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民主与国家素质——弗拉基米尔•普京论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发展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 развити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России
翻译：高原
新的参政机制（Новые механизмы участия）
我们应该具备对社会需求作出反馈的能力，这些需求在信息时代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逐渐具有根本上的新特点。
数量庞大的俄罗斯公民已经习惯于轻点鼠标来获得即时信息，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国家事务信息的获取自由，更重要的是不受审查，这自然而然地要求公民持续不断地参与到政治和行政工作中去，而非只是参与一次又一次的选举。
所以现代民主就和人民政权一样，不能仅仅简化为“去投个票”就完了。在我看来，民主之为民主，不仅在于民众能有选择政权的基本权利，也有不断影响权力机关及其采纳决策的可能。这意味着民主应当有持续而直接行动的机制，应当有有效的渠道来进行对话、社会监管、沟通和反馈。
“反馈”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政治信息在数量上的增长应转化为参政、公民自治和监管的质量。最主要的是全民对国家政权各个层面法律草案、决议、规划的讨论，对现行法律及其实施效率的评价。
公民们和各职业和各种社会协会应当有可能来预先“检验”所有的国家公文。现在，来自企业家、教师和医务人员等各种协会的建设性意见正帮助国家避免不正确的决议，并反过来帮助找到更好的方案。
举例来说，去年在与企业家协会共同完成的“评价调控效果”过程中，仅仅在初步拟定阶段就几乎有一半的管理法案计划因为会恶化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而被摒弃。这种“过滤器”能起作用是一个好现象。必须关注它是否已完全包含了重要的商务领域。
法律制定的语言必须要改善。它即使不是悦耳动听的（在古代，为了方便记忆，法律常常写作成诗歌），也应当对法律的制定对象明白易懂。为了充分反映和讨论计划、规划以及监控其施行的结果，有必要在公共权力机关入口设立人机交互界面。在这两件事上，我想请语文工作者和网页设计师职业协会帮助国家建设。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接下来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复杂化是现代世界重要趋势之一。不同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的需求正在专门化。国家应当迎接这样的挑战，并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在这里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发展自我调节机构，这些机构的权限和能力还应当扩展。另一方面，“自调机构”本身应当更积极地运用所拥有的职权，特别是在有关领域和活动中制定和确立技术章程和国家标准的权利。
必须避免自我调控组织的官僚化，也要防止借组织而生的“自我调控”屏障（主要是在缺乏重大风险的领域，或者该领域的安全已由其他国家调控方法保障的情况下）。为此“自调组织”需要做到信息完全公开，并定期给社会和市场参与者们公开报告。我预计，自调机构会成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一大强劲支柱。
现在我们已经将法律草案网络化，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意见和修改稿。这些意见被参考进来，而更好和更有意义的内容在法律草案的最终版本中会有所体现。这种对最佳方案的集体甄选机制，也就是专家所称的众包制（crowdsourcing），应当成为各个层面的准则。
但在这里只有公民的“消极权利”得到实现，即公民对政权和立法者提出的各种的方案作出反馈。我们也应当考虑公民的“积极权利”，给公民以可能性来自己提出立法议程，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定义其中重点。
在这方面，我建议，在互联网上征集了十万及十万以上签名的社会倡议，议会必需要进行审议。类似的做法已经在英国推行。当然，尽管网络匿名在很多时候有助于表达社会情绪，对此却不太合适。需要制定程序，正式登记那些希望参与这一制度的人。
网络民主应当与全民选举制度共同发展，并尤其应在地方和区域范围内进行。在每一个市政机构中不应只进行领导人和议员代表的直选，身居要职的其他政府官员也应当得到人民的评价。比方说，地区警察局局长干满一年，就应当建议公民们说一说，他们还要不要此君继续在此地区任职。也可以同样方式就地区住房中心的领导任职提提意见，就非公民选举产生的法官提提意见。
必须让公民们能在地方和区域上投票选举，能把他们自己尖锐的问题交付地区公决或网络质询中讨论，能揭露出薄弱环节并设法将其解决。
首要任务是改变公共委员会在权力执行机构的工作。恕我直言，现在他们的工作只是徒有其表。必须要抵制组建委员会时抱有的本位主义态度，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由诸如联邦社会院这样的机关来确定，对地方机关则是相应的地方社会院。公共委员会不应该成为领导们的软柿子，应当确保参与其中的是真正独立的专家们和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团体代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划不经公共委员会进行初步的、公开的讨论，将不会被采纳。和机关本身一样，参与选拔和鉴定委员会以及解决冲突委员会同样可以被列入公共议会的职权范围内。公共委员会的职权还包括参与选拔、鉴定以及调解利益冲突等。
就“电子政府”这一方案的发展前景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现在，诸如议会中的政治辩论、世界市场的状况和好莱坞影星的结婚离婚这样的任何信息，对我们的公民来说都是唾手可得。但是，想在网上获得住房和水电煤支付信息，或是在线查看医保卡，或是了解自己的片区所属派出所，那就什么都别想知道了。
带有政府采购信息的官网已成为反腐败的有力机制，许多国家公共服务信息也已电子化。这很好。但是大多数民众需要的是自己的大楼、大楼周边区域、邻近的公园、学校、自己的地区政府切身信息。要尤其注意电子政府的基础——市政府和联邦主体的网站。
我建议，在这一年里，公共委员会及总统领导下的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理事会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开展公开讨论，并将必需的草案清单放在教育和医疗机构的网站上，供市民参考。
需要将“电子政府”这一方案更准确地面向公民的困难与需求。尽可能充分地披露关于国家机关和地区政府的工作信息。通过电子技术使国务机制更通俗易懂，更接近社会。
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学校（Местн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 школа демократии）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Солженицын）曾这么讲述地方自治的作用：“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才能够没有谬误地选举，从那些熟人中根据办事能力和心灵品质进行选择。这里不会有虚假的荣誉，欺骗的雄辩和政党的推荐也毫无助益……不实行正确的政党地方自治，就不会有良好稳定的生活，就连‘公民自由’这一概念本身也会失去意义。”
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一条清晰的脉络：大国民主由“小范围民主”构成。地方自治是公民责任的学校，与此同时也是政治家的“职业技术学校”，刚刚起步的政治家们就是在形成他们的关键能力：与不同社会、职业团体谈判的能力、清晰地将自己的理念传达给人群的能力、捍卫自己选民的权利与利益的能力。我以为，政治家和国务工作者正应在地方自治体系中获得“职业锻炼”。
至于提高地方自治效率的具体途经，那么首先，应使权力保持“近在眼前”，也就是说地方当局切不可盲目扩大。其次，地方当局应在财政上完全做到小康、自主。要有足够的财源来实现自己的职能并解决人们的日常问题。必须克服依靠“上面给的礼物”，因为这会损害独立性和责任感，并滋生依赖心理，这实质上便失去地方权力机构自存自立的意义了。
因此我提议把所有小额交易税转交给地方层面，小额交易现在是处于特殊税制下的。当然，与此同时必须平衡中央和地方这两方的职能。如果后者的资源过剩，那么就连他们的债务对公民而言也会发生增长。
增加经济自主性对大中城市而言尤为必要。国家经济潜能和最积极的公民们主要集中于此。城市是经济增长和国民创新的源泉。如今，在将中央政府的许多职能和财政资源转交到地方当局手中时，一定要小心它们不能成为地区领导人的囊中之物，而脆弱的城市却无可奈何。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的是，要保证州长和市长、地方和城市立法机构的相互协作运行。他们之间常有矛盾，这并不是秘密，在州长选举时矛盾更会激化，尤其是中央和城市分属两党执政时。
必须停止以区域为出发点制定地方自治指标，并将其与下拨财政经费挂钩。地方当局的领导应该向自己的选民汇报工作。
还有一个个别问题，但也是大问题——小城市的命运，那里住着我们相当一部分公民。他们常常没有生存所必需的收入，被迫靠地方财政拨款来生活。而同时小城市往往却是地方民主最好的试验田。这里的人们互相熟悉，谁干活好谁不好一目了然。我以为，必须保证这些地方当局长期稳定的收入（这就意味着需要稳定、可提前预知的地方预算拨款）。不能让市长盯着上头钱给多给少，这样的话对他的评价就是领导说了算，而非公民们说了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望这里会诞生新一代的政治家和有效的管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