家，包围分割世界财富和资源最集中的欧亚大陆，压制其他大国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实力，维持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以美国核心的世界政治体系。故美、欧、日是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共同体，而中、俄、伊斯兰世界部分国家则是美国内定的利益冲突集团。在大幅度削弱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同时，美国未来10年的战略重点是削弱、压制中国发展。当前，美国正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收紧C形地缘包围，加大经济抽空中国的力度。
在这种大势下，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表白不愿意对抗，不做美国的敌人，都是自作多情。中国应该正视这一现实，调动全部的战略智慧予以破解，而不是幻想通过退让获得暂时的安定。毛泽东早就说过，“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这是经验，也是世界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中国对美国必须放弃幻想，确立正常国家关系的发展思路，力争和平，不怕对抗。
郑必坚先生所说的和所有国家寻找利益交汇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他以前说的和平崛起，只能是一种外交政策宣示，对内没有任何战略指导性。和平崛起和构建经济共同体，是愿望，是目标，如何和平崛起、如何构建利益共同体才是战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十分正确的，但这种和平发展和近代史上一样是在一个充满战争风险的时代进行的，仍然可能被内忧外患的合力所中断。对和平的执著追求，不应该以放弃思想上的警觉意识为前提。中国要有为和平不惜一战的气概和准备，有备才可无患，敢战方能言和。笔者相信，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解和全面发展，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理论有利于我们破解新的时代难题。中华民族有着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中国有着无数智慧的头脑和英雄的人民，走过可歌可泣悲壮历程的中国人，不仅可以化解一切危机，还可以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