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的经济解读

宋鲁郑 2011-07-11 01:34:37

重庆模式横空出世，影响远及海内外，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重要的“重庆现象”。这看似突然，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却一直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市场的魔力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勤奋、高储蓄、丰富的人力资源）尽情释放，中国也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新发布的世界五百强，大陆入榜企业高达61家，如果加上两岸，则力超日本居全球第二。美国虽仍以133家企业高居榜首，但自2002年以来，每年都在减少，到今年已减少64家。而中国虽然2003年的时候仅11家，但自此年年增加。这个数据反映出双方的此消彼长。当然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仅仅是依赖低廉的劳动力，2011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名列第29位，比上年提升14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自由派心仪的印度连续数年持续下降，从2009后的第41位降到2010年的52位，再到今年的62位。

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不仅在经济领域常常失效（欧美经济危机及随后的大规模政府行政干预就是一例），对许多社会问题更不能提供解决之道：如环境保护、贫富差距。今天在中国形成的三大民怨：高房价、看病难、教育负 担都与将市场化原则引入其中有关。就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了数百年的发达国家，这三大领域也不会任由市场主导。应该说，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在带来巨大成功 的同时也产生严重的弊端，是重庆模式出现并引发全国瞩目的时代背景。从根本上讲，这是对解决现存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是对过度依赖市场化的改革进行的纠 偏。

重庆模式内容虽然很多，比如打黑反腐、唱红、打黑、反腐、唱红、吏治 、户籍改革 、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 、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 、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 、绿化 ，但其核心都是“民生”。今天，重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基层和区县。这也是重庆模式得到百姓热烈拥护的原因。事实上，这种以民生为核心的模式贯穿薄熙来从政始终，他在全国广为传播的名言就是：金杯银杯，不及百姓的口碑。

然而与百姓热烈拥护相反的是，海内外理念相近的自由派群体却对重庆模式口诛笔伐，称之为文革。海外的自由派本人也有接触（如在台湾观选期间），知其是为反而反。执政党所做的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情，他们必一反到底。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最惠国待遇，后来的加入世贸，还有奥运会，甚至支持达赖、台独。就是2010年中日因钓鱼岛的冲突，他们竟然也站在日本一边。因为他们深知，这些将增强中共的合法性、支持度和在全民的凝聚力----这些人还经常好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模样，教导世人要分清政党和国家，只是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将两者分开了呢？ 另外，这些群体长期在外，早已不知国情。所以，以文革来否定重庆模式，并不奇怪，但何以国内的自由派学者也犯同样违悖事实的错误呢？

文 革在中国被称为十年浩劫，已被举国上下所否定。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之重由此可见。所以海内外自由派不约而同的把文革的帽子扣到重庆模式上，足见其反对 之激烈。但这却是完全违反常识和最基本的事实的。重庆模式不仅高举民生大旗，更是全面促进了经济发展。重庆模式的主创者薄熙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一是发展不能仅仅追求GDP、财政收入。重庆不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钱再去改善民生，现在就把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动力。二是经过实践发现，民生改善越多，百姓越受益，经济也越活跃、政府越有钱，经济越发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立竿见影。

所以，重庆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则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2007年为10亿），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2010年，重庆主城区设立了中国非沿海地区第一个享有省级行政地位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两江新区。

当然，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宏观的概述，具体到微观，则还必须有把握市场经济的高超技巧，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虽然各方都承认重庆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吸引外资与薄熙来担任过商务部长有关：庞大的海外人脉。但人脉只是充分条件， 资本是要逐利的。在重庆这样的内地城市，没有相应的制度创新，是不可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外资的。要知道，惠普、宏碁这样的品牌分别是全球笔记本电脑市场名列第一和第二的巨头。

中 国开放之初，沿海借地利之便实行“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也就是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加工制作后，再出口到海外。这种两头在外的模式到八十年代末期就占据进 出口额的半壁江山，而且更是解决了大量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随着沿海产业的升级和各种成本的增高，这种模式开始难以为继。然而，向内地转移却又遇到了各种瓶 颈：物流运输成本、货物通关。如果不解决这两大制约因素，这种产业转移很难大规模实现。而重庆则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新的突破，走出了前所未有的“一头在 内、一头在外”模式。

以笔记本电脑为例，通过70%到80%的 零部件本地化生产以及整机加零部件生产的全流程产业链， 极大地减少了外来运输的成本。惠普、宏碁的进入，又吸引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等世界级代工商的协同。这种产业集聚，又促使研发机构的 跟进。而当零部件本地化整合和研发中心的迁入后，重庆并不满足，又在此基础上，最终促成了销售结算这一高端环节的落户。这其中主要是推动国家有关部门调整 了离岸金融的制度安排。2010年初，结算量高达1000亿美元的惠普亚太地区结算中心移师重庆。这将带来政府一年几十亿元的税收收入、银行一年几十亿元的业务费用、会计师等阶层一年十几亿的薪资收入（2010年10月，宏碁也明确将结算中心放到重庆）。

由于深处内陆，即使一头在外，物流成本依然可观。重庆的解决之道也即最大的突破是打通了南线铁路欧亚大陆桥。2010年11月，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期间，海关总署与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海关签订合作协议，实施便捷通关措施。基于南线欧亚大陆桥的渝新欧铁路专线开始推动，这比走北线欧亚欧亚大陆桥缩短运时三分之一。借助这个南线 欧亚大陆桥，内陆地区也变为开放前沿。除此之外，海运则打通了重庆到深圳盐田港的铁海联运通道，比长三角海运欧洲还快两天。最后，重庆明年5月将开通中国最短至欧洲航线：重庆—赫尔辛基国际航线 。届时，只需要约8.5个小时，重庆市民即可抵达当地游览，再加上芬兰也是申根国家，可自此进入整个欧洲。这不仅是中国到欧洲最短航程的航线，也是内陆首条北欧航线。

加工贸易离不开保税物流和保税区。过去由于解决不了保税货物由陆到边境的在途监管问题，保税区在内陆一直是空白。重庆在中国海关的支持下，通过运用现代物联网技术和GPS定位系统，从技术上解决了保税物流的监管问题，从而获得国家批准，在重庆设立了两个综合保税区。

当然重庆在经济层面的创新并不仅仅上述几个方面。比如为推动民企发展，借鉴欧洲做法，扶持微型企业的发展：凡注册本金10万元的企业，均可得到政府3到5万元的补助以及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到目前为止，重庆登记的微型企业已达2.3万个，平均一个企业带动9个人就业，总的带动了20万人就业。反过来，如果这些人失业，政府投入的救助资金也同样可观，这相当于从授之于鱼改为授之于渔。其思路是：私营大企业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市场门槛平等 ；对中小企业而言，是解决融资难问题；对微型企业，则是解决资本补助问题。

当然重庆除了制度创新解决发展瓶颈外，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自已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税率优势。重庆本身执行西部大开发15%所得税率，又享受两江新区、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全国政策最优。再比如资源、劳动力要素成本低，重庆的地价和房价比较合理，企业有比较低的土地、房产成本。还有物流成本低，率先实现7000公里高等级公路不收费，通过政府补贴等举措进一步降低港口、铁路等物流成本，确保企业流通成本有竞争力。

另外，虽然重庆已被外界视为红色山城，重庆在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上却不遗余力。针对民营市场主体在发展中遭遇的瓶颈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的二十条政策，目的是通过建立“低门槛、高效率、轻负担”的市场准入机制。目前民营企业已在重庆占据主导地位。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总数的80%在民企。而在最近几年的新增就业人口中，民营经济承担了95%。2010年，重庆非公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9%以上，税收总量 比重超过60%，出口交货值所占比重超过62%。民营企业财政税收贡献同样巨大。2010年，仅排列前20位的企业税收总额就达到84.99亿元，平均税收4.25亿元，比上年增长48.08%。

可 以说，重庆的经济高速发展，与针对内陆瓶颈进行制度创新密不可分，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密不可分。许多做法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创。如果说薄熙来在主政大连和辽 宁能够成功吸引外资是靠的待人以诚、“交心”（大连外资利用率占辽宁省的一半），哪么在重庆的成功还则还有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特点高明的把握。如果说重庆模式社会管理的特色是从过去的红色传统、民族传统寻找资源（公平、公正），经济管理则是依靠市场机制。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共性都是对现实问题针对性极强。 如果说文革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哪么重庆就是以民生和经济发展为纲。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任何得出重庆模式是在搞文革结论的群体，是多么的主观和先入为主。

重庆模式能够走多远，无疑取决于社会管理和经济创新。至少到目前，重庆仍然在这双向上迅猛前行。刚刚过去的上半年，重庆实际使用外资有望达到30亿美元，同比增长130%，增幅在全国名列前茅。1至5月审批境外投资总额5.15亿美元，实际投资2.2亿美元，同比上升786%。预计上半年将完成协议对外投资达10亿美元，实际对外投资2.5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4倍。预计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00亿美元，同比增长80%以上，增幅有望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实现历史性新跨越。同时，重庆又进一步放松城市户籍管理，让外来民工享受城市红利；增加大学生带薪实习岗位；每年新增60亿元教育投入（另将投入3亿元经费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大幅调整部分工伤人员待遇标准（一次性工亡补助从17万多提高到近40万，即年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百名农业博士深入农村助推农户增收；首创群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即干部下访群众制度化）等等。

重庆模式对于今日中国的贡献何在呢?首先历经三十多年改革,终于达到中等收入阶段。这即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门槛”,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历史各国的经验，“中等收入陷阱”既 是经济转型阵痛期：各类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在不断减少，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 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 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治安恶化，黑社会等各类有组织犯罪兴起。如果解决不好，还往往是政治风险高发期，政治诉求高涨，政治对峙与动荡频繁。特别 是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中国这样规模、背负悠久传统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而重庆模式则为整个中国顺利应对挑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尝试。

其 次，要化解贫富差距必须解决中西部的差距。中国自本世纪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涉及十二个省市，国土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当时成立的西部开发领导小组，时任 总理的朱镕基为组长、副总理温家宝任副组长。十年来，西部各地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增速快过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个时候出现的重庆模式则为西部地区 探索出一条大发展的路径。

最 后，重庆模式意外成为世人了解自由派群体的契机。世界上左、右翼的划分本有共同的标准：代表下层民众，就是左派。支持财团则是右派。但在中国则有特殊之 处。中国的右派也往往以支持下层民众的面目出现，所以一般把是否支持西方价值观作为划分左、右的标准。但百姓热烈拥护的以“民生”为核心的重庆模式出现 后，自由派群体则对之忧心忡忡，竭力否定。在百姓被黑社会所侵害之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当一个律师出现争议之时，竟引致他们的兴师动众。甚至以文革之 名将之否定。自由派对一个新生事物居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下这样的结论，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足显其学术水准、学术态度和辨识能力，更是将他们的真实立场 展示于天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支持重庆模式，感谢重庆模式，祝福重庆模式。