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棋局之五——重庆探索的战略视野

听风看雨通三统2012-2-22 

近来，重庆的探索有了越来越多的激烈争议，还有一些疑虑。除了某个事件的因素，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关系到如何认识重庆探索的意义。对此，笔者意图从国际战略的视角，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将此帖作为“中国大棋局之五”发出来。

本人认为，重庆探索的基本取向，实际是为中国的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新模式进行一个先行先试的试验。其基本精神，就是通盘运筹各种要素，在坚持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前提下，进行具体的模式的新探索，最后解决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惰性因素”，实现改革开放的新突破。为方便进行分析，这里先将重庆的探索的对内和对外方面分别分析一下。

重庆探索的对内的基本经验就是：唱红打黑，改变人的精神面貌；三进三同，重建干群关系，改变作风，倾听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有了这样的精气神，就有了思想基础。重庆的具体做法，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于“运动”和“形式主义”的疑虑。对此，应该怎么认识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唱读讲传活动的“形式主义”的疑虑。

第一，如前所述，中共的意识形态的基本逻辑是：无论对内对外的武装斗争，社会革命，还是现在的经济建设，都是实现共产党的理想的不同阶段的手段和方式。这是一个天然就带有进取性的政治体制。人民之所以选择它，支持它，说明它对自己理想的阐述，对自己历史使命的定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些人一时不理解，并不应该成为它放弃这种使命和定位的理由。

第二，唱红是一个比较醒目的说法，或曰也是一种“形式”。其实质是用进步的、积极的文化成果武装人的思想，调动起人的精神状态，唤醒很多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心中已经沉睡的那些宗旨和原则。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唱读讲传，而是以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为人民服务，建设美好生活的实际中去。中央实际是充分肯定了这个做法的意义。

第三，应该理解那些自己的记忆中有着前三十年和最近三十年的对比的中老年人对那些红歌的感情。那里有他们青春的记忆，更重要的是，那里包含的是对共产党的宗旨、原则，以及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的呼唤。没有几个人幻想只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政策，那个理想的社会就会马上实现，现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会立即消失。但是，只要他们在唱，在怀旧，其实就是在向共产党提出一种委婉的批评和监督。各种各样来自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共产党避免精神懈怠，蜕化变质的最强大的力量源泉。因此，他们的那些歌唱是很有意义的。而重庆把这样基层干部群众的歌唱，搬上了上星卫视的屏幕。没有人认为那些歌唱的艺术水平有多高。但重庆市委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表明了共产党的一个地方的一级组织，特别是它的主要领导，愿意鼓励人民群众，基层党员干部，用共产党的宗旨、原则、优良传统来监督、要求自己。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作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们应该欢迎和肯定这种态度。这不是奴性，也不是落后，而是一种最先进的、最积极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所以，重庆的唱读讲传活动，实际是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确立起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探索的思想基础。称重庆的“唱红”为“形式主义”，不排除一些人是出于善意的疑虑，但也确实有一些人，利用了善良的人们的疑虑，实际是希望否定“唱读讲传”，使自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些事情，进而否定重庆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基础，使重庆的探索夭折。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打黑”的“运动式”地破坏“程序正义”，伤害“改革开放新生事物，社会新阶层”的“疑虑”。

我们应该明确两点认识。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共产党的领导的加强和改善，最终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和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接轨为标准。重庆的打黑，既是整顿社会秩序，建设平安重庆，也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畸形的产业结构，建设良好的投资创富的环境。只要实现了这个效果，重庆的打黑就有先在的合理性。那种以什么“程序正义”来批判“运动式打黑”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大多数中国人民而言莫名其妙的逻辑。

第二，如果细究一下本质，一些人对所谓的“程序正义”的执着，才是真正的形式主义。形式主义的实质，通俗地讲，就是“扯着大旗作虎皮”。意谓高举一个先在的政治正确的旗号，在大轰大嗡之中，形成一种舆论一律的氛围，然后夹带进个人和小集团的各种意图，不容人们对这种大轰大嗡背后的意图提出质疑，最后使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能够“稀里糊涂”地实现。在重庆的打黑的过程中，如果吹毛求疵地，甚至以讼棍的逻辑，去挑一些毛病，是很容易“发现问题”的。但是，如果不是本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合法的辩护活动，而是以西方的“程序正义”的观念来约束中国的政法机构的活动，则是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如此，则越是强调“程序正义”，越是犯下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本质就是把“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利益诉求，先是包装成全社会的“公民权利的制度保障”的政治正确，然后把这当作一根棍子，只要最后的判决结果不符合自己的“辩护意见”，就一概称之为“黑打”，最后通过彻底否定重庆的打黑，确立起“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在全社会的“权威”，最终建立起一个美国式的“法治社会”。这样的“法治社会理想国”的图景，实际是少数人私心自用，不论终极目标还是具体手段，都是对真正的法治社会精神的背离，也必将在全社会造成对“法治社会”的负面认知。包括某“著名前律师”的案件在内的，2011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几个案件，在“法律人职业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出现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就是这种社会公众的负面认知的集中体现。与其把这说成是“僵化保守势力”对人民群众“洗脑”造成的“悲哀”，还不如说成是“法律人职业共同体”背离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基本价值观，也背离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结果。

所以，称重庆的打黑为“运动式”的“黑打”，完全是一些人的自说自话。事实上，很多人确实是对重庆的“唱红”有疑虑，而对打黑，哪怕真的是“运动式”的，也是拍手称快的。为什么会如此，真正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智叟”们。

综上所述，评价重庆探索的成败，根本标准，应该是重庆的探索，是否在重庆实现了“三个有利于”，进而为中国下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基本模式，进行了成功的先行先试的探索。重庆近几年经济建设的直观的硬指标，是有目共睹的。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共同富裕方面的成就。具体的数字和重庆城乡群众的感受，这里就不胪列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其基本模式的意义。而要分析这个意义，最有力的一个切入点，其实也是很多人，包括很多重庆人的一个疑虑，即重庆的现在的发展势头，是不是可持续的？进而言之，重庆的这些成就，究竟是有着特殊的人脉背景的“熙奇组合”创造的一个个例，还是一个可以对全国的下一步改革发展起到全局性的先行先试作用的探索？这就需要展开一个大的分析视野了。

抚今追昔，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中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下一个阶段，应该进入工业化借助信息化，实现升级的阶段了。但是，比之在中国之前实现工业化的几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资源条件，其实是最差的。已经成为历史传奇的苏联和即将成为历史传奇的美国，是凭着自己的资源条件，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当然，对于主体民族而言，这两个国​家的资源条件的确立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的污点。而欧洲的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更是靠着殖民掠夺获得了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并转嫁了自己的社会危机。比较后发的德国和日本等​，最后也是搭了便车，有效地利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筹运作的资源，实现了工业化。

比之这些先发展的经济体，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源条件，其实是很恶劣的。这就使得新中国真正开始进行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建设之后，始终面临一个基本的制约因素：人均资源​匮乏，导致发展速度受到很大限制。基本就是“一统就死，一放就乱”。这个“统/放”的对象，实际就是各地区各部门大干快上的冲动。不能调动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就无法建立起一个快速发展的比较均衡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但只要一放开这个积极性，允许​各地区各部门大干快上，就会使得有限的资源不敷使用。一次次发生的具体过程，就是大家以你追我赶开始，但最后大家各自占用了有限的资源。结果，就是大家一起被迫下马，全国​经历一个马鞍型震荡。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基本模式。每次危机之后，基本的硬着陆调整方式，就是全国规模的“关停并转”。这样的波动，​基本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其实，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也经历了这样的周期性波动。其最高潮，就是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所谓“国内小气候”，基本的经济动因就在于此。
可见，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考虑，就是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先在规定下，能够有效利用外部资源，补足自己的人均资源的需求，最后真正完成工业化。因此，前面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二十年前开始改革开放新阶段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思路就确定为：主打并强化中国的比较优势，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这个体系中吸引​外资，调动内部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国内外的资源，最终解决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物流体系建设方面的欠账，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靠着中国自己的资源条​件，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的那“最后一公里”。事实证明，这个基本战略思路是成功的。中国确实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问题。

为了制造全球实体经济的成本洼地，最大限度地吸收国际的资金和市场两大资源，中国确实制造了巨大的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干部与群众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近二十年以来​的种种令人气结困惑的现象，其实都可以归结到这个基本战略思路上。

比如，那个以“铁心肠、铁算盘、铁手腕砸‘三铁’”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实际就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甩包袱，进而压低劳动力成本，且盘活国企存量资源的过程。对国企困境直接​责任最小的普通的国企干部职工，却直接承受了最大的成本，甚至发生了一些惨剧。

再比如，导致现在很多人，特别是80后的巨大不满的房地产资本利益集团做大，一定程度上挟持了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是金融政策的决策，就是当年将房地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的​决策。制定这个产业政策的基本考虑，既是因为这个产业进入的技术和资本门槛都比较低，上下游拉动的产业链条也很长，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基本条件，可以最快见到成效。而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则是通过激活房地产业，带动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对于物流仓储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从纯粹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虑，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决策。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同时也是使中国突破了物流体系的瓶颈制约的一个高质量的增长过程。但是，这个战略的负面效应，其实全国人民都不同程度地承担了。

对于这些问题，要有一个辩证的、历史的认识，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既不能因此否定基本路线，也不能视而不见，或者“顺其自然”，使中国彻底被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锁定在“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的地位，进而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处于对西方跨国资本的依附地位，甚至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被中国买办性质的资本雇佣的“技术官僚执政​集团”。若果如此，则中国的社会动乱和体制崩溃、人民苦难，将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顿挫和灾难。反之，如果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作为中国探索改革发展的新​模式的主要抓手，就可以在实践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迎来改革发展的新的高潮。中央在新的形势下，正视这些问题，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的思想方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而重庆的探索，则是这个战略思想的生动实践。

关于“五个重庆”建设，实现共同富裕，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已经有许多群众的评述和方家的分析，这里就不去狗尾续貂了。这里主要分析一下重庆探索的对外方面。

我认为，重庆市以地票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运作，结合海外投资，在非洲买地种粮食，是需要深入挖掘的重庆探索的核心经验。其精神实质就是：通盘考虑，统筹自身和外部资源，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国际合作，实现发展成果本地人民共享，本地与合作对象共享。当然，如前所述，重庆这些探索的一个前提，是唱红打黑。对此，温铁军教授有精辟的论述：不打​黑，就不能由比较健康的资本力量有效盘活各种资源；不唱红，就没有一个积极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不能弘扬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为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一切既得利益的调整都是天然合理的。没有这样一个精神状态，就无法真正解放思想，破除某些主流意识中新的“两个凡是”，开拓出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简言之，重庆经验的核心，就是畅通工程使土地升值，招商引资实现价值。而土地整治，集约置换，以地票交易的金融运作，使农民得实惠，并在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把这些实惠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商机的投资。政府不仅提供一些培训和政策，而且实实在在地投入了配套的资金支持。为了使得这些资金能够保值增值，政府实际由此锁定了为普通市民转化来的中​小投资者服务的“利益结构绑定”。最终，使得以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的科学的政绩观，成为真正实打实的党政干部的激励机制。而政府投入的来源，则是以八大投为核心的​，市政府可以直接支配的“第三财政”，实现土地升值收益公有。

起码大多数重庆的城乡群众，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得到了实惠的，因而也是坚决拥护的。大家的疑虑在于，这个模式是否有可持续性？是否对全国都有先行先试的意义？这就需要结​合其对外部分来认识了。
重庆探索的对外部分，就是在国家实力和战略资源，领导者人脉资源的支持下，进行对外投资，特别是盘活非洲土地资源，既使非洲当地受益受惠，也保证了粮食安全。

重庆市的党政一把手，被市民亲切称为“熙奇组合”。应该承认，这两位都是有着特殊的人脉资源的。但这些资源不是他们个人的创造，而是包括毛泽东时代“输出革命”和新时期的​浦东开发、中非合作在内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成果。他们只是这些资源陆续发挥作用的操作者。

如前所述，为了完成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归根结底是为了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全球​化的体系中，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战略决策。但是，这个过程不仅在中国制造了相当大的不和谐，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巨大社会问题。用李昌平的话讲，就是中国​的农民工，“搞得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失业了”。这个“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既包括其它经济体的蓝领和部分白领，也包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老大哥”。因此，中国前一个阶​段的改革发展的模式，既在本国难以持续，在国际上也遭遇了越来越强烈的抵制和质疑。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强。这些都要求中国必须做出转变。就国际战略​而言，前一个阶段是强调“韬光养晦”，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新的阶段，则要强调“有所作为”，但不是某些人理解的确立中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带领和代表发展中世界，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实现所有国家立足自身实际的自主发展，实现发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共享。

在上述的背景下，就可以理解：如果没有整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保障，如果不遵循新时期在国际上“有所作为”的正确路线，重庆的自身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但如果真正落实这个正确路线，就可以成为中国发展改革的模式调整的一个成功探索。衡量这个探索是否成功，更核心的标准，不是投资的收益率，而是是否实现了重庆与投资地​的共赢共享。由于主客观的原因，重庆市民和全国的老百姓，对这一点没有什么感受，甚至基本不关注，所以才会对重庆的做法既肯定又疑虑。而欲在实践中解除疑虑，则需要重庆自​己正确的实践，更需要把这些实践的基本精神，推广提升为整个国家的清晰的发展战略。换言之，如果不能成为全国的先行先试的成功探索，则重庆这几年的基本经验就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能够得到中央的肯定，总结提炼为新形势下的基本的国家战略，则重庆乃至全国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重庆市委主要领导反复强调“314部署”的深意所在​。

所谓“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不足以谋一时”。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星火燎原式的根据地建设，还是后来的大庆、大寨等典型，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建设，都是经过​探索和及时正确的总结，最终使得一个点的突破与成长，为整个国家的革命、建设和发展，发挥了前沿探索的作用。这些个点，也都在其对全局的作用实现之后，逐步退出了举国关注​，全党争议的焦点的地位。我们可以确信，重庆也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论，其实那些关于重庆探索的争议和焦虑，恰恰从反面和侧面证明了重庆探索的全局性意义。

总而言之，重庆的探索，代表的是中国在既有的，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也制造了巨大的问题的矛盾的原有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在坚持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对改革发展​的模式进行调整的探索。这个具有全局性的先行先试的实践的成败，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国内而言，坚持共同富裕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与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的资本的力量​之间，究竟是共产党驾驭资本，还是资本最后挟持雇佣还保留着共产党的名号的“专业技术官僚集团”，或者干脆让共产党改旗易帜，就取决于中国的发展改革模式的调整能否成功；​就国际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结果，究竟是可以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根本的改变，实现全球的公平的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全球全民公平分享，还是让​中国被锁定在对西方大资本集团的依附性地位，使中国人民被动地承担西方社会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造成的社会成本，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向何处去，也关系到发达国家能​否获得变革转型的真正强大的压力和动力，取得真正的变革转型的成功，而非喊一些有心无力的口号。因此，我们应该给予重庆的探索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